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与土木之变：为何说朱棣实施的蒙古政策，才是土木之变的祸根？
朱棣：为何说土木之变影响了其雄才大略的评价？原来大祸是他造成
公元1449年8月15日，即明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在大明帝国的史册上，载下了最为耻辱的一页，即：明英宗被俘，从征公侯等五十多名大明高级官员俱战死，兵士死伤数十万之众，“京师闻败，群臣聚哭于朝”。这就是当时震惊朝野的“土木之变”，亦称“土木堡之变”。
谈起大明朝这场突如其来巨变的起因和后果，多数人都会过多地把它与明英宗和奸臣太监王振联系起来。诚然，王振起初为了讨好瓦刺，对其贡使加礼款待，优厚赏赐。继而又轻心调弄，促其事发。以至挟帝亲征，终于酿成“土木”之祸。对此，王振和明英宗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如果大家用辩证唯物主义联系的观点来对“土木之变”进行深刻分析，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这一事件的本质。大家就会发现“土木之变”的发生实际上绝非偶然事件，而是具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 土木”之祸的发生，咎盖不在瓦刺，除了深究王振和明英宗之责外，还需从英宗的太爷爷明成祖朱棣身上找根源。祸之渊薮，乃肇源于为史家称有“雄才大略”的永乐帝朱棣。
“土木之变”这件大事从开始到结束，其持续时间之短，实在是惊人。“秋七月己丑，瓦刺也先寇大同”到“(八月)壬戌……师溃……帝北狩”，历时仅一月左右。这除了说明明王朝本身内政腐败外，还反映了两个问题：一是边镇不堪一击；二是瓦刺已迅速崛起。而这两点又都与朱棣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棣被封为燕王后，出镇北平，后来的皇位是靠武力夺得的。最初时，为达到其目的，他一方面扩充军队，积极练兵，加强备战；另一方面则致力于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力量，特别是借助蒙古人的势力。建文初年，朝廷得悉燕王有异志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对北平进行防范与控制的措施。“敕都督宋忠率兵三万屯开平，又敕都督耿瓛练兵于山海关，徐凯练兵于临清，调北平，永清二卫于彰德、顺德，并密谕张昺、谢贵等严为之备”。同时，北平左有大同，右有辽东，皆有重兵，形成夹击之势。这就使朱棣更加感到仅凭自己的实力，远非朝廷对手，因此决定借助外来势力，厚结蒙古。
朱棣结交蒙古军力较强的鞑靼、瓦刺，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措施。一则可以消除北顾之忧；二则给大同和辽东等建文帝派出的守将以压力；三则欲求助兵款，然后好起兵大举南下。清人杨椿曾说：“元自脱占思帖木儿五传至坤帖木儿，益衰弱，复国号鞑靼，自称可汗。其臣猛哥帖木儿据西陲号瓦刺王，但未侵明境，亦未通使于明，燕王起兵即皆与之求助，又招其叛人为羽翼。《实录》(建文) 二年二月丁未，鞑靼国公脱列干，司徒赵灰邻帖木儿，司徒刘哈刺帖木儿自沙漠率众来归，是燕王招鞑靼之叛人也。二年二月癸丑，谍报北寇将侵边，燕王贻书可汗及瓦刺王。是鞑靼以纳叛来伐，燕王贻书请和也。三年十一月辛未，鞑靼可汗始遣使来输款，是鞑靼允燕王之请遣兵来助也。燕王遂以是年十二月率兵南下，不复北反矣。....其时大同守将陈质，辽东守将杨文皆在北平肘腋，燕王故厚结鞑靼以扰之，令二将不得来侵，且以绝二将之所与，燕王始可南行而无畏”。
在朱棣起兵的过程中，还收编了许多胡骑士兵，如胡骑指挥火耳灰者及其磨下哈三帖木儿等。其中大宁三卫(朵颜、福余、泰宁)的归附，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大宁三卫“悉以三卫配北军”时，朱棣曾慨叹地对诸将说:“曩日巡塞上，见大宁诸军剽悍，安所得之用?”现在“吾得大宁，取边骑助战，大事蔑不济矣。”
可见，大宁三卫对朱棣来说是何等之重要。后来燕师至会州，建立中、前、后、左、右五军，其中就有三名将领是大宁降将。正因为如此，朱棣在既得皇位，登上皇帝宝座后，对蒙古三部恩典颇隆：永乐元年，“遣使与之(鞑靼)通好，赐以银币并及知院阿鲁台”，后又封阿鲁台为和宁王。永乐七年，“封（瓦刺)马哈木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顺宁王；太平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贤义王；把秃孛罗为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安乐王”。由于兀良哈三卫的蒙古骑兵在“靖难之役”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而对它的封赏也更为丰厚。朱棣为酬其劳，除了封兀良哈各部大小首领为都督佥事、都指挥同知、千户、百户等军职，每年给予耕牛、农具和种子外，还拱手将洪武朝太祖为防范蒙古所设置的大宁卫送给了兀良哈。这为后来英宗朝所发生的“土木之变”种下了最大的祸根。后来，也先之所以能迅速突破明军边防，攻下大同，与这个安排是有直接关系的。
