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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贞元年(805年)八月九日，28岁的李纯在多种政治力量的支持下登上了皇位。
1、“包袱”的化解
正当宪宗为即位以后头绪繁多的政事所困扰之际，八月十七日，有使者自西川来，称西川节度使、南康忠武王韦皋去世。
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是坚决拥戴宪宗监国、即位的三个重要方镇节度使之一。
韦皋之所以积极拥护李纯监国即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王叔文曾拒绝了韦皋所提出的担任剑南西川、剑南、东川、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的要求。
如果当初王叔文等答应了韦皋的要求，韦皋对宪宗监国、即位会采取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就很难说了。
对于这一点，宪宗心里是明白的。
宪宗同时也清楚，韦皋凭借自己的拥立之功，很可能还会再次提出对三川节度使一职的要求。
如果真要出现这种情况，宪宗将会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批准其任三川节度使，不符合宪宗决心削弱藩镇、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而拒绝韦皋的请求，必然会伤害拥立功臣之心，那也是宪宗不愿意做的。
韦皋的去世，使宪宗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中摆脱出来了。
因此，对韦皋的去世，宪宗虽然多少有些悲伤，但也似乎感到些许的轻松。
2、要不要拿刘辟开刀？
对于西川节度使的继任人选，宪宗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考虑。
八月下旬，西川节度副使刘辟鼓动部下将领上书，请求朝廷任命自己继任为西川节度使。
对于刘辟，宪宗是了解的。刘辟贞元年间(785一805年)进士及第，曾登宏辞科。
韦皋因刘辟多才干，任其为从事，一直升迁为御史中丞、度支副使。
经常往来于京师与西川之间。去年，韦皋要求担任三川节度使的意见，也是由刘辟转达给王叔文的。当时如果不是韦执谊相救，王叔文早就将刘辟斩首了。
对于刘辟的请求，宪宗没有太多考虑，便予以回绝，宪宗有心从第一个节度使的任命开始，改变数十年来方镇自行决定节度使人选的弊端。
八月二十三日，宪宗任命袁滋为剑南东道、西川、山南西道安抚大使，前往三川宣慰。
随后，宪宗又决定，以袁滋为同平章事，充西川节度使。同时征刘辟入朝担任给事中。
刘辟早有继韦皋以后割据西川的野心，因而，对于宪宗征其入朝的诏令，拒绝执行，并开始修缮甲兵，准备以武力抗拒诏命。
袁滋行至中路，害怕刘辟兵势强盛，担心自己前往西川，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因此一直逗留不进，畏缩不前，许久不能至西川上任。
宪宗对袁滋的懦弱行为十分生气，下令将袁滋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刺史。
同时，考虑到自己刚刚嗣位，统治尚未稳固下来，急待解决的问题尚有很多，马上兴兵讨伐刘辟实有很大困难，因此决定暂时批准刘辟为剑南西川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对于宪宗的想法，右谏议大夫韦丹上疏坚决反对。
韦丹认为，代、德宗以来，法废人慢，藩镇皆由自专，以至于天下藩镇割据，中央政令不行。现在，宪宗即位，应齐之以威，将权力逐渐收归中央。如果承认刘辟的自专，那么朝廷可以指使的地方，只有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了。
宪宗非常赞赏韦丹的看法，但考虑到实际情况，还是决定对刘辟妥协一步。为防止刘辟兼并剑南东川，宪宗准备以韦丹出任剑南东川(治所梓州，在今四川三台)节度使。
3、“三川”的来源
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十九日，太上皇顺宗驾崩的消息颁布，宪宗着手父亲丧事的处理。这时，刘辟派使者上表，请求朝廷批准自己兼领剑南东川、西川、山南西道三川节度使。
对于刘辟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宪宗极为愤怒，坚决驳回了刘辟的请求。
于是，刘辟不顾宪宗的诏令，向东川节度使李康所在地梓州(今四川三台)发起进攻，准备以武力夺取东川，再进而夺取山南西道，实现其割据三川的野心。
