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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6月，唐玄宗在杨国忠再三怂恿与唆使下，拒绝前线将帅提出的据守险要、持久疲敌、伺机出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完全不具备与安禄山叛军进行战略大决战的条件下，多次逼迫潼关主将哥舒翰贸然出关作战，哥舒翰虽然不同意，但是也不敢有违君命，只好领兵出关。
而身在长安城中的玄宗还满以为此役必稳操胜券，故终日悠闲自得地静候前线报捷的佳音。
1、“平安火”消失了
孰料六月初九，哥舒翰的部下飞马来长安告急求援，玄宗闻知惊慌失措，赶紧召见潼关来人，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因为潼关是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与门户，如果万一潼关失守则长安无险可守，门户洞开，对于安禄山叛军来说取之无疑于探囊取物。
玄宗对来人勉励慰劳一番，当即表示马上派人驰援潼关。
怎奈长安除禁军以外已无可征调之兵，最后只好将前不久临时凑集起来的、毫无任何战斗能力的3000监牧兵由李福德等统领赶赴潼关增援。
20万大军尚且一败涂地，几尽全军覆没，这区区由3000市井无赖、游手好闲之徒所组成的增援部队又能有多大作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果真到了晚上，以往报平安的烽火不见了。原来唐朝制度规定，从潼关至长安，每隔30里设一烽火台，如无重大变故，早晚各点燃一次，向长安报告潼关平安无事，这称为“平安火”。
自安禄山叛乱，逼近潼关以来，长安城中的军民，每天吃过晚饭，就纷纷跑上高山，向东遥望着骊山顶上那最后的一座烽火台，当一缕火光终于在黑夜中升起的时候，人们便长舒一口气，知道又迎来了一个“平安”之夜。
这天晚上突然看不到骊山烽火台上的“平安火”，一时间全城鼎沸起来。
“平安火”突然消失，这说明潼关已经失守，长安城失去了屏障与门户，叛军骑兵朝夕即可驰至京城，因为潼关离长安城仅有300里路，人们多日的担忧不幸成了现实。
兵凶战祸，是人们最害怕之事，于是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打点细软衣物，准备外出逃难。皇宫里更是乱成一团，这位45年来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大唐天子，至此，才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与惊惧袭上心头。
2、唐玄宗为何要逃到四川？
潼关失守的第二天，玄宗清晨起来即命人赶紧召集宰相上朝议事，商量应急对策。
杨国忠“首倡幸蜀之策”，建议玄宗弃京前往蜀中避难。这是杨国忠处心积虑的安排，还在安禄山起兵兴乱之初，即开始谋划为自己准备退路，安排“后事”。
蜀中是他发迹之地，又身兼剑南节度使，遂命留守蜀中的剑南节度副使崔圆“阴具储偫，以备有急投之”。
杨国忠之所以力主玄宗“幸蜀”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蜀中的情况不仅了如指掌，而且蜀中的官吏又多为他的部属或党羽，倘若玄宗真的同意“幸蜀”，非但可使他现有的地位与权利不可动摇，必要时甚至可以“挟天子以令天下”。
再说蜀中物产富饶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周围悉为崇山峻岭，内外险固，易守难攻，极为安全。
虽然，蜀中有许多避难的有利条件，但是，蜀中远离关中、中原地区，很难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的态势，不失时机地领导组织富有成效的平叛战争。
