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大明靖难之役头号功臣:一个绝代高僧,也许真的是生不逢时

大明靖难之役头号功臣:一个绝代高僧,也许真的是生不逢时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三月,时年84岁的姚广孝病重弥留之际,他向明成祖朱棣提出了人生中最后一个请求:释放僧人溥洽。

溥洽乃明朝名僧,也曾是建文帝的主录僧。靖难之役后,据传他知道建文帝逃亡的细节,甚至有人还说正是他藏起了建文帝,因此朱棣将其囚禁,这一关就是十五年。

虽然朱棣从不知怜悯为何物,对待不同政见者向来是宁可错杀、绝不放过,但姚广孝的面子他还会是给的。遗愿被满足后,姚广孝“顿首谢”,很快死去。

考虑到当时的溥洽已经72岁高龄,姚广孝为其求情,显然不是出于诸如惜才之类的目的,更像是自我反思、自我救赎。但这种姿态其实类似于“鳄鱼的眼泪”、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若不是存在“以成败论英雄”的现实逻辑,姚广孝应当被视为标准的“乱臣贼子”,对所处的时代造成了太大的危害。

姚广孝,苏州长洲县人,祖籍开封,按照出身本是医家子弟,但他在十四岁那年时出家为僧,法号道衍。

明朝初期,佛教处于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早年曾出家为僧的明太祖朱元璋,对佛教采取了既整顿限制、又保护提倡的政策。在他眼里,僧与士、农、工、商、僧道同属于“民业”的一种,只要有才能、就应该被朝廷任用。他甚至还专门撰写了《拔儒僧入仕论》、《宦释论》、《拔儒僧文》等,不厌其烦地阐述任用“儒僧”主张。

在这种政策下,当时许多僧人都得以入朝为官,翰林远、各部、地方布政司等重要岗位都活跃着他们的影子。

考虑到这种时代背景,再结合姚广孝出家后的种种表现,就不难发现他出家为僧的终极目的:入仕。

身为和尚,姚广孝不仅苦心钻研佛学,还对热衷于钻研诗歌、阴阳术数等世俗社会的知识;除此之外,他还到处游历、增长见识。

有一年,姚广孝前往嵩山寺时,看相大师袁珙对她的外貌大为震惊:“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

刘秉忠,曾经以僧人的身份进入元世祖忽必烈的幕府,成为其肱股之臣。元朝的“元”字,都是源自他的建议。

当听到袁珙如此评判后,姚广孝的反应是“大喜”。可见,他就是想成为像刘秉忠那样的风云人物,辅佐君王成就一番事业。

不过在太平盛世,这种野心并不容易实现,但姚广孝却别有一番自信。

洪武八年,即公元1375年,姚广孝以“通儒”的身份被礼部招至南京,最终却“不受官,赐僧服还”。

这次没有当官,并不是因为姚广孝清高、无心于仕途,而是对南京的岗位不怎么满意。在返程的途中,他们一行人路过经过北固山时,姚广孝作诗《京口览古》一首:

好一首杀气腾腾的诗!对功名的渴求跃然纸上。因此,同行的宗泐责怪道:“此岂释子语耶?”在哪里是僧人该说的话!?对此,姚广孝只是笑而不语。

机遇终于还是来了。七年后,马皇后去世,朱元璋希望挑选高僧陪侍诸位王子,为他们诵经祝福。当时的宗泐刚好担任左善世(录司职官的和尚,分掌天下佛教之事),他便推荐了有心干一番事业的姚广孝。

史称,当时的燕王朱棣与道衍“与语甚合”,二人相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从此,姚广孝便前往北京,成了朱棣的幕僚。

史书称,姚广孝与朱棣关系密切,而且行踪诡异:“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结合他们的抱负以及后来的历史走向来看,显然二人当时已经正密谋窃取帝位。毕竟只有这样,才符合姚广孝“刘秉忠第二”的崇高理想。

