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包头市九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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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名称：杜岭方鼎
年 代：商代早期
体 量：通高87厘米，口长61厘米，口宽61厘米，重64.25千克
出土地点：河南省郑州杜岭张寨前街
收藏单位：河南博物院
这口方鼎实证了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座王都——“郑州商城”的存在，也是中华文明“天下主义”传统的历史见证。
王者之都的代言
商的建立，让一个辉煌的青铜时代到来了。
使用青铜器来象征一匡诸侯、统一华夏，是从大禹铸造九鼎开始的。《史记》记载了这个流传古今的故事：大禹带领民众治水成功，在涂山之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部落联盟大会；之后，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九鼎代表九州。自此，青铜铸造的鼎，便被赋予了神圣至高的象征意义。
▲后母戊青铜方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但将这一象征意义发扬光大并加以普遍运用的，却是商代。当商走向繁荣鼎盛时，青铜鼎的兴盛期便真正到来了。它们成为国之重器，一步步走向宏伟和雄奇，直至铸造出令后世震惊的后母戊大方鼎。学者们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和支持，这样的青铜鼎是无法制造完成的。此时的鼎，高踞于威严神圣的礼仪殿堂之上，散发着让人崇拜和敬畏的气质，成为一个王朝制度和精神的代言者。
杜岭方鼎，发现于郑州商城遗址一个名叫杜岭的地方。在它出现之前，郑州商城遗址被考古学界推测为商代的王城之一，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充足的考古证据。1974年，当两尊方鼎从历史的厚尘之中终于显露出来时，王者之都的力量马上传递给了考古工作者。若干年后，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杨育彬先生回忆起他第一眼看见两尊杜岭方鼎时的感受：“就一眼，直刺心底……两尊青铜大鼎，破土欲出，峥嵘乍见，这种不言自威，这种冲天霸气，非王莫属！”眼前的青铜大鼎，让他真真切切地看见、摸着了一个王者之都。
▲1982年出土于郑州商城东南角外侧的窖藏青铜器。（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复原场景 周玉州 摄）
在杜岭方鼎之后，郑州商城遗址陆续出土了数量众多、形制巨大、铸造精美、纹饰精致的青铜礼器，充分证明了它是商王朝前期的都邑遗址。有学者认为它是“汤始居亳”的亳都。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都城遗址之一，它很可能是那个时期世界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城市。
▲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内展出的“亳”字陶文。（新华社发 李安 摄）
以东夷入主华夏的商人
今天，我们可以从规模宏大的王城遗址、雄健厚重的青铜重器之上看见商的形象，更可以从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系统文字符号——甲骨文和金文之上，直接读到商的故事。作为中华历史上第二个王权制朝代，作为第一个有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商朝进一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基础。此后的中华文明史，展现出对于商文化强烈的传承关系。
那么，商人从何而来？
商人原出于东夷，是东方夷人的一支。在商人的祖源神话中，其始祖契是一位名叫简狄的女子，因吞下一枚玄鸟蛋，怀孕而生。《史记·殷本记》记载：“有娀氏之女名简狄，吞玄鸟之卵而生契。”商人因此以玄鸟为崇拜对象。这一传说应证了商人作为东夷后裔的可靠性——东夷有着悠久的凤鸟崇拜传统。从考古看，商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与凤鸟相关的器物，如妇好墓的玉凤，是甲骨文“凤”字的来源，有“天下第一凤”之称。
▲妇好墓出土玉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人的祖先契是舜时代的人，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命为司徒，封地于商邑，此后以“商”为族名。经过漫长的发展，契的第14代子孙汤联合天下诸侯，推翻了夏的末代君王桀，建立了商王朝。商汤吸取夏朝灭亡的教训，“以宽治民”，追求“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他仁待夏朝的遗民，不仅允许保留“夏社”，而且册封大禹后人——这正是中华文化中“继绝学，兴灭国”的宝贵传统。一系列的仁政之举，推动商的国力日益强盛，开创了辉煌的青铜文明，扩展了统治区域，影响远至黄河上游，氐、羌部落纷纷纳贡归服。《诗经》为此吟唱道：“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
商起于东夷，但却能由夷而入主华夏，这表明了中华文明“天下主义”传统的包容性。
辉煌的青铜文明
青铜因其贵重，曾一度被称为“金”，代表着财富和权力。中国青铜文化由来已久，早在距今约5000年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便已出现青铜器具，至商代达到鼎盛期。由于商人具有深厚的崇祖敬神观念，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十分重视祭祀和占卜。青铜器的铸造在一定程度上是祭祀仪礼等重大活动的制度性需求。
▲四羊方尊。（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商代青铜器的铸造主要采用模范法，形体较大的器物则采用多种形式的合范分铸法，因此能铸造出造型复杂、形制宏大的铸件，如著名的四羊方尊和后母戊大方鼎等。经过商朝的持续推进，青铜工艺发展到西周及春秋时期，周人发明了“失蜡法”“分铸法”“错金银”技术，把青铜铸造技术推向了又一个历史的高峰，留下了繁复精致、惊世绝伦的一系列代表作。
回到禹铸九鼎的故事。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了九鼎的传承轮替的经历：“……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这就是九鼎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联的故事：夏灭商兴之际，九鼎迁于商毫都；商灭周兴之际，九鼎又迁于周镐京。鼎成为了国家兴亡的象征——失鼎代表国亡；夺鼎代表开天辟地；定鼎代表王朝开国。
今天，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国家礼器。我们依旧将“鼎”作为团结、统一、昌盛、吉祥的象征；我们依旧像华夏祖先那样，追求国家民族的“鼎新”“鼎立”“鼎盛”。关于“鼎”的观念传承至今，这正是中华文化绵延亘久、生生不息的表现。
（文章编自：四川民族出版社《何以中华：一百件文物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
作者简介：
郑茜，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近年来主持“‘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表征体系研究”“民族文物价值体系建构研究”等课题，提出“中国博物馆人类学”学科建设构想并构建研究平台，引进并主编“博物馆人类学经典译丛”。
周玉州，中国民族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目前主要从事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史实物实证及相关展陈研究工作。
监制｜顾群 杨新华
统筹｜刘佳 康坤全
采写｜郑茜 周玉州
审稿｜郭家翔
制作｜寇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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