因此，不难看出杨国忠提出的“幸蜀”之策，是彻头彻尾的逃跑。
此时早已如惊弓之鸟的玄宗，虽然非常不情愿做一个流亡皇帝，但是又一筹莫展，无计可施，无奈只好勉强应允。
玄宗同意到蜀中避难，偏安一隅，这又说明玄宗对抗击叛军、恢复失地和重整山河完全丧失信心。
3、君臣二人的“表演”
六月十一日，玄宗命杨国忠负责召集百官上朝议事，此时，杨国忠虽然已决意逃往蜀中避难，但却装得若无其事，只字不提。
先是装模作样地为国家遭受如此不幸而“惶懅流涕”，痛哭一场。
之后虚情假意地要大家献计献策，这时早已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大臣们，都目瞪口呆，无言以对。杨国忠见状知道再这样继续下去也于事无补，遂决定利用这“最后一次”机会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说：
“人告禄山反状已十年，上之不信。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
在长安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杨国忠身为百官之长，不思如何全力抗敌，为国家排忧解难，反而借机发牢骚、泄怨气；明明是他完全出于个人一己之私利最后激反了安禄山，现在他却将责任全部推在玄宗身上，只是玄宗此时忙于逃亡，所以也无暇顾及与追究杨国忠的“放肆”与“大逆不道”。
这时潼关失守的阴影也笼罩着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人们惊恐万分地四处奔走，不知去何处栖身避难，昔日车水马龙、喧闹繁华的长安城荡然无存，相反，映入人们眼帘的却是萧条冷落、恐怖惊惶。
罢朝后，杨国忠回到家里，怕夜长梦多，玄宗中途变卦，又匆忙要韩国夫人和虢国夫人速进宫面圣，无论如何要说服玄宗幸蜀。
弃京出逃毕竟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为了混淆视听，玄宗又故意制造了一些假象以愚弄欺骗满朝文武。
六月十二日早朝，前来参加早朝的官员仅有往日的十之一、二，朝堂异常冷清。玄宗登上了勤政楼，下诏宣布他要御驾亲征，闻者莫不啼笑皆非。
继之，玄宗任命京兆尹魏方进为御史大夫兼置顿使，以京兆少尹崔光远为京兆尹，充西京留守，以宦官边令诚掌管宫闱管钥，还藉口剑南节度大使颍王李璬将赴镇就职，令剑南道做好迎接的准备。
其后，玄宗心中异常烦闷焦躁，遂信步登上花萼楼，命人置酒作乐，借以排遣郁闷。
饮宴间，善于水调的乐队唱起了李峤的《汾阳行》：
“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
玄宗听罢，愈发感到凄凉悲怆，不禁潸然泪下。过了一会儿玄宗问周围的人说：“这是谁写的诗？”回答说是武则天时的宰相李峤，玄宗叹息说：“李峤真是才子啊！”没等曲终，玄宗就怅然离去。
4、悄然逃离长安城
当天夜间，玄宗急忙召见亲信侍卫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命令他集合六军将士整装待命，同时又对六军将士予以厚赏，以示信任与重用。继之，又从闲厩中挑选了900匹好马良骥。这一切，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外人皆莫知之”。
六月十三日黎明时分，当长安城中的人们还在睡梦之中，皇宫的西门延秋门已被悄悄打开，一队人马潜行出走。这队人马之中有大唐天子玄宗与贵妃及其韩国、虢国、秦国三夫人、皇子、妃子、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此外还有亲近宦官与宫人。
其他住在别宫的嫔妃、公主、皇孙等，由于来不及通知他们，就都委弃不顾了。
当玄宗一行人在朦胧的曙色中路过左藏库时，杨国忠恶狠狠地要命人放火烧掉。
玄宗虚情假意地制止说：
“贼来不得，必更敛于百姓；不如与之，无重困吾赤子。”