明初时，在西自嘉峪关东至辽东以及鸭绿江一线，先后设置了九个边防重镇，它们分别是：辽东(辽宁辽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延绥(今陕西绥德，该镇于成化七年移至榆林)、宁夏(银川)、甘肃(张掖)、蓟州(河北蓟县)、太原和固原等，即所谓的九边。九边之外，在长城以北还设有三个外围军事重镇，它们分别是：大宁卫、开平卫( 今内蒙古多伦县境)、东胜卫(在今呼和浩特东南)。此三镇互为犄角，声势相连。但自大宁卫被送给兀良哈三卫后，便使得开平和东胜失去了声援，后来不得已而内迁。不仅如此，大宁卫的缺失，还使九边中的宣府、大同、蓟州成为蒙古人南下的首当其冲，并且原来大宁与辽东、宣府、大同是鼎足之势，互为声援，如今则使辽东与宣府，大同互相隔绝，失去其防御优势。这使得后来也先攻大同，一击而破，造成了很大威慑。
“土木之变”在说明明边防虚弱的同时，从其侧面，也反映出蒙古势力不断强大的原因，这显然与朱棣是有直接关系的。
洪武初年，元顺帝从北平北逃，居开平，多次遣将侵扰明朝的北部边防。当时元朝还拥有精兵数十万，具有一定的实力，对明朝构成了不可忽视的威胁。为此，明太祖对其进行了多次北伐：洪武元年，遣常遇春率师进北平。三年春，徐达击定西，李文忠、冯胜攻应昌。五年春，徐达、李文忠、冯胜又三路征之。六年春，徐达等大破王保保于怀景。二十年春，命冯胜将兵二十万征承相纳哈出，使其降。不久，太祖“以故元遗寇终为边患”，令蓝玉为将军，率兵十五万再征之，尽降其众。至此，漠北基本被削平，元朝残余的蒙古势力日益衰落。
然而，由于在“靖难之役”中，朱棣曾得到蒙古各部的支持，因此其抢夺皇位后，对蒙古的一些实力派多加赏赐、赐封号，这客观上起了扶植蒙古势力的效果，使其势力重新得以逐步强壮起来。同时，朱棣还打破了蒙古三部势均力敌，相互牵制的局面。逐渐致使瓦刺独大，终于在明英宗时期酿成大祸。
明朝初期，蒙古逐渐分裂为三部，即：鞑靼、瓦刺，兀良哈。开始时三部力量大致匹敌(兀良哈稍弱)，其间他们经常混战，三部势力互为消长。而太祖及文帝对其基本上采取抑强助弱，平衡其势的策略。故明初时，蒙古对明朝没有造成多大的危险。
到永乐初年，朱棣对鞑靼恩典有加，然阿鲁台时降时叛，反复无常。水乐七年， 派往鞑靼的使者郭骥被杀，前往征讨的统帅淇国公丘福战死，令朱棣恼怒异常，他决心荡平鞑靼蒙古，因此先后进行了五次亲征。大大地削弱了鞑靼的势力，同时，为了达到消灭鞑靼的目的，他厚待瓦刺，企图拉拢瓦剌解决边患。
在首次亲征鞑靼的永乐七年，分别给瓦剌三部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不久，马哈木袭破鞑靼，同时又上书“请得早为灭寇计”。永乐十年，又袭杀元主本雅失里。其间，朱棣对瓦刺更加亲善，对其部属因从战有功，多加赏赐，并为瓦刺补充兵器，提供给养，致使瓦刺力量迅速壮大。
永乐十六年，马哈木之子脱欢继位，荫袭顺宁王，其势更炽。永乐二十年，侵哈密。至此，蒙古三部由原来三部均势而发展成为瓦刺独强的局面，宣德九年，袭杀阿鲁台，“悉收其部” 。正统三年，成国公朱勇上言：“近瓦刺脱欢，以兵逐鞑靼朵儿只伯，恐吞并之，日益强大，乞敕各边广储积，以备不虞”。但为时已晚。未几，脱欢杀贤义、安乐二王、尽夺其众，到其子也先时“破兀良哈”，北部尽服之。遂于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肇“土木”之祸。
此外，还须说明的是，瓦刺的崛起，还与朱棣的轻敌有关。在瓦刺要求给予军器时，他自信地说：“瓦刺骄矣，然不足较”，后来在破瓦刺，其使来谢罪时又说：“瓦刺故不足较”，结果使瓦刺趁此机会得以发展壮大。
总之，关于正统朝发生的“士木之变”，当时的原因是明英宗受王振怂恿瞎指挥，但从长久的根源来看，则是由永乐帝朱棣养虎为患造成的。由以上分析可见，如果说朱棣是一位“雄才”之主尚勉强算之，若要冠之以“大略”，则实在难以苟同了。另外，连明朝中后期太监祸政实际上，也是因为朱棣破坏太祖严厉压制太监政策造成的，结果他的子孙一辈比一辈依赖太监治国，造成明朝严重的太监乱政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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