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东轩笔录》，我们可以看到一段十分耐人寻味的描述。
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其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在这段文字的记载中，王安石居然在自己的亲儿子还活着的时候给儿媳张罗改嫁，这种不偏不私、为儿媳着想的开明态度即使放在现代社会也绝对称得上是众多公公之楷模。
王安石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另类吗？倒也不是，我们翻开《临川先生文集》，可以看到另一段文字。
临川王某曰：俗之坏久矣，自学士大夫多不能终其节，況女子乎！当是时，仙居县太君魏氏，抱数岁之孤，专屋而闭居。躬为桑麻以取衣食，穷苦困厄久矣，而无变志。
在这篇《仙居县太君魏氏墓志铭》中，王安石对女性守节不嫁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扬，变成了一个传统的卫道士形象。
一边对寡妇守节大肆宣扬，一方面又亲自给自己的儿媳张罗改嫁，王安石的行为是妥妥的“口嫌体正直”，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让人不禁产生怀疑，宋人对女性改嫁到底秉持怎样的一种态度？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要从王安石说起。
王安石有着超凡脱俗的女性观
王安石一生为近30位女性撰写了碑文，在这些碑文中，我们能够窥到他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着与众不同的一面：他既推崇儒家传统道德要求的贤德，又欣赏女性独立自主之品格。
要知道，其他人在为女性撰写碑文时，主要着眼于她为夫婿、子孙、家族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力图塑造一个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形象。
可在写他的妹妹时，王安石却说：“工诗善书，强记博闻，明辨敏达，有过人者。”在古代，这类溢美之词通常用来形容饱读之士，王安石把它用在自己妹妹身上，说明在他心中，妹妹和天下士子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
如果有人觉得王安石是对妹妹偏心的话，我们再来看他写的其它墓志铭：“夫人好读书，善为诗，静专而能谋，勤约以有礼”，“好读书，能文章，有高节美行”“夫人于财无所蓄，于物无所玩，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人贤不肖，无所不读。盖其明辨智识，当世游谈学问知名之士，有不能如也”……王安石在为女性撰写碑文时，除了赞颂其贤良品德外，总是不吝笔墨描述其在才学方面的优异表现，这足以说明在王安石眼里，评价一个人时才学是比性别更为重要的要素。
这种衡量女性的标准与封建传统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大相径庭，反映出宋代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更倾向于将女性视为平等的个体，而非单纯只是男性的附庸。
既然男女相对平等，男性能够再娶，女性自然也就可以再嫁了。
士大夫阶层对女性改嫁的矛盾心态
王安石自相矛盾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宋朝士大夫阶层对于妇女改嫁心态上的矛盾。
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忠实维护者，封建女德的标准是他们无法改变的既成现实。其中迂腐者对于女性改嫁的“歪风邪气”自然十分不满，开明者如王安石也不可能公开反对传统女德的种种要求。
在宋朝“从一而终”始终是女性身上最为宝贵的品格，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一员，王安石自然无法跳出儒家传统道德的约束。
可对于女性追求自身幸福选择改嫁一事，王安石心中还是抱有一份悲天悯人的同情心的，所以在对待自己儿媳妇改嫁这件事上，他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不仅不阻挠儿媳改嫁，反而为了保全她的名声，在自己儿子还活着的时候就要为她“择婿而嫁之”。
这是王安石作为一名长辈出于良知和不忍而作出的举动。至于他对魏氏的称赞，则少了很多感性的色彩，更多地是站在一名传统卫道士的角度去看待。毕竟他与魏氏素不相识，魏氏孤儿寡母生存之艰难是他所不必考虑的。来自远方的哭声传不到王安石耳朵里，他自然也就铁石心肠了起来。
宋朝女性改嫁之风盛行
在宋代，程朱理学并没有像元明清那样受到重视，因此传统女德的约束力相对有限。王安石的“口嫌体正直”又反映出了宋朝士大夫对女子改嫁一事的普遍态度：理性上不推崇，感性上不反对，行动上挺支持。
加上宋代距离唐代不远，把唐代较为“开放”的风气继承了不少，因此在当时妇女改嫁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情。上到皇族宗室，下到黎民百姓，女性婚后改嫁的例子不胜枚举。
根据《宋史》记载，宋英宗治平年间就有令文：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官以上，即许为婚姻。在宋神宗元丰元年又有诏令：诏宗室袒免以上女，与夫离而再嫁， 其后夫己有官者，转一官。
可见在宋朝，官方对于宗室女性改嫁一事是持支持态度的。
当时在朝堂之上，甚至还出现了大臣因为没有让弟媳改嫁而遭到弹劾的事情。在宋仁宗时， 当时的参知政事吴育的弟弟早早去世，其弟媳有六子而寡，而御史唐询就以此为由弹劾吴育弟妇久寡，不使再嫁。
类似的事情在宋代还有很多，女性改嫁成了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在如此风气下，要想将“从一而终”的传统女德要求强行推开就毫无现实性可言，王安石们也就只能将那些凤毛麟角坚守“义节”的行为拿出来大加赞扬一番，聊以慰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