史载玄宗在此危急之时犹能怜悯其子民，实际上，玄宗果能如此怜悯百姓，励精图治，能克有终，又怎么会出现安禄山叛上作乱，致使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待至天亮，人们尚蒙在鼓里，对玄宗一行背弃他们早已出逃还一无所知。有的官员同往日一样照例早朝不误，待至宫门，一切都依然如故，用于计时的刻漏滴水的声音仍旧有规律地滴滴答答，三卫仪仗亦整齐威严而立，守卫着皇宫的安全。
突然宫门打开了，宫女们从门内蜂拥而出，一个个狂呼乱叫，说皇帝已经走了，但是谁也不知道皇帝去了哪里。
皇帝出走的消息迅速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对于长安城中的人们来说不啻“晴天霹雳”，他们从未想过皇帝会抛弃他们不顾而偷偷出逃，一种强烈的被欺骗与愚弄的感觉涌上心头。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即被一种难以用言语表述的“浩劫”将至的极度恐惧所替代，于是王公贵族、文武大臣及百姓纷纷携带家小逃往山谷。
与此同时，长安城居民区的110个坊也发生了骚乱。一些不法之徒乘火打劫，宣泄他们的不满与愤怒，他们成群结伙闯入王公贵族的府邸，洗劫一空。
更有甚者冲进皇宫，有的人竟骑着毛驴在大殿中走来走去，如入无人之境。这些歹徒在把左藏大盈库抢光之后，又一把火烧掉。整个长安城陷入了完全失控的混乱状态之中。
负责长安守备的崔光远与宦官边令诚见大势已去，为保全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不惜认贼作父，卖主求荣，遂派使者前往东都洛阳向安禄山投降，并拱手献出皇宫的管钥。
5、长安城大屠杀
当崔乾祐攻陷潼关后，安禄山认为玄宗君臣会倾全力死守长安，届时将有一场殊死的大决战，所以他命令暂且按兵不动，原地待命。
不想玄宗会如此轻率地放弃长安，更没有料到他逃跑得如此之快。
整整过了十日，安禄山才派遣孙孝哲率叛军进占长安。由于长安已是一座完全不设防的城市，所以，孙孝哲所率叛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长安城。
同时，任命张通儒为西京留守，崔光远为京兆尹；复命部将安忠顺将兵驻扎于长安宫苑中，以镇关中。孙孝哲素为安禄山所宠信，其地位与安禄山的心腹谋士严庄的地位不相上下，并且常与严庄争权夺势。这次他奉安禄山之命负责监督关中诸将，连张通儒亦受他节制。
孙孝哲生活奢华靡乱、残暴嗜杀，即其同党亦望而生畏。
孙孝哲进入长安后，便奉安禄山之命，在长安大开杀戒。
先派兵搜捕未及出逃的唐廷的百官、宦官、嫔妃、公主、宫女等，每抓获百人，即派兵押送洛阳。王、侯、将、相凡追随玄宗弃京出逃而家留在长安者，皆满门诛杀，即使在襁褓之中的婴儿亦惨遭杀害。
继之，又先后惨杀玄宗的妹妹霍国长公主、永王妃、驸马杨驿以及皇孙、郡、县50余人，悉剖腹刳心，以祭祀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
杨国忠与高力士的党羽及安禄山过去所憎恶之人，悉被一网打尽，暴尸街头。更令人发指的是，有的竟被用铁棍敲开天灵盖，脑浆四溢。
整个长安城内，血流满街，一片恐怖肃杀之气。
6、教坊清流
玄宗酷爱音乐舞蹈，从前在长安宫中宴饮时，乐舞规模宏大，极尽奢华，安禄山悉亲眼目睹，“见而悦之”。因此，在长安沦陷后，他立即派专人前去搜捕乐工、歌舞宫女，并将宫廷中的乐器、舞衣、舞马及犀、象等悉数运到洛阳，供其享用。
不久，安禄山在洛阳宫苑中的凝碧池，大张宴饮，酬劳群臣。
继之，宴会开始，安禄山吩附奏乐，那些被强押解来的梨园子弟，悉怨恨安禄山及其叛军，如果不是安禄山叛上作乱，他们也不会被闹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屡遭凌侮，哪里有心思为自己的仇人演奏，只是勉强应付。在演奏时触景生情，相视流泪，觑欷不止。
