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皇帝朱载坖（jì）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第三子，在明朝十六帝中排行第十二。这位自号“舜斋”的皇帝在位时间不长（只有5年多），名声也不大好——潜邸时成天被自己老子各种不待见，迟迟不肯立他为皇储，登基后只顾纵情声色，朝政能扔给大臣的一概不管，最终还是纵欲过度挂掉的。
若非朱载坖的“怠政”，大明朝未必能挺到崇祯年
所以这位明穆宗就活生生把自己混成了个小透明。有多透明？就连《明史》都心不在焉的把他的名字给记错了，记成了朱载垕（hòu）。
为啥朱载坖就是对的而朱载垕就是错的？证据太多啦。比如在跟朱载圳争储时，朱载坖的老师陈以勤就曾以其名字作为“天命所归”的证据：
“夫国本固默定久矣。乃生而命名，从元从土，若曰首出九域，君意也。”（《许文穆公集·卷五·太保陈文端公墓志铭》
而朱载垕也不是生造出来的，是确有其人的——为明宪宗朱见深第七子朱祐楎的后代，爵封齐东王，跟朱载坖同辈。也不知道搞明史的那帮老学究为啥会把这俩人搞混。
就这么个混得如此没牌面的皇帝，在其短短5年多的执政时间里，却能兴利除弊、使得明朝的国势一度有了起色，还干成了俺答封贡和隆庆开关这两件了不起的大事，史称“隆庆新政”。
朱载坖成天躲在后宫里泡妞，正经事他是不理的，统统扔给了几个大臣随便折腾——先是徐阶，后是高拱，再后来就是张居正了。尤其是老张，不但在朱载坖驾崩时晋为内阁首辅，还在万历朝的前10年大权独揽、说一不二，成了终明一朝276年间最大的权臣。
说张居正凭一己之力为大明朝续命好几十年，是不过分的
今天我们提到张居正，免不了要提到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到一条鞭法。但他能够做成这一切，前提都在于那个“权臣”的身份。
事实上历史上的张居正，跟我们在教科书里见到的那个改革家，还有着颇为不同的另一面。
01
明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九月二十六日，在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荆州）有个叫张文明的老秀才因病死掉了。因为老张头早年落魄，晚年得志后又有点张扬跋扈，所以在乡里乡亲中间还是挺招人嫌的。因此尽管畏于张家的权势大家表面上不得不装出一副悲戚的表情，但说不定心里都挺高兴的。
大明朝高官的亲属在家乡很少有名声好的，张居正也不例外
但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却有个人真心的悲痛异常。因为他是张文明的儿子，同时也是大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
然而在最初的悲痛过去之后，张居正发现自己遇到了大麻烦。
就在5年之前，他荣升为内阁首辅，随即主导推行了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堪称大明朝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新政。因为新政需要革新的范围太广、涉及到的利益太多，所以得罪的人自然也是满坑满谷，以至于张居正在朝野上下压根找不到几个真心追随自己的拥戴者。
按照当时的官场规矩，既然张居正死了老子，那就必须得辞官归乡守孝，也称丁忧。在丁忧的27个月时间里，老张必须在墓前搭庐而居，不能饮酒吃肉，不能跟媳妇同床（当然更不许生娃），除了保持悲痛和哀悼亡父外啥正经事都不能干，当然也更不可能再搞什么新政。可问题是这玩意一旦被他撒了手，要不被那些对新政恨之入骨的保守派们祸祸得稀碎，那才是有鬼了。
张居正要是不想让新政半途而废，就无论如何也不能丁忧，那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还是有的，那就是“夺情”。啥叫夺情？就是因紧急国事需要而拒绝官员丁忧去职的制度。可问题是要想办夺情的条件很苛刻，比如外有蛮夷进犯啦、内有逆贼造反啦什么的。可张老太爷挂掉的时候天下可太平着呐，哪有离了你张居正地球就没法转的所谓急务？再者号称以孝治国的大明朝早有祖制曰“内外大小官员丁忧者，不许保奏夺情起复”（《续通典·卷八十三·礼第三十九》）——凭啥你张首辅就能搞特殊化？
