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12月16日，天宝十四载，大唐爆发了安史之乱，长安失守，唐玄宗李隆基、唐德宗李适出逃四川，天下陷于大动乱之中。
李隆基与杨贵妃、杨国忠等仓皇逃出大明宫，出延秋门西行，过便桥，经咸阳、金城县，至马嵬驿发生兵变，禁军杀杨国忠，又迫使玄宗处死杨贵妃。此后，出散关( 今陕西宝鸡市南) ，入故道，经河池郡( 今凤县东北凤州镇) 、西县( 今陕西勉县) ，入金牛道，过益昌县( 今四川广元西南昭化镇) ，渡吉柏江，经普安郡( 今四川剑阁) 、巴西郡( 今四川绵阳市东北) ，至蜀郡（今成都）。
叛军占领长安后，子午道、傥骆道的北口都在叛军控制之下，南北交通只有褒斜道、故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江淮财富只能自襄阳沿汉水运道抵汉中，再通过褒斜等道运至扶风(今陕西风翔)，这时蜀道对保障唐王朝的安全和平定安史之乱起了重要作用。唐肃宗至德三年 (公元757年) 九月，郭子仪等收复两京，十月肃宗遣使入蜀奉迎玄宗，李隆基由原路返回长安。
公元783年，建中四年，爆发“泾原兵变”，德宗李适出逃奉天，由傥骆道奔梁州 (今陕西汉中市)，沿线居民点稀少，地薄民贫，物资贫乏，艰苦的环境超出想象，以至于当道路上百姓有人献瓜时，竟使李适激动得要给对方官做。
此时江淮运道被淮两叛军切断，在这紧张时刻，唐朝只能通过褒斜道转运粟帛。若这条蜀道不通，唐王朝将面临灭亡的危险。正是由于蜀道的畅通，李适才坐镇汉中，指挥勤王之师，平定叛乱。直至李晟等人收复长安后，李适才沿褒斜道经凤州、散关、凤翔，回到长安。
公元881年1月8日，广明二年，黄巢农民起义势如破竹，长安城破，唐僖宗李儇带随从宦官仓皇逃奔，经傥骆道、金牛道入蜀，抵达成都。这时江淮运道完全断绝，全部被藩镇占领，李儇所能控制的地区仅剩河西、山南、剑南、岭南西道等数十州。这数十州分布在秦岭南北，全赖蜀道联系，尚可使唐王朝残喘一时。直到光启三年三月，李儇才由兴元府回到凤翔，文德元年二月返回长安。
唐朝三代君王玄宗、德宗、僖宗，三次经蜀道出奔，虽然都安全返回，但是一次比一次狼狈。玄宗走的路线是蜀道中最迂远的，同时也是最平坦、供给最易办的一条道，而德宗、僖宗奔蜀经过的傥骆道，是蜀道中最近捷的，同时也是最艰险的道路。
可以说，每当长安发生危难时，蜀地就成为唐朝皇帝最好不过的“避风港”。
在唐代，蜀道作为连接关中与成都的一条重要通道，具有多方面的重要作用。
地理上，蜀道，南从成都到吐蕃可达尼泊尔、印度，或由西川经南诏、缅甸到印度之路；北有长安西行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蜀道也日益成为重要的一条商贸大道。而
政治上，唐代以长安关中为首都，蜀道就成为把京都省府和地方相连接起来的重要纽带。通过蜀道，中央的命令才能下达到巴蜀地区，国家才能更好得到治理，中央集权才能得到加强。
经济上，巴蜀地区自然条件好，又得水利灌溉之便，加上长期农业技术的积累，精耕细作，故盛产粮食，物产丰富。手工业也较发达，这一带人口密布，商贾云集，市贸繁荣。蜀道恰好将渭水、汉水和长江有效地连接起来，虽自成一体，但绝不封闭，通过水路，它可与长江中下游之间进行畅通无阻的经济交流。这在战火纷起、运河航运受阻时显得尤为重要。
地势上，蜀地山川形势险要，四周大山环抱，易守难攻，由关中通往成都平原的七条陆路，属于古代川陕交通的范围，大致以梁州即今汉中为界，北边的四条道路为傥骆道、子午道、故道、褒斜道，南边有三条为金牛道、荔枝道、米仓道，都进入四川境内。 其特有的封闭性，使其在很多时候相对减缓了政治、经济中心发生战乱的破坏，每当全国范围内出现大的动乱时，蜀地的战略地位便相对上升。
早在秦国时，蜀地就已修筑都江堰，充分利用岷江的水利资源，因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粮食产量丰富，气候又适宜蚕桑，蜀锦当时很有名，成都因而有“锦城”之美称，杜甫脍炙人口的诗句写道：“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丝织品在唐朝是可以作为货币使用的，蜀地的富庶自是显而易见了。
在唐朝前期，蜀地就是朝廷的财政支柱，安史之乱后更加依赖蜀地，而到了晚唐时期，蜀地的地位更加重要，有“扬（州）一益（州）二”之称，作为战时的陪都，成都的作用首屈一指。
而蜀地特殊的山川形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更使巴蜀容易以独立的方式存在，远离战火，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成为动乱之际中原人士避难的地方和国都长安的后方基地，为其提供经济和军事上的安全保障。
巴蜀地区自古被誉为“天府之国”，其经济文化中心成都，是唐代都城长安之“外府”，是通往巴蜀的交通道路，是唐王朝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之一，深受唐代统治者的重视。蜀道北段的故道、褒斜、傥骆、子午四线均被先后辟为驿道，而蜀道南段的金牛、米仓、荔枝道，也都曾设驿通邮。
早在唐太宗李世民时就曾开凿褒斜道，这是唐朝对褒斜道的第一次大治理，目的是把蜀汉地区富饶的资源运到京师。这次开凿褒斜道和汉武帝时期整治褒斜道一样，在褒斜道交通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玄宗、宪宗、敬宗、文宗、宣宗为了维系川陕交通，先后都在褒斜道上设置馆驿，玄宗甚至为了杨贵妃能吃上鲜美的荔枝，特意开辟了荔枝道。唐朝多次修筑蜀道，频率之高、规模之大、效果之显著是绝无仅有的。
畅通的蜀道，使巴蜀地区成为首都长安坚实的战略后方，可以退守之地。不仅是保证了经济的繁荣，更是保证了朝廷的安全，减轻了变乱对王朝的冲击力, 保存了实力和平定变乱的号召力。
每当长安出现变故时，唐朝皇帝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蜀道的征程，历史证明放弃长安奔蜀， 几乎没有遭遇强有力的追击，给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使其能有足够的时间调兵遣将，积蓄力量，平定叛乱。安史叛军占领长安后，没有派精兵追击唐玄宗一行，唐德宗南奔梁州时叛军没有联合起来追击德宗，黄巢起义大军占领长安后，也没有乘胜追击李唐残余势力导致了起义的失败。
中国历史上，晋宋王室都曾南迁至长江以南，最终都划江而治，长江天堑既是保证他们安全的屏障，也是北上收复失地的巨大障碍。而蜀既能借助与长江流域便利的交通而获得物质补给，又不致远离京师，使王室影响力大大减弱，自然是理想的选择。
不过，避难蜀地虽可解燃眉之急，却不可能从根本上挽救唐王朝衰亡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