那乐声听起来音调低沉哀怨，倒像是有人在哭泣。安禄山见状大为扫兴，遂派武士披坚执锐，胁迫乐师们演奏否则处以极刑。
乐工雷海清不胜怨恨，遂折断琵琶上的全部琴弦，而后将琵琶掷于地下，向西跪拜恸哭，安禄山勃然大怒，便命卫士将雷海清拿下绑到试马殿前，然后将其肢解残杀。
被拘禁于菩施寺的著名诗人王维听到了乐工雷海清不畏强暴、壮烈殉国的可歌可泣之事后，悲愤不已，遂奋笔疾书七绝一首，名为《普施寺私成口号》：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在长安被拘的乐师，有一些被带到洛阳，其中有不少认识王维，常到普施寺来探望养病中的王维。见到这首七绝诗后，便相互传诵。
最后一直传到灵武唐肃宗的耳中。肃宗因此也知道了雷海清的事迹。长安收复后，肃宗旌表追赠死难的大臣，其中亦有雷海清。同时将“附逆”的唐朝官员分别定罪，王维亦因陷于贼中并接受“伪职”而要受到惩处。
他的弟弟王缙上书请求削去自己的官爵，为王维赎罪。同时肃宗也记起王维有凝碧池一首，深陷贼中还能不忘故主，足见其对大唐王朝还是怀有忠心，因此，法外施恩予以从轻发落，仅降职为太子中允。
与此同时，安禄山还命孙孝哲以追缴宫中散失财物为名，纵兵在长安城中抢掠三日，复令官吏藉口追赃穷治，以至“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长安城中的百姓经此“浩劫”，不仅家中财物悉被洗劫一空，而且被折腾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7、附逆的官员
这时，一些寡廉鲜耻、贪生怕死的唐朝官员公然向安禄山投怀送抱，讨好献媚。
诸如曾官至宰相的陈希烈及故相张说之子张垍、张均兄弟。
张垍前因涉嫌泄露欲任安禄山为宰相的机密而被贬官外放，直至安史之乱爆发前才被召还。玄宗仓皇出逃时，朝臣多不知晓，故只有宰相韦见素相随。六月十四日，玄宗一行奔至咸阳，对高力士说：“昨日仓皇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
高力士答道：
“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
就在这一天，房琯风尘仆仆，出人意料地来到了玄宗的面前，玄宗赶紧问张垍、张均兄弟的下落，房琯告诉玄宗张氏兄弟曾与他及韦述等人一起出城，欲一齐护驾入蜀。但是走到城南十数里的山庙处，张氏兄弟俩人遂以家属仍在城中放心不下而中途折返。
不久，张垍、张均兄弟伙同陈希烈等人投降了安禄山，安禄山见状大喜过望，当即任命他们兄弟为宰相，其他投降的唐朝官员亦被逐一授予伪官。
一时间，叛军声势大振“西胁汧、陇，南侵江、汉，北割河东之半。”
8、安禄山的失策
安禄山叛军夺取潼关后，本应挟“潼关决战”大胜之余威，一鼓作气，兵锋直指长安，如果这样玄宗君臣就有可能成为阶下囚，这段历史亦可能重写。
但是眼光短浅、胸无大志的元凶安禄山却害怕与唐军再进行生死之战，命令叛军按兵不动，原地待命，结果贻误了不可多得的战机。
十数天后才迟迟进入长安，进入长安后，又专以抢掠财宝为务，志在杀人复仇为快，而没有乘胜追击，一举俘获玄宗君臣，致使再一次贻误了有可能改写整个唐朝历史的宝贵战机。
所以，著名史学家司马光在评论此事时认为：
“然贼将皆粗猛无远略，既克长安，以为得志，日夜纵酒，专以声色宝贿为事，无复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无追迫之患。”
其结果不仅使唐朝廷获得了喘息机会，而且亦使唐朝廷其后卷土重来、东山再起获得了休整积蓄的宝贵时间。
实际上，这亦是安禄山及其叛军前途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其后的失败在此也埋下了伏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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