一旦丁忧守制，在3年时间里就啥正经事都干不了了
可人家老张直接去找了大太监冯保，随便扯了个理由就轻而易举的给自己办了个夺情。然后面对群情激愤的百官同僚，他翻着大白眼问道：我就是搞特殊化了，怎么滴？有不服的，请出来蹦跶几下。
老张可能忘了，大明朝的官员可从来都像大明朝的国策一样头铁，所以一大堆御史、谏官什么的争相跳出来弹劾张居正。而铁血老张也毫不客气，操起廷杖就把翰林编修吴中行、翰林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等跳得最欢的几个屁股打得稀烂，然后发配充军。
这下朝野终于安静了，没人再敢非议这位张首辅。于是他用不着回老家，可以继续一门心思的搞自己的新政。
勾结内宦、以权谋私、摄威擅势，连朱家皇帝祖传的廷杖都抢过去打人屁股了——骄纵跋扈若斯，这天底下就没有王法、就没人管得了张居正了？
不好意思，这个是真没有。
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23岁的张居正在科举中考出了二甲第九名的好成绩，授庶吉士。此后的18年间，他一直在宦海中浮沉，一直没混出多大出息。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内阁首辅徐阶推荐张居正给时为裕王的朱载坖当侍讲侍读，这才改变了他的命运。
在当时嘉靖皇帝朱厚熜仅存的俩儿子（一共生了8个，夭折了6个）中，年纪稍长的朱载坖理论上成为太子的可能性更高。可问题是朱厚熜修仙修得已经魔怔了，竟然相信“二龙不相见”的鬼话，死活不肯立太子不说，朱载坖还因为亲妈不受宠而不遭待见。这就使得他的异母弟朱载圳，产生了夺嫡的野心。
明末的诸多乱象，都可以在嘉靖年间找到源头
但事实上只要看看朱载坖的幕僚兼“家庭教师”团队的阵容，就知道朱载圳的这番心思算是白瞎了——高拱、陈以勤、殷士儋、张居正，哪个不是在终明一朝都极优秀的宰辅之才？随便拉出一个都能把朱载圳团队玩得欲仙欲死，更何况一下子就整出来4个！
更重要的是朱载坖这家伙虽然才能平庸兼胸无大志，但他却是历朝皇帝中极其罕见的一枚好人，而且还是普通人意义上的那种好人。啥意思呢？就是没那么多弯弯肠子，整天猜忌这个提防那个的，谁对他好，他就对谁好，还是百分百信任的那种。
所以既然在潜邸时受到了“师傅”们的恩惠，朱载坖登基后就统统给他们加官晋职，还都拉进了内阁，连刚刚加入裕王府家庭教师阵容才一年多的张居正也不例外。
知恩图报到爱心泛滥的朱载坖，是张居正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否则即便是有徐阶这个“座师”的帮扶，他也不可能那么顺利的成为一代权臣。
而霸气侧漏的高拱，则是张居正遇到的第二个贵人。
高拱这个人与张居正志同道合，都有心革除弊政。而且无论在才能、决断和执行力上，高沟至少都不比张居正差，在私德上甚至还要强上不止一筹。但老高这家伙实在是太霸道、太急躁了，为了夺权做事不择手段——当次辅时就一门心思的想要干掉首辅，当上了首辅又一门心思的想要干掉次辅。于是徐阶、李春芳、陈以勤、殷士儋、赵贞吉等老资格的阁臣统统成了高拱的“刀下亡魂”，这才让小字辈的张居正在短短的几年间就跃居次辅。
本来高与张的关系不错，可谁让小张当上了次辅呢？老高这个次辅杀手自然是羞刀难入鞘，而小张也不是任人宰割之辈，于是两人就杠上了。
要是高拱能坐稳首辅的位置，取得的成就不见得就比张居正小
而最终决定了高张之争成败的，是大太监冯保。话说高拱眼高于顶，自然更瞧不起宦官。而张居正却刻意交好冯保，于是跟他主子朱载坖一样知恩图报的冯公公就在关键时刻给了老高一记背刺：
“初，穆宗崩，拱于阁中大恸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谮于后妃曰：‘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明史·卷三百五·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有人说冯保说的这句话是张居正教的——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没有实证，也基本不可能找到实证。
