引言
回顾宋对辽、西夏实行的政策管理，其中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仁宗朝已经消失于历史，但是对历史的学习不是为了回顾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未来。仁宗朝对辽、对西夏的政策给予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更是让我们站在当时的背景下去反思，去探究，去感受在这历史背后的启示所在。
大国自信，不甘示弱
仁宗朝之所以和西夏开战，是因为西夏挑战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宋夏战争的发动也许确实存在没有看清形势，不了解军事部署妄图一举击败西夏的问题，但是这也展现了宋人自身的自信和傲骨，并且确实给予西夏重创。
北宋素来有“弱宋”之称，太祖一场杯酒释兵权使得北宋重文轻武，一片弱柳扶风之态。即使在这样的局势下，北宋依旧坚持中原大国自信，坚持宋王朝的威严不可冒犯，联合唃厮啰对西夏成夹攻之势。礼宾使张崇俊言：“且藏才族十万余众，人马勇健，且与昊贼世为仇。又闻唃厮啰已发人马入西界是为贼腹背之患也。”
对西夏的战略政策也取得了成果，有史载：“元昊虽数胜，然死亡疮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可见强硬手腕是必要的，尤其是对于当时的北宋，手腕强硬对于树立威信和展现势力是极其重要的。
尽管北宋自身也因战争而损失人力物力财力，但是战场意味着牺牲。战争爆发后北宋也给西夏敲了一记警钟，就是停止对西夏的岁赐和边境等地与西夏的贸易。
西夏本身物资匮乏，仰仗宋夏边境榷场贸易以维持生计，现下双方战乱，榷场关闭，西夏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人民生计问题层出不穷，连年战乱雪上加霜，国内一度陷入困境：“赐遗、互市久不通，饮无茶，衣帛贵，国内疲困，思纳款用兵以来牛羊悉已卖契丹，一绢之直为钱二千五百，人情便于和。”
可以看出北宋自信、不甘示弱的态度和对西夏强硬的军事手腕确有效果，制止了西夏的野心进一步膨胀，也提醒不臣之心的周边政权，宋的地位不可轻易挑战、撼动。
识时务者为俊杰
任何时候的局势都是决策的前提。正确分析形势做出准确的行动，这是考验一位君主的能力，是一位廷臣的素养，更是一位使臣的要求。宋夏战争正值酣战，辽横插一脚，在这样的局势下，宋廷想到绝不可再与辽发动战火，这是识时务。
明确什么样的时局，自身处于什么样的境地，这点无可厚非，毕竟宋辽自“澶渊之盟”后一直维持和平，成“兄弟之好”，契丹与往日也不尽相同，汉风甚重，于情于时机，都不可发动战争。另一层的局势就是辽夏相互勾结，致使北宋所处局势极为不利。
大臣富弼即言：“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盖先已结大敌之援，方敢立中原之敌。”刘敞亦说：“夫元昊，国(宋)之仇贼，而北戎之姻亲也，阴山之外结之久矣。实一家也。”
在这种情况下，北宋和西夏只能一边继续战争，对辽只能增加岁币以解除边境威胁。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时的软弱并不是实力不足，而是环境造就的。
富弼口吐莲花，说服辽主，与辽岁币，虽使北宋自身受到损伤，但是止住了更大的危机，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可见在国家利益面前，使臣衡量利弊的本事亦是不可或缺。
注重内部建设和军事建设
仁宗朝使臣群体肩负责任出使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心性坚强，能在他人领地不卑不亢、不屈不挠，还能接受不同独特的习俗，适应性强，如契丹人爱饮酒，出使使臣参与契丹接风宴席必与之饮酒，所以大多酒量甚好，酒品亦佳。
契丹欣赏宋的诗词文学，辽主亦会在宴席上要求使臣作词，这就要求使臣学识文化水平高，行事作风彰显宋王朝风范。这是仁宗朝内部建设的优越所在，对于官员、使臣的管理和要求严格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与西夏一战，提醒了北宋军事方面的疏漏，对于“重文轻武”的风气应当反思。
宋辽之间的友好关系，互遣使臣频繁往来，每年岁赐予辽，不仅没有使宋重视边境问题反而更加沉溺于享乐。史载：“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直到宋夏关系恶化，战争爆发。
