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较早的《史记》，司马迁仍然有春秋战国史官传统，他希望自己能和孔子一样有所作为，这是他的个人主义，在笔法上也是奉行秉笔直书，据实记载，所以西汉缔造初年的那些看似很荒唐的事情都被他生动描述，比如战败时刘邦仓皇逃跑，把妻儿从车上踹下去什么的。这种描述在《资治通鉴》里绝对不可能存在。为了争一个死理，被汉武帝阉了，这也是司马迁身上原始性仍然保留的证据。
而《资治通鉴》的初衷，是对皇帝治理国家提供一套参考书，通过历史兴衰故事，从不同侧面给皇帝治理国家提供启发和归正。它已经不单单是记载历史了，更有很多加工和挑选，也没有大笔挥洒记载宋太宗打契丹失败，屁股上被射箭，骑驴南遁的狼狈场景。
尽管宋太宗的这个场景，和刘邦兵败项羽的场景，几乎一模一样。
史官的这种藏着掖着，看似好像维护了皇帝的英明伟大，但适得其反，它使后世当权者觉得自己犯错误无所谓，让后世史官认为，对于史实要以皇帝位中心，挑肥拣瘦，捡好的说，如果非要如实写，不好的也可以忽略。
从司马迁生存的年代（公元前1世纪）到司马光的时代（公元1000年左右），整整1000年，汉族已经从原始社会边缘进化为文明高度发达，思想发达而畸形的境界了，也可以看出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的显著差异，一个狡黠算计，一个蒙昧淳朴。
那么按照“上天喜好律”，历史的主角就要自然让渡给淳朴蒙昧的游牧民族手里。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历史中的体现。
隋唐是中国古代的巅峰，但巅峰也是下坡路的转折点，隋唐的制度，科举制发展成八股取士，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最要命的是史学也遭到侵蚀，据说唐太宗就参与过篡改史书这件事，史学这么严谨的学术问题，都慢慢成为莫须有、差不多的存在。史官在技术上可能远远超过司马迁，但在人性飞扬方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个唯唯诺诺的奴隶。看似维护了帝国的面子，实则侵蚀了帝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旦有敢如实书写的史官，结果你们看到方孝孺就知道了。方孝孺是一个代表，就是敢撞南墙的后果。
因此，《史记》自然比《资治通鉴》更伟大。别忘了，自古以来，实事求是，唯实而不唯上，这才是最好的史官。
而失掉原始蒙昧性的民族并非只有汉族，从古代罗马人到今天意大利人，从古代阿拉伯人到歌舞升平被蒙古击溃后四分五裂状态的阿拉伯人，都是因为过度文明被弱小民族击溃的。如果一个人吃的是假粮食，肯定会营养不良，如果一个人看的是假历史，那他会不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