反正高拱就是因此完蛋的，张居正顺利接任首辅，然后就成了实际上的天下第一人。
内阁首辅在大明朝可不是啥稀罕玩意，前前后后冒出过将近90号人，凭啥就张居正能成为天下第一人？
02
答案很简单：天时、地利、人和。
朱载坖说死就死了，最年长的儿子朱翊钧也不过才10岁的黄口孺子——人家高拱说得一点都没错，10岁的小皇帝，根本就没法处理国事，只能暂时托付他人代理。可能托付给谁呢？老妈李太后是宫女出身，没啥见识也没啥学识，更有“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压身，根本无法名正言顺的垂帘听政。大太监冯保呢？先甭提这厮的名声有多臭，还是张居正的脑残粉，根本无法像以前的王振以及后来的魏忠贤那样替皇帝保驾护航。
朱翊钧10岁登基，根本不可能亲政，这才给了张居正改革的机会
既然家里人指望不上，那就只能托付外臣辅政了。而放眼朝野上下，官职最大、威望最高的就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了，除他不做第二人想。
这既是天时，也是地利，此外还有人和。
在嘉靖皇帝朱厚熜挂掉之前，张居正只是个区区的国子监司业，可谓是没职没权没资历。可就因为有当了一年多“帝师”的资本，他嗖的一下就直接窜进了内阁，成了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左侍郎，堪称是火箭式晋升。
等到隆庆皇帝朱载坖驾崩的时候，钦定了三个顾命大臣高拱、张居正和高仪辅政。老张身居次辅，如果没什么意外情况发生的话，他早晚得成为高拱的盘中餐。可谁能想到老高突然间脑子一抽（事实是被栽了赃）就说了句大逆不道的浑话，然后就被气得半死的李太后赶回家去了呢？
于是张居正就顺理成章的当上了首辅，然后学高拱一脚踹飞了高仪，开始独霸外朝。
更加运气爆棚的是，在当时整个大明朝唯三能与张居正掰掰手腕的人中，李太后对“高师傅”横眉冷对，偏偏对“张师傅”无比温柔，称得上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至于司礼监大太监冯保，更是对他唯马首是瞻；唯一对老张不怎么服气的小皇帝朱翊钧，还被收拾得老惨了。
谁收拾的？当然是李太后和张居正的男女混合双打。
老张当过老朱朱载坖的老师，在朱翊钧这个小朱的面前自然摆得起师道尊严。而且高拱虽然走人了，但曾经霸气似乎都留给了张居正。反正自从当上了首辅以后，张居正就脾气很坏、训人很凶，对小朱各种高标准、严要求，整天板着一张臭脸要求他只能干这个、不准干那个。除此之外，老张还重开经筵，每天在文华殿给小朱教习枯燥的经史、古今兴亡之道和帝王治国之道，也不管小盆友听不听得懂、听得烦不烦；他还弄出了一幅《帝鉴图》，择自尧舜以来为君者可效法之事81件、当戒免之事36件，每事附图一张，天天跟唐僧似的给年幼的小皇帝翻来覆去的啰嗦。
李太后对张居正的百依百顺，让无聊文人编出了不少花边野史
估计朱翊钧想把张居正开棺鞭尸的心思，在这时就已经埋下了……
可这种心思只能偷偷想想罢了，因为小朱压根就不敢招惹这位“张先生”——只要被老张逮着一点错处，就会遭到后者毫不留情的一顿狂喷：
“（张居正）复言：‘上爱民如子，而在外诸司营私背公，剥民罔上，宜痛钳以法。而皇上加意撙节，于宫中一切用度、服御、赏赉、布施，裁省禁止。’帝首肯之，有所蠲贷。”（《明史·卷二百一十三·列传第一百一》）
朱翊钧敢不“首肯”吗？史书上还说了，甭管张居正讲课讲得多招人瞌睡，小朱都得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凝神恭听”——他敢不凝神恭听吗？就算不怕张居正的那张唐僧嘴，难道还不怕李太后的杀威棒？
李太后没啥文化，教育子女就信奉一句话，那就是“棍棒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所以她对朱翊钧是真打、真罚，只要听说这个熊孩子不学好了或是不听张先生话了，轻则罚跪，重则抡起大棒子狠揍：