面对刘辟的公然叛乱，宪宗面临着以武力讨伐和妥协退让两条道路的选择。无论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对宪宗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
剑南三川，对于唐朝廷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十分重要的。
三川的形成，始自睿宗景云二年(711年)，当时朝廷将山南道分为山南西道和山南东道两部分，从此，山南西道成为独立的一个道。
肃宗上元二年(761年)，朝廷将剑南道一分为二，成为剑南东道即东川和剑南西道即西川两部分。
山南西道与剑南东川、西川，成为所谓的“三川”。
三川地区，大体包括现在西起阿坝、甘孜、凉山3个自治州的东界，东至湖北省西界，北起甘肃甘南自治州和陕西秦岭以南，南至云南、贵州的一部分。
三川合计有53州，269县。
4、“三川”对唐朝的意义
自唐朝建立以来，朝廷能不能有效地控制三川地区，一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经济上来看，自唐初以来，三川即在全国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
唐初高祖讨平天下群雄时，该地区即曾供给关中大批粮食物资。武德二年(619年)，太府少卿李袭誉曾运剑南之米以实京师。
武则天时，陈子昂曾上书指出：
“国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陇右及河西诸州，军国所资、邮驿所给、商旅莫不皆取于蜀。又京都府库岁月珍贡尚在其外，此诚蜀国之珍府。”
安史之乱时，关中米贵，衣冠士庶，都从关中南下入川求食，山南、剑南，道路相望，“升合斗储，皆求于蜀人”。
安史之乱以后，由于江淮漕运不时受阻，三川更成了唐朝政府重要的物资供应地。
杜甫曾说过：
“河南、河北，贡赋未入，江淮转输，异于昔时，唯独剑南，自用兵已来。税敛则殷，部领不绝，琼林诸库，仰给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产繁富，足以供王命也。”
唐中期以来，蜀川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江淮的一个经济发达地区，以扬州、益州为中心的江淮、三川地区成为朝廷的财经命脉所在。
李吉甫曾统计，朝廷在元和二年(807年)，赋税主要依办于东南八道49州，144万户，而如果朝廷控制了三川，赋税来源就会增加53州，269县，三十多万户。因此，能不能有效地控制三川，对于朝廷的财政经济，至关重要。
其次，从政治上来看，自唐初以来，蜀川便成为唐朝廷的“外府”，唐都长安每每发生紧急情况，三川便成为朝廷君臣的避难处所。
安史之乱时玄宗奔成都、泾师之变后，德宗由奉天奔梁州以及后来唐末战争时唐昭宗奔成都，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清人顾炎武曾讲，唐室之所以没有亡国，幸亏有蜀川之地。“天府四塞，譬如室之有奥（室中西南隅称奥）也，风雨晦明，有所依而避焉。”
因此，唐朝政府历来重视蜀川的任官人选，人称三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如果任官得人，蜀川的确能起到朝廷避难所的作用。
同样，正由于蜀川地位重要，如果为野心家或割据者所掌握，蜀川就不但起不到朝廷屏障的作用，反而会成为割据者的根据地，直接影响朝廷安危。
韦皋在西川，可以直接干预皇位的继承，即可说明这一点。
另外，从军事上来看，三川对朝廷同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自安史之乱以来，陇右为吐蕃所攻占，长安已经常处于吐蕃的威胁之下，幸赖三川的存在，成为朝廷对付吐蕃及南诏入侵的屏围。
蜀川西南与吐蕃、南诏接壤，而且西部又有众多蛮部，民族复杂，如果三川失陷或设官有误，必然会对唐朝廷构成军事上的直接威胁。
5、若即若离的“三川”
三川地区虽然具有上述经济、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但是，自唐中期以来，唐朝廷对蜀川的控制却若即若离，时断时续，三任节度使皆几近于割据者。
玄宗、肃宗时，严武任剑南节度使，他肆意逞欲，恣行猛政，刻剥百姓，穷极奢靡，“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匮竭。”严武任职期间，“视事多率胸臆，虽慈母言不之顾”，对于朝廷的态度可想而知。
代宗大历初年到大历十四年(767—779年)，崔宁担任西川节度使，史书记载：“蜀川天下奥壤，自(崔)宁置其中，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
崔宁倚仗蜀地险要而富庶，肆侈穷欲，厚敛财货，将吏的妻妾，他可以随意淫污，“朝廷患之而不能诘”。西川俨然成了独立王国。