随后的事态发展无须赘述:朱元璋去世后,继位的建文帝为了遏制藩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推行了削藩的政策。而在姚广孝的策划鼓励下,朱棣毅然发起了“靖难之役”。通过这一事件,二人各偿所愿:朱棣君临天下,姚广孝如愿主导了历史的发展、体现了自我价值。

对于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作用,《明史》称“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姚广孝因此得到了朱棣的极大推崇,“复其姓,赐名广孝,赠祖父如其官。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姚广孝确实成功了,但对当时的时代、对千千万万的军民百姓而言,这起事件实属毫无必要,甚至堪称一大浩劫。

首先,建文帝本人并无失德,作为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他与父亲朱标一样性格宽厚仁爱,与严苛的朱元璋截然不同。继位之后,他一反洪武年间刚猛严酷的政治风格,下诏行宽仁之政,赦免有罪之人,免除百姓拖欠的赋税、改善民生、收养孤寡孤独,同时兴建学校、选贤任能、考察官吏,得到了士民的一致期待与拥护。

过去千百年的历史证明,任何王朝经过创业的大开大合阶段之后,必须要施行传统文治、方能长治久安,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须用士大夫。从这个视角来看,建文帝的新政无疑代表了正确的历史方向。至于削藩,结合西汉、西晋的经验教训,也属于极有必要的举措。

因此,朱棣起兵,本质上就是为了一己私利而犯上作乱,让无数军民饱受战火摧残、家庭支离破碎。当然了,由于他赢了,所以这起叛乱摇身一变成了伟光正的“靖难之役”。作为始作俑者,姚广孝实在称不上什么正面人物。

更让人恐惧的是,也许心知自己得位不正,朱棣政变成功后,完全没有人君的胸怀与气度,无视过去各为其主的客观规律,对于那些忠于建文帝、恪守传统封建政治伦理的士大夫疯狂地举起屠刀,大肆屠戮,瓜蔓抄、诛十族,持续十多年的迫害中,无数政治精英举家被害、士大夫群体遭受重大挫折,社会文明遭受了肉眼可见的摧残。

此外,为了强化控制,朱棣大兴特务政治,他恢复了洪武时废罢的锦衣卫、并设立东厂,合称“厂卫”,严密监视全天下臣民;为了强化皇权,他违背不得任用宦官的祖训,利用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甚至还将宦官集团的管理从吏部独立出来,设置了司礼监这一内部机构。从此,宦官成为皇帝的心腹,为明朝的阉党之祸提供了制度性的土壤。

毫不客气地说,从对政治生态的破坏角度来看,朱棣取代朱允炆,实属历史的倒退。朱棣与姚广孝的一己之私,为明朝乃至后世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也许进入南京后的惨烈景象,深深震撼了姚广孝;亦或是他本就注重过程、不在意结果。“靖难之役”后,姚广孝逐渐与之前判若两人。

朱棣让他蓄发还俗、享受高官厚禄,他“不肯”;朱棣又赐他府邸和宫人,他“皆不受”;回到家乡后,他“以所赐金帛散宗族乡人”......

相反,他大多居住在寺庙里,只有上朝时才穿戴朝服。这种毫不掩饰地退出江湖的姿态,也许是出于悔恨,也许是出于“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隐忧。

戏剧的是,姚广孝的上述姿态,却招致了朱棣的继续信任。永乐年间,姚广孝主要承担重修《明实录》、编撰《永乐大典》、辅佐太子与皇长孙等具体工作。给当下定性、替皇室培养后代,可见,在朱棣的心目中,姚广孝是不可动摇的亲信。

回到开头,姚广孝在临终前请求释放溥洽,既有体现自我反思的意义,但也像是替朱棣缓解与建文帝追随者之间的恩怨,心思缜密到这种份上,若身在开国创业期间,想必也是帝王口中“吾之子房”之类的人物吧,只可惜生错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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