“（李太后）教子颇严。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每御讲筵入，尝令效讲臣进讲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寝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为盥面，挚之登辇以出。”（《谷山笔麈·卷二·纪述一》）
到最后朱翊钧都被这对……男女弄出心理阴影了，一看到这俩人波棱盖（即膝盖）就有失能的趋势。所以朝堂上的那些破事他既不想管也不敢管，干脆统统“大柄悉以委居正” （《明史·卷二百十三·列传一百一》）。
这样一来，在大明朝还有谁能管得了张居正？
03
而张居正本人，对自身所处的位置也是有着清醒的认知的，但却毫无忌惮。
张居正是从来不惮于以权臣自居的
在他最得意时，有马屁精尊称其为“张相”。话说在大明朝276年间可是只出过一个宰相，那就是胡惟庸。此后内阁的所谓宰辅，其实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首辅也不过相当于秘书长而已，无论权力还是地位较之真正的宰相都差了十万八千里。面对这样的阿谀奉承，张居正未必不知其居心，但却非常认真的纠正道——宰相算老几，我乃摄政王：
“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摄字于江陵固非谬，但千古唯姬旦、新莽二人，今可三之乎？”（《万历野获编·卷九》）
别以为人家是在开玩笑或是在私下场合里自吹自擂，后来的霸气程度远胜于高拱的张居正，在内心里其实是真把自己当成了大明朝的摄政王的。哪怕是在已经长大成人的朱翊钧面前，他也以此自居：
“庚辰之春，以乃弟居谦死，决意求归，然疏语不曰‘乞休’，而曰‘拜手稽首归政’，则上固俨然成王矣。”（引用同上）
这都摄政王了，还不是想干啥就干啥？什么考成法、清查土地、推行一条鞭法，在边境与蒙古人茶马互市等等，张居正都能一言而决。如果不想给朱翊钧面子，他甚至在皇帝那里报备一下的必要手续都能给免了。至于朝堂中的反对派，轻则罢官去职，中则大棍子打屁股，严重点的一刀宰了的也不止一个两个。到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在张居正首辅十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朝野上下就没一个人敢对他说个不字。
这是自大明朝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奇观。
老朱在洪武年间其实就干了一件事——消灭权臣及其生存所需的一切土壤
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对权力有着无限独占欲的帝王，看谁都像野心家，成天怀疑“总有刁民想害朕”，因此他也成了有史以来杀功臣杀得最狠的开国之君。
在整个洪武年间，得以生前获封国公的共有10人（算上开国前战陨追封的共25人），清楚明白的未曾获罪还能老死在床榻之上的唯有邓愈、汤和二人而已；生前得获封侯者50人（算上开国前战陨追封的共79人），能侥幸跟老朱混了个从一而终的，也仅有区区12人。
剩下的，像徐达那样死得不明不白但还能给子孙留下荣华富贵的都是超级幸运儿，被流放抄家的会发自内心的感激涕零，就算被一刀砍死的都会觉得不亏。为啥？你瞅瞅蓝玉那个倒霉蛋——不但人死了，还被剥皮楦草、抄家、灭三族，并株连蔓引，连累亲朋部下15000人稀里糊涂的丢了脑袋，这才叫真的惨。
但老朱的做法只是规模大了点、手段过分了些，其实并不稀奇，毕竟哪朝哪代的开国之君都要多多少少杀点功臣的嘛。可是朱元璋干得最狠的一招，却是借着胡惟庸案干脆利落的把宰相这个职位给废除掉了。
宰相，是帝制时代一国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早在西汉时，曾担任过宰相（左丞相）的陈平，就曾对宰相的地位、作用和权责做出过精妙的定义：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宰相是天下官员的首脑，权力极大，不仅可以开府建牙、任免官吏、独立决策国事，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唯一能跟皇权抗衡的臣职。因此即便是皇帝在必须对其保持尊重的同时，免不了对宰相猜忌、提防以及不