贞元元年（785年），韦皋开始任西川节度使，一直到永贞元年(805年)，韦皋据蜀21年，韦皋对百姓重加赋敛，厚给士卒，士卒婚嫁死丧，都供给资费，因而川中将士只知感激韦皋，都愿意为他效力，官军几乎成了他的子弟兵。为了牢固控制西川，他不许部下入朝做官，不许官员与朝中往来，西川的独立割据状况更甚于严武、崔宁时期。
宪宗对韦皋割据一方的状况显然是不满的，韦皋的去世，为宪宗提供了解决西川问题的机会。
但出于对实际情况的考虑，宪宗有意将解决西川问题的时机推迟，因而对刘辟作出了暂时的妥协，任命其为西川知节度使事。
可是现在刘辟却公然企图以武力来兼并三川，完全无视中央权力，无视宪宗的权威。
如果对此再继续妥协退让，朝廷就没有什么法度可言了，天下方镇岂不都可以效法西川，动辄以武力要挟中央，那样，宪宗企图平服割据藩镇、一统天下的雄心岂不成为泡影。
基于这样的考虑，宪宗基本倾向以武力讨伐西川。
只是，宪宗还存在很大的顾虑，即兴兵讨伐，万一失利，不仅三川将会彻底丢失，而且长安的中央朝廷也会受到刘辟的严重威胁，自己作为皇帝的声誉，也会从刚一即位就一败涂地。为此，宪宗还是十分慎重地将此事交付大臣们讨论。
在得到了杜黄裳等一批大臣的坚决支持，宪宗对西川用兵的决心已定。
6、为何派高崇文平叛？
在征讨西川的军队安排上，宪宗除命令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互为犄角、相互接应外，派高崇文率五千人马、李元奕率二千人马，先后向西川进军。
高崇文，生于幽州(今北京)，少年时，在平卢从军。德宗时，随韩全义镇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治军颇有声誉。
贞元五年(789年)，在佛堂原与吐蕃的大战中，率三千将士浴血奋战，将士死亡过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贞元十四年(798年)，高崇文担任长武城使。在任期间，精心训练了五千士卒，并随时做好征战的准备。
宪宗决计出兵讨伐西川时，朝廷中功臣宿将很多，若按资历，是轮不到由高崇文挂帅出征的。在宰相杜黄裳的推荐下，宪宗不拘一格，将并无很大名望的高崇文任命为统帅。
诏令公布之时，诸将官无不吃惊。
高崇文受命以后，立即从长武(今陕西长武西北)率军南下。由于高崇文早有出征准备，因而兵马粮草一无所缺。
高崇文从郿县(今陕西眉县)入斜谷，穿过秦岭，进入兴元(今陕西汉中)。
兴元是山南西道的治所所在。在这里，高崇文与山南西道严砺的军队会合，兵员增至15000人。
一路上，高崇文治军严格。在兴元，曾有士兵折坏旅舍竹筷，高崇文立即命令斩首，传令全军，因此军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
不久，后军李元奕也率军由骆谷经华阳(今陕西洋县北)到达兴元。
7、攻陷梓州
兵会兴元，高崇文面临三条入川的道路：正面一条道路为剑阁道，刘辟在剑门关派邢泚率重兵拒守。
剑门历来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易守难攻。寄希望于强攻夺关，把握不大。
西面一条道路为阴平道。经龙州(今四川平武)、昌明(今四川江油南)，绕出剑阁之西，可以直趋成都。这条道路，路途遥远，山深坡险，高崇文也未加考虑。
第三条道路是从剑阁的东南方阆中(今四川阆中)入川。由这条道路入川，既可避开剑门天险，又可以直接到达剑南东川的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北)，尽快解除刘辟对东川节度使李康的围困，因此，高崇文率军队主力选择了这条入川的道路。
正在高崇文率军向剑南进军之际，前方传来军报：
刘辟的军队已攻占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俘虏了节度使李康。
但同时也传来一个好消息，即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率军攻拔了西川的剑州(今四川剑阁），斩杀了刘辟的剑州刺史文德昭。
高崇文率军由阆中入川进入剑州境内，迅即南下，于三月率军向已被刘辟攻占的梓州发起进攻，并很快收复了梓州。
刘辟没有想到官军进军如此迅猛，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刘辟企图阻缓官军的进兵，主动释放了东川节度使李康，并要求洗雪自己的罪过。
然而，这些表示都为时已晚。
梓州既经收复，宪宗增强了对西川用兵获胜的信心，因此，在三月十三日，宪宗发布《招谕剑南诸道诏》，诏文中，宪宗再次申明此次用兵西川，实出于不得已，同时严厉斥责了刘辟的反叛行为。
宪宗在诏令中宣布，削夺刘辟的一切官职，号召西川将士幡然改途，诛斩刘辟。凡西川诸州刺史，没有直接参与叛乱并能表示归顺者，仍然担任原职，如有协助平定刘辟者，特别酬赏。
从宪宗诏令的立意及措辞来看，宪宗已确信刘辟很快就会被官军击败，收复西川已指日可待。
