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生荣死哀，所以古代的统治者为了笼络朝中官员，在官员们死后会依据礼法给予一定规格的荣誉，被称之为恤典。恤典大体称之为两类，一种是类似辍朝示哀、追封、赠谥、树碑建祠、恤赏恤荫类的死后追赠，一种则是根据官吏的不同级别所允许采用的不同丧葬仪式。
恤典的厚薄通常取决了官吏的级别、功绩和皇帝的亲疏关系。拿赠谥来说，按明朝的规定，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死亡以后，会有礼部的官员根据其生前的官职、业绩及品行拟定一个谥号，再由皇帝亲自定夺，三品以下的官员则没有赐谥的资格。其他的恤典也是如此，不同级别的官员死后有不同规格的待遇。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明朝六品小官徐旭的故事。这个人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按他的官职（六品）在死后本来是不应该有恤典的，但因为他本人创下了明朝一个记录，朱棣因此对其优待，死后特意派礼部主事前往主持葬礼，还赏赐了一口棺材给他入敛使用。
那徐旭的特殊之处在什么地方？为何能受到优待呢？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国家公务人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官，一般都是根正苗红的进士出身，由朝廷派遣，而另一类则是吏，他们往往都是没有品级的，由官员直接聘请，负责实际事务的办事员。
再往细里分，官里面也是有“清浊”之分的，所谓“清”官，指的是他们所任之职是“清华之选”，清高显贵的官职，“浊”官是指那些地位卑下事务冗繁之官。在明朝人看来，“清”官指的主要是出任翰林、吏部、科、道四个衙门的官员。
首先说说翰林，能够担任翰林的人，往往都是超级学霸，科举考试中的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或者是精通文学、书法经过庶常馆三年培训脱颖而出的庶吉士们。
翰林也被称作词臣，刚入翰林院的年轻翰林们从事的都是修史、拟诰、给皇帝皇子们讲课之类的工作，而后随着品级的提升，他们才会接触政事。而且按照明朝的政治体制，象征文官最高职位和荣誉的内阁大学士一般只从担任过翰林的官员中选拔，因此这些翰林们又可以看作是宰相的后备人员，自然是清贵之极。
吏部则为六部之首，又被称为天官。明朝的吏部分为文选司、验封司、考功司、稽勋司，主要负责官员的任免、考核，也就是管人的一个部门。因此在吏部任职也无需被“俗务缠身”，加上位高权重，也被认为是“清华之选”。
科、道是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有鉴于元朝整治腐败，建立的风闻监察机构。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监察御史合称为“科道”，负责监察内外百官，“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给事中甚至能够驳回皇帝的圣旨，属于位卑而职重的官职。“上而君身,朝政得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科道官员因为这种监察性质因此也被认为是清贵的官职。
而上面我们说到的徐旭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本人一生虽然官职不高，但是却成为明朝唯一一个分别担任过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门官职的官员。
徐旭是洪武十八年的进士，先是被铨选为河南道御史，然后升为礼科给事中，但因为抵触朱元璋的旨意被贬为涿州训导（学官），后因绩优升为凤阳教谕（学官），安王府纪善（亲王属官，掌讲授之职正八品）。
不久，徐旭被举荐为知州，而后调入朝廷，负责修史，然后又调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建文帝登基后，徐旭升为郎中，并参与编撰《太宗实录》。而后升任国子祭酒，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被降为云南参议，最后又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一职，负责编修《永乐大典》，不久死于任上。
从徐旭一生的官职来看，虽然品级不高（翰林修撰正六品），但经历不可谓不丰富，翰林、吏部、科道御史、学官、王府讲官、地方官(知州）、布政使属官（参议），还参与编修了《太宗实录》《永乐大典》。
一般官员的升迁都是本系统内的，如果是学官，那可能一直都属于教育系统或者调剂为地方官，一般不会被调去翰林院负责修史。但徐旭却是个例外，各类基础的官职都曾经担任过，还分别担任过“翰林、吏部、科、道”四衙门的属官，这在明朝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因此在徐旭死后，“于法不得恤”，朱棣却破例“遣礼部主事端礼谕祭，又命官给槥以殓”来表彰他为朝廷所做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