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明宣宗的历史功绩堪比文景；但也有人说朱瞻基的一生就是爱玩儿，只不过他赶上了好时候。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呢？
其一：朱瞻基在位期间热衷斗蟋蟀，与他的历史功绩相比并非微不足道。斗蟋蟀确实代表当时明朝民间赌博风行，造成的民间悲剧并不少。这就印证了我一直都说的一个观点：封建社会皇帝不应该有爱好，有，也不能被广泛知道。对于这一点对今天的人也应该有所借鉴。
第二：朱瞻基能不能比文景，这都是很主观的事情。朱瞻基的历史功绩无外乎儒家的传统评价标准，但其历史功绩也要“两面看”，在其治理下“明朝北宋化”非常明显。宋朝之前的汉唐精神基本远离了中国，宋朝思维开始影响千年历史。
本文就对上面两个观点进行详细阐述。
斗蟋蟀遭批评也是对的，因为皇帝的任何爱好对于百姓都是一种灾难，皇帝的爱好必须被禁止公布或让百姓知道
中国封建社会是传统的“官意识”，我们俗话说得好，上梁不正下梁歪，上传下效越往下越严重是永恒的。所以，作为社会顶层的皇帝必须抑制自己的爱好。比如宋徽宗就是典型代表，把爱好与自己的责任混为一谈。
大书法家蔡京成为文臣之首、球友高俅成为太尉，他的爱好延伸到整个官员阶层。他喜欢长生不老，结果全国上下“半仙儿”出来不少。结果，宋朝的江山被他、被他的爱好、被他的同道者郭京“献给”金国。
很显然，明宣宗的爱好斗蟋蟀程度比宋徽宗要小多了，危害也小多了。但是，这只是当时明朝的幸运，并不能代表皇帝爱好被广而告之的危害不大。明宣宗比宋徽宗要强得多，他并没有因为爱好而不去治理国家，也没有失去分辨忠臣能臣的能力，更没有因为爱好而把同道者引入国家的治理。
因此，这是明朝的幸运。虽然幸运，但对百姓的伤害也并不低。
《促织》里成名之子的故事，虽然是小说但是在现实、历史中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特别是《聊斋志异》这本短篇小说集，明着说鬼怪，实际说的却是人间。《聊斋志异》中的《促织》讲的就是明宣宗斗蟋蟀引发的民情变动故事。
成名的儿子因为为了敬献皇宫的蟋蟀之死而自杀，孩子死而复活后其精神化作一只小蟋蟀。这只小蟋蟀勇斗同类，大败公鸡，其战斗力之高让人吃惊。县令、巡抚逐级上报且逐级验证终于献给了明宣宗。宣宗一看大为高兴，便是逐级赏赐、升官，作为底层的成名也成了富人、进入县学。
这和《连升三级》的喜剧效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带着泪、带着惋惜去享受。其实，斗蟋蟀作为游戏自《诗经》就已经开始。到了唐朝，开始全国范围内流行并成为一种赌博手段。
南宋时期是一个高峰，参与赌博的人从京师地区的贵族子弟向民间转变。
到了明宣宗时期斗蟋蟀的活动形成巅峰。《万历野获编》《明朝小史》《明宫史》《庚巳编》都曾说过，皇帝曾亲自下诏并派人采办蟋蟀的事情，各地知府也确实为此没少巧取豪夺。疯狂的时候，一只蟋蟀值“数十金”，一只蟋蟀堪比一匹骏马。
当时，明宣宗就曾在苏州派出众多太监坐镇，为其采买促织，其中以罗太监搜刮最为严重，那次他要求苏州一地要敬献一千只蟋蟀。
正是在明宣宗带动下，上到宫中出现两大促织高手——郑太监、唐太监，宫中也是非常风靡蟋蟀赌博。下到民间形成京师、苏杭两大赌博兴盛地。每年七八月，全国各地的蟋蟀赌徒们纷纷前往两地或在当地举行比赛。
由此，斗蟋蟀也形成一种产业，甚至影响了书画文艺行业。刘侗的《促织志》对蟋蟀的人工养殖、如何喂养、如何训练等都进行详细叙述。通过蟋蟀的体形和颜色，参与斗蟋蟀活动的“战斗者”可以分为71种。明代诗人高承埏、陆可教、俞允文等都有《蟋蟀赋》流传。
可见从上到下所有阶层都被拽入其中。那么，既然是赌博风行全国，赌博背后的人间悲剧自然也不会少。
例如《庚巳编》里的张廷芳为了斗蟋蟀倾家荡产的情况，按照我们正常人的思路都会知道这不可能是孤立现象。对于这种悲剧，《促织》这篇短篇小说只是将这种“悲剧”以喜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当然，如果你说赌博可以促进经济活力，我也无话可说。反正，现代人中有些人说话特别不负责任。这种观点也不是最无聊的观点。
宣宗堪比文景之治是否言过其实其实并不重要
明宣宗斗蟋蟀等各种爱好，民间对其有一些看法，特别是在文学、特定时期的历史观影响下，对他的看法负面为主。
明宣宗对斗蟋蟀陋习确有推波助澜作用，对他的评价“堪比文景”在古代社会也是正常的。但作为后人，应该更客观看待：明宣宗表面的丰功伟绩背后的问题并不少。文景之治有多好，也只能通过历史文献，这种文献浮夸词汇的对比没意思，能不能比其实不重要
但是大部分历史时期，明宣宗仍然被认为是：励精图治、仁政爱民，创立了“仁宣之治”的好皇帝。《明史》对他的评价也很高。
《明史》称“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像矣。”。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
通过上面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出，明宣宗对于促织游戏、赌博的催动作用是有的。而且，他喜欢的宫廷娱乐也并非这些。这些只要不耽误工作，对于整体态势来说就是“小事儿”。
但问题是，即使再小对于百姓个体或部分百姓来说也是致命性的。所以，对于明宣宗该批判的就得批判。不能因为你做得整体不错就不说问题，只不过我们在批判的时候应该要明白：总体和细节是不同的，细节有无数总体是一个，你再多的细节其实也拼不出总体评价。
否则就不会有明宣宗时期，国力整体在上升、百姓生活要比朱元璋和朱棣时期强等各种现象了。
然而，明宣宗时期问题也很多。
军事上对其子明英宗时期的错误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宣宗时期宦官专政问题日渐凸显，但朱瞻基已经不能像他父亲那样完全压制宦官的所作所为。由此，导致宦官专权埋下了伏笔。可以说，明朝第一个权宦王振的出现，其导火索就是宣宗。
最为严重的就是“思想大倒退”，朱元璋、朱棣时期的思想，类似于汉唐时期的民族精神。但是仁宣开始，明朝的思想日益“北宋”化，停止下西洋、朱棣时期的开疆扩土基本被全部放弃甚至朱元璋时期的东北地区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哈密之疏、图们之忽才会出现。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大内撤”，明朝对边防的九边地区重视严重不够，这也是宣宗死后不到14年就发生“土木堡之变”，这种差点让明朝灭亡的大败。
在这场大败中，虽然王振、明英宗的责任是最主要的最直接的，但是“大内撤”之后，“专心防守”所带去的各种消极问题：将领不再把战斗作为主要工作、吏治腐败、军训消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说，明宣宗堪比文景有些过誉了。这主要是后世儒家为了体现自己的价值观，而对自己学派有促进作用的皇帝的一种过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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