梓州被刘辟攻取以前，宪宗曾派韦丹取代李康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当高崇文进兵两川时，韦丹从兴元上奏宪宗，认为官军入川作战，如果由高崇文直接担任东川节度使，可以便于从当地征发军用物资，稳定军心民心，更有利于对西川战争的胜利。
宪宗接奏后，于四月四日诏令以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8、鹿头关之战
攻占梓州以后，高崇文即考虑向西川节度治所成都进军。而眼前的通道是成都东北方150里处的鹿头关（今四川德阳北罗江县境)。
在这里，刘辟屯兵数万人，扼两川之要。又修筑了八个战栅分布于关口两侧，形成多方位的犄角之势。
五月，高崇文率军来到鹿头关。六月五日，在鹿头关外，官军与西川军展开激战，官军大胜，歼敌两万人。正当官军乘胜向鹿头关发起总攻时，突然下起了暴雨，进攻受阻。
此后，由于敌军闭关不战，因此从正面进攻已有困难。于是高崇文改变进攻策略，集中力量向鹿头关东面西川军控制的战栅万胜堆进攻。万胜堆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加上守军拼死抵抗，官军数次进攻都被击退。高崇文命令骁将高霞寓亲自擂起战鼓，鼓动士卒攀缘而上，此时山上箭石如雨而下，官军进攻仍未能奏效，损失严重。
高崇文又组织起敢死队轮番向万胜堆进攻，经过多次拼死奋战，六月六日，高崇文终于攻克万胜堆，栅中守军全部被歼。
由于万胜堆地势高于鹿头关，官军居高临下，鹿头关城中敌军的活动历历在目，因而官军取得了进攻的优势。
然而，西川守军困兽犹斗，高崇文攻取万胜堆后的数月中，虽然又八次击败西川军队，却始终未能越鹿头关一步。
七月二十七日，宪宗为便于统一指挥，加强进攻力量，诏令所有继援讨伐西川的军队，都由高崇文统一调度。
自三月发布第二道征刘辟敕文以后，宪宗本以为很快便可以攻取西川，但时至八月，高崇文军久围鹿头关下，战争没有大的进展，宪宗未免心情焦躁。
这时。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上言，请求宪宗再从关中、河东增援军队，与高崇文军配合，南下经阆(今四川阆中)、果(今四川南充北)，攻合(今四川合川)、渝（今四川重庆)二州，从东南面包抄西川。
严砺的建议，宪宗有采纳的意向，“诏旨更发太原、凤翔及神策诸镇兵赴剑南东川”。
翰林学士李吉甫对此坚决表示反对，李吉甫在所上《论兵表》中认为，古来征战，取胜之道在于将勇、师和、政齐、计胜，不在多兵广众。高崇文所统一万五千兵众，已不算少。不宜再继续从河东、关中调发。
鉴于这种情况，李吉甫建议，现在太原及神策军已经上路的军队，数量已经很多，完全可以满足前方的需要。
关中凤翔尚未上路的将士，则请立即停止征发。
关于进兵的方略问题，李吉甫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他认为汉代时讨伐公孙述、晋代时讨伐李势、南朝刘宋时讨伐谯纵、南朝萧梁时讨伐刘季连、萧统，五次攻蜀中有四次是沿长江水北上。
李吉甫认为，宣(今安徽宣城)、洪（今江西南昌）、蕲（今湖北蕲春北)、鄂(今湖北武汉)四州的强弩，号称天下精兵，应组织四州水军沿江北上，“捣三峡之虚，则贼势必分，首尾不救”，而高崇文也会因担心水师抢先成功，必然会全力攻取鹿头关，刘辟一定会很快崩溃。
对于李吉甫的建议，宪宗一一采纳。不过，由于战场形势好转，宪宗停止调四州水师北上。
元和元年（806年）九月，鹿头关终于被高崇文军攻破。当初，宪宗征河东及神策军支援高崇文，河东军裨将阿跌光颜(即李光颜)也在征调之中。
高崇文规定了阿跌光颜到达鹿头关的具体日期，而阿跌光颜比约定日期迟到一日，阿跌光颜知道高崇文治军之严，为免于遭军法处置，阿跌光颜企图立功以自赎，率军从鹿头关以西深入敌营，占领西大河口，截断了敌军的粮食供应，鹿头关敌军闻讯顿时乱了阵脚。
当天，西川绵江栅守将李文悦率三千人投降高崇文。九月十二日，鹿头关守将仇良辅见大势已去，也率守军一万人投降高崇文，刘辟之子刘方叔、女婿苏强正在鹿头关监军，同时被俘。
鹿头关既破，成都大门洞开，西川将士投戈而降者沿途数十里。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等西川守军也纷纷投降，高崇文率军直捣成都。
九月二十一日，高崇文军攻入成都，刘辟率亲兵数十骑与心腹卢文若携带珍宝向成都西北逃奔，准备投附吐蕃。
高崇文派高霞寓、郦定进率轻骑连夜追击，在羊灌田(今四川都江堰西)终于追上刘辟等人。
刘辟无路可逃，投入岷江之中，被郦定进在水中捕获。卢文若见情势危急，先杀妻子，随后身系石头自沉于岷江。
至此，西川刘辟之叛，完全平定。高崇文率军入成都后，严申军令，不许掠夺，虽然市肆珍货山积，官军秋毫不犯，将士皆屯驻于街头，成都迅速恢复了平静。西川各州县也纷纷归降。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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