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历史上的几次大统一，相信很多人会想到唐宋元明清，或是秦、汉王朝，但这忽略了在唐朝前面的隋朝。
隋之统一，与秦同样伟大，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大分裂时期，即三国两晋南北朝。
而且，隋朝时期国富兵强，国家财富之巨，在历史上的几次大统一中甚至能排进前三。
那么，像这样一个王朝，为何仅仅经历了两代皇帝就灭亡了呢？
窃取成果，还是凭借实力？
我们知道，杨坚是隋朝的开国皇帝。
说好听些，他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结束了混乱的分裂时代；说难听些，杨坚跟当年司马家族干的事情一样——靠篡位得的天下，是窃取了别人辛苦付出的成果。
而被窃取的这个人，看似是北周静帝或北周宣帝，实际上是北周武帝宇文邕（yōng）。
后世有不少人认为，北周武帝在位期间的功绩，能比肩秦始皇和汉武帝，可见其为南北统一打下了多么坚实的基础。只可惜，北周武帝因日理万机、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年仅36岁。
到了北周武帝的儿子宣帝宇文赟（yūn）继位时，儿子是一点没继承老爸的优点，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后来竟主动把皇位禅让给了年仅6岁的儿子宇文阐（chǎn），自己则逃避责任，当太上皇享福去了。
此时，宇文阐的辅政大臣正是杨坚，再之后，便发生了我们所熟悉的“剧情”——辅政大臣实在不忍心看着国家如此衰颓，于是直接“取而代之”，隋朝就此建立。
而在中国的另一边，南方的陈朝，后主陈叔宝跟北周宣帝是一个德行，荒废朝政，沉迷酒色，南陈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隋所灭。
就这样，杨坚完成了统一全国的伟业，又一个大一统时代，开始了。
可怕的文化冲突
现在我们知道，杨坚是靠篡位夺的天下。本身篡位就难服众，可杨坚还要面临一个巨大的难题，这个难题不是光靠武力就能解决的，而是深耕在人们的骨子里、人们的意识形态里的东西——文化。
以前，不论是北魏的拓跋家族，还是北周的宇文家族，都来自鲜卑族，而非汉族。但他们为了统治人口占多数的汉族人民，又不得不吸收、兼并汉文化，以及接受汉士族与地主，这使得北朝的统治阶级一直以来存在着两股势力——鲜卑贵族与汉士族。
要说这两股势力吵得最凶的时候，还是北魏第七位皇帝孝文帝统治时期。孝文帝似乎对汉文化无比痴迷，上台后就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要求全民学汉语、穿汉服，而最引起轰动的，莫过于迁都洛阳。
那些保守派的鲜卑贵族当然不乐意了，纷纷反抗，甚至还要搞独立，但孝文帝已经下定决心，还不惜处死了因反对汉化而发动叛乱的亲生儿子拓跋恂。
自古以来，改革少不了血雨腥风，孝文帝的革俗汉化是成功了，但这也为鲜卑贵族与汉士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埋下了伏笔。这种文化冲突，以至于影响到了后来的隋朝，成了其内部的一个突出矛盾。
其实，诸位想想也知道：杨坚，一个汉族人，篡夺了原本属于鲜卑族人的皇位，所以在那些鲜卑贵族的心里，一定是极其不服气的。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北周的宗室诸王一开始屡次尝试谋杀杨坚，且地方总管也相继起兵反抗，但最终都被杨坚镇压和铲除。
隋朝政权毕竟是在北周政权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杨坚还是离不开以前北周的政权机构，好在也有一部分人向杨坚表示了忠心与依附，但他们内心究竟是怎么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一旦有一天，这些鲜卑贵族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暗中勾结，一同对抗隋政权，因为在他们真实的意识形态里，隋是篡“周”而立，并不正统。
这么说并非笔者随意猜测，后来的历史确实就是这么演绎的——隋朝的第二任皇帝杨广，正是被来自鲜卑族的宇文化及授意其部下所杀，隋朝就此灭亡。
许多历史学者倾向于将隋朝与秦朝相类比，之所以说秦、隋很像，除了它们皆是二世而亡，还有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矛盾与冲突。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还没有所谓“汉人”的整体民族意识。在分封制的制度下，百姓们心中的“国家”，仅指自己所在的诸侯国，不是什么周王室，也不是整个华夏大地，这有点像现在21世纪的欧洲，各个国家有着自己的文化与经济，有着自己的货币等等。
而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他废除了分封制，强行要求全天下都使用“秦”这一个国号，使用“秦”的货币与度量衡，实行“秦”的律法。
那些以前战国各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们，就如同隋朝的鲜卑贵族后裔们一样，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听从秦始皇和杨坚的命令，可一旦统治阶级的暴政让他们和百姓不堪忍受，他们无疑将奋起反抗。
随着项羽一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还有宇文化及怒弑杨广，天下再一次陷入各路起义的混乱之中，秦与隋就这样二世而亡，消失在历史的沧海之中
隋朝的“人脸识别”，使国库无比充盈
开头我们提过，以隋朝的富裕程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能排进前三，那么隋朝到底有多富呢？
史料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说是在唐太宗李世民上台后的第二年，他派人去清点隋朝国库留下来的财产，结果上报的数字令人瞠目结舌：隋朝国库还能支撑其50-60年的开销。