让北宋开始意识到边境、夷狄侵扰的严肃性，开始重视军事、将领士兵等防御建设。北宋为了应对西夏的问题，招募藩兵，藩兵熟知地形，性情勇猛，对西夏人了解颇深，着实补充了北宋对抗西夏的缺口。
苏轼曾言：“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虽说言过其实，但是不可否认确实加强了北宋的军事能力。
堡垒等城防建筑的修建也增加了防御实力。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北宋的军事实力太过薄弱的事实。北宋将不知兵，兵不知将，远程实时遥控战事，不给予将领权力等问题无法根除。
廷臣与使臣对此都讳莫如深，尝试劝谏，张方平言：“臣窃听与人之议，皆谓前后丧师，非贼能败我，我自取之。凡诸边臣，禀命招讨司，机宜事，会不失之急，则失之缓，勇者不能施其力，智者不能专其谋。”
韩琦上言：“缘边部署、钤辖下指挥使臣，每御敌，皆临时分领兵马将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将之威惠，以是数至败衄。”战火之下才想到增加军事防御等事务，可见究其根本是不重视，在周边虎视眈眈的环境下，一定要重视内部建设和军事建设。
知己知彼，找准方向
对外政策的制定是针对交往国家的，在制定之时若是不能知己知彼，那么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西夏战争爆发又可以说是宋廷错误的决策和方向引发的。
宋当时听闻西夏要自立为王，元昊要求称大夏国主，一时间宋廷震动不已，冲动之下发动宋夏战争，开战后才发觉自身军事问题所在，导致好水川、三川口等战役接连战败，损兵折将，造成巨大损失。
无法否认这确实是没有了解对方军事部署、军事实力等方面后做出的错误决策。而在辽夏战争中，原本北宋要与西夏签订和约，辽却告知用兵西夏，阻碍和谈。
这时除了奉使契丹多次的富弼等使臣明白辽西夏之间的隔阂和症结，廷臣和仁宗都对辽西夏是否有战争存疑，故而派遣使臣前往打探消息。在这次的处理上，北宋明显比宋夏战争之时谨慎许多。探听得知辽夏确有症结，才实施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和措施。可见知己知彼，了解真正的对手才能找准方向对症下药。
仁宗的对辽、对夏政策不是完美无缺，亦不是漏洞百出。其中有好有坏、有优有弊，非是局中人，我们都无法想象面对边境危机之时仁宗的焦急，富弼肩负重担出使契丹的忧虑，廷臣面对辽夏同时威胁北宋时的紧张。但是仁宗的对辽、对夏政策是为了护住大宋，护住人民。
尽管政策收效不同，但是目的是很纯粹的，值得我们后世学习，其中不足之处值得我们去反思和避免。结语仁宗朝所处时代上承太祖、真宗，周边局势较为稳定，仁宗本人有志改新，但是朝野上下难免盛行享乐之风，部分廷臣尸位素餐，党争不断。
使臣代表宋王朝形象，是廷臣中的佼佼者，遴选要求甚为严格，出使任务赋予了他们比廷臣多一份走万里路的视野。仁宗的果断、廷臣的智慧、使臣的胸怀与眼界共同影响了当时的对辽、西夏的政策，成就了仁宗朝的不甘示弱的精神，也延续了羁縻怀柔的深思。
对于当时当日政治、外交，意义非凡。使臣群体的特殊性使得他们和政治、外交联系紧密，他们不仅仅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更是一个群体，他们的影响力是不可低估的存在。他们的主张和情感的抒发分别体现在奏议和诗歌上。奏议的严肃性决定了他们的周全思虑，出使诗歌会在情感中展现内心的倾向。
换句话说，奏议是政治思想的传达，出使诗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一个人的情感影响他的思想，他的思想会受大环境的影响，所书言论又影响同僚群体的选择，同僚群体互相之间又各怀心思，但最后总会共同凝聚于政策手段之上。其中关联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着实值得研究深思，为当日、后世所鉴。
对于辽和西夏，使臣群体永远放不下夷狄的观念，所以尽管与辽缔结盟约，对辽的态度持包容心态，兄弟相称，但是仍视契丹占据幽燕为千古之耻，劝诫仁宗准备军备，保卫边境，若是实力允许，一雪前耻。
结语
总的来说，仁宗对于处理辽、夏的政策方略集合朝臣们的智慧可为攻策、守策、牵制政策，每个政策各有千秋，都是宋廷针对当时的情况作出的判断与对策，成效与影响各不相同，总归是优劣参半。但是最终都是保住了大宋江山的稳定，解决了燃眉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