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时代，也是象征古中国巅峰的时代。
无论是激昂浪漫的诗词，还是那“灭国数十”的强大军事，又或是万国来朝的政治威慑，都让人无限感慨。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它的转折点也是颇有几分血腥和颓然的味道——安史九年大乱。
一场突如其来的“安史之乱”，使得唐朝从此走上了下坡路，也将全盛的大唐帝国彻底拖入了湮灭的泥潭。
而造成如此后果的原因，便就在于“安史之乱”直接影响了唐朝的经济，这才使得大唐一蹶不振。
并且，在这其中还细分为“乱中影响”与“乱后影响”，我们且从这“乱中”说起。
安史之乱时：生产受挫，人口锐减
公元755年12月16日，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麾下由唐兵和少数民族军队组成的二十万大军，以“接密诏诛杀杨国忠”为由头，浩浩荡荡地向长安开拔而来。
由于唐朝边军一直很强盛，导致内地居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战争了，加之河北本就是安禄山的地盘，使得不少城池都是不战而降，就算是遇到抵抗的，安禄山凶悍的战力也能将其轻松攻下。
在如此的威慑下，城中百姓
纷纷出逃，这一逃就导致农田大量的荒芜、商铺十室九空，安禄山每次占领的城池几乎都是空城。
可叛军如此势大，每日军饷开销极大，占领空城让安禄山极为大怒，所以他实行起了强征的政策。
这种“杀鸡取卵”式的征税方法，引起更加强烈的民愤，不仅所占城池的百姓大规模出逃，更是激起那些未占城池的抵抗之心。
这种影响下，使得安禄山叛军的进攻速度十分受挫，可当时时间已是十分紧迫，若等大唐边军回援，那安史叛军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安禄山果断采用屠城的血腥方式，进一步震慑守卫军，在如此威慑下，守军作战的决心确实下降，但也造成了更严重的后果——人口锐减。
众所周知，古代是没有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唐朝的税收经济主要是依靠手工业、农业以及边疆贸易。
这其中的手工业和农业主要依靠的便就是人口支撑，可在如今安禄山的血腥政策下，不仅人口数量锐减，就连从事生产的唐民也几乎都在逃亡路上，根本没有办法从事生产。
据《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
“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楱应改为榛），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由此可见，唐朝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糟糕。
除此之外，在全国的战争形势下，人心惶惶，物价飞涨，民间的生产贸易一度受挫，唐廷的税收也是岌岌可危。
而且，安禄山本就是边境节度使，叛军也是从北方边境打过来的，这让大唐经济的另一支柱边境贸易也走向名存实亡。
由此，安史之乱时，无论是安史叛军一方，还是唐玄宗一方，税收都是极大的问题，加之连年战争消耗本就巨大，这就使得唐朝前几朝数百年的经济积累顿时化为了虚无，经济损失惨重。
不过，这仅仅只是安史之乱时的经济损失，在安史之乱后的经济影响更加深刻。
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南移，极端货币政策
随着安禄山和史思明的相继伏诛，九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可叛乱造成的人口锐减在短时间内却是无法填补，而且战争的威吓仍然存在，这导致不少唐民都患上了“战争过敏”，纷纷举家搬迁到南方。
伴着这群唐民的南移，唐朝的经济重心也逐渐移向南方，可这也使得长安的税收结构发生了变化，即从北方纺织业逐渐变成南方茶业、丝织。
这样的转变，开创了史上第一个“以南养北”的局面，使得南方经济发展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也成为了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的唯一好处，充分开发出了南方的税收潜力。
然而，除去这一点外，安史之乱对后唐造成的影响大多是恶劣的，这其中便以“玄宗退位”尤甚。
原来，唐玄宗在败逃马嵬驿时，军队因无法忍受唐玄宗的纵情歌舞，就地发动了一场有计划的兵变。
在这一次兵变中，以杨国忠为代表的“相党”被尽数屠灭，就连宠妃杨玉环也被一并处死，而除去这两项外，太子李亨还趁机宣布继位，将唐玄宗“逼”成了太上皇。
由此可见，李亨本身确实是一位有野心、有想法的皇上，而这一心态也进一步延伸到了唐朝的重建之上。
当时的唐朝已是满目疮痍，城中居民稀少，劳动力更是少之又少，这导致国家经济进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若是再放任下去，唐廷经济一定会走向崩盘。
所以李亨想到了经济改革，不过他却采用了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为朝廷敛财。
当然，相比起先前安禄山的横征暴敛，李亨采用得更为隐秘的办法，就是不断铸造新币，
这些铸造出的新币名叫“乾元重宝”，较于旧币体型更大，是原有开元通宝的1.5倍重，按照所使用的原材料来算，1枚新币应该可以兑换1.5枚旧币。
可李亨却直接定下了1:10的“汇率”，也就是说一枚乾元重宝可以兑换十枚开元通宝，这使得唐廷在无形中就吸纳了社会8.5枚开元通宝的财富。
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吸金下，唐廷完成了快速的社会敛财，但李亨对此仍不满意，他在乾元重宝的基础上，又发行了重轮乾元重宝。
李亨在诏书《铸一当十钱诏》中是这样描述的：
“冀实三官元资，用收十倍之利。”
重轮乾元重宝更加夸张，它的重量是开元通宝的3倍，但李亨却定下了1:50的惊人汇率，进一步加大了社会敛财的速度。
如此“暴利”式的社会吸金，使得唐朝民间经济进一步动荡，巨大的通货膨胀率，让居民失去了从事生产的热情，经济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除去唐朝内部的影响，外部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也发生了转变。
之前，唐朝对周边诸国都有威慑，这使得诸外藩国与唐朝的贸易多少都有让利，唐廷从中获得的收益十分可观。
可随着九年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威慑力便不复从前了，外藩诸国在贸易中不再如从前那般让利，唐廷从边境贸易中所获得的收益渐渐变少。
总结：
综上所述，安史之乱常年的战火下，唐朝不仅将前朝的经济积累消耗一空，还使决定经济基础的人口不断锐减。
在这两项复杂的影响下，唐朝的经济增长潜力被无情地掐灭了。
安史之乱后，虽然南北经济趋于平衡，可经济总体当量还是急剧锐减，同时，唐肃宗李亨敛财式的货币政策，也使唐朝失去了经济复苏的时机，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远射”后世。
其次，大唐国威受损，让边境贸易失去了红利，国家收益进一步下降，这些亏损的钱财最后都转嫁到了民间。
这种“病态”的转嫁模式，使得民间与皇家的矛盾不断加深。最终，黄巢的一次农民起义，既宣泄了民间对上层社会的不满，也将大唐最后的气数耗尽。
而这一切，其实在安史之乱后便已埋下了种子，只看时间推移而已，由此可见，安史之乱对于唐朝经济的影响极其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