要知道，隋朝一共才建立了38年，而且，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可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兴土木主义者”，又是开运河、修长城，还四处征伐，但即便如此，隋朝的国库居然还能再支撑五六十年。
至于这些钱都是哪来的，还与隋朝自己发明的“人脸识别”技术有关。
当然，那时候可没什么相机和手机，还是“傻瓜式”的方法，大致流程是：派官员去到每家每户，把每个人的相貌特征通过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并且，不得有任何一个遗漏。
隋朝皇帝之所以如此动真格地进行“人口普查”，就是要严厉整治逃税、漏税的情况。
在这项名为“大索貌阅”的行动开展之后，有意思的是，隋朝人口居然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上升了约2000万，显然这不是全民生育而是彻查户口的成果，这也意味着国库的税收收入也跟着飞速上涨。
然而，尽管朝廷财富充盈，但不论是隋文帝杨坚，还是隋炀帝杨广，都对百姓相当抠门。
比如在文帝统治的第14年，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当地百姓连一口饭都吃不上，结果杨坚下令，不许开仓赈灾，而是让百姓外出自己逃荒。
在隋朝统治者这种“有国无民”的思想下，形成了一种极为讽刺的现象：朝廷的财富以及国有的粮仓越积越多，每年饿死的百姓也越来越多。
消灭暴政！消灭暴政！
到了隋炀帝杨广统治时期，朝廷依然不懂得与民同享的道理，不仅如此，杨广还变本加厉，进一步剥削百姓。
就拿杨广修京杭大运河这件事来说，后世对此举的评价，与秦始皇当年修长城是异曲同工。
从客观的工程角度来看，大运河的修建，确实能促进南北交通运输和文化交流，也利于加强隋朝对江南地区的统治，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这是统治者对百姓惨无人道的压迫，大运河，就像是被无数苦不堪言的百姓的鲜血所灌满的。
修建运河的时候，朝廷因劳力不足又急于赶工，甚至征发妇女前去劳役，可见隋朝百姓在杨广的心中，根本就不是他的子民，而是为了满足他各种愿望的奴仆。
当运河修成，那些好不容易挺过去的百姓，随即又得到一个消息——又要开始修筑长城了。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史料记载，“兴众百万，北筑长城”。
而当长城修完，百姓们松了口气，总算能休息会儿了！然而，没过多久，又一个令他们心如死灰的消息传来——皇上要御驾亲征，征讨高句丽，都给我去运粮！
百姓们即使心有怨言，也不敢反抗，因为这会被杀头甚至灭门，他们俨然如一台台被剥夺生命权的“劳役机器”，似乎生来就是为那皇帝卖命般地干苦力。
据《隋书》记载，当时隋炀帝为了耀武扬威，亲率113万大军，而负责运输粮草与辎重的民工数量，则是这个数字的一倍。
当杨广第三次发兵高句丽，当他还沉浸在自己的“战争梦想”时，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终于勇敢站起来了！
“消灭暴政！”
“消灭暴政！”
农民起义遍及全国，局势逐渐失控，隋王朝岌岌可危。
这里，我们不妨稍微聊聊其中一支起义军的领袖窦建德的故事，来看看他是怎么走上反隋之路的。
在隋末那段混乱时期，各路起义军经过不断的对抗与兼并，最后发展成了两大势力——李唐集团（李渊、李世民）与窦建德集团。
窦建德本来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农民，那年，隋炀帝征讨高句丽，县官来村里挑人当兵，窦建德被选为了队伍里的一个小领导。
当时县里有一个叫孙安祖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的房子在洪灾中被冲走了，老婆和孩子也都饿死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征兵令就在这个时候下达。
孙安祖向县令求情，表示不想当兵。县令不仅不同意，还动手打他。孙安祖整个人已然崩溃了，两人一来一去，最后他不小心误杀了县令。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孙安祖只好逃到好友窦建德这里。两人经过商量，决定召集其他不愿意当兵的同乡，大家一起开逃。
而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边，这一次，轮到窦建德了。
漳南有一伙盗匪，经常抢掠百姓，好巧不巧，他们偏偏不去抢窦建德的家那边，官府于是怀疑窦建德与这些盗匪暗中勾结。
结果，官府在未找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直接将窦建德家附近的村民全部杀光，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窦建德的家人。
这件事使得窦建德对隋朝充满了仇恨，他一路发展壮大，虎踞河北，可惜最后在虎牢关之战中败于李唐集团的李世民。
通过窦建德的故事，可见隋朝末年的百姓受欺压得有多么严重！所以“咎由自取”这四个字，真是被隋炀帝和他的隋王朝演绎得淋漓尽致。
公元618年4月11日，一位来自鲜卑贵族的后裔宇文化及，发动兵变，他命手下令狐行达将隋炀帝缢弑，炀帝时年50岁，隋朝灭亡。
以民为本，以德治国
唐太宗李世民后来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指出：一定要“藏富于民”，不要在国库里积聚太多的财富，应当以民为本，以德治国。这便是太宗对于隋朝富强亡国发出的感慨。
其实从东汉末年，一直到隋朝时期，百姓们的日子过得都不好，但很快，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国泰民安的时代，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璀璨的时代，即将到来，那便是——贞观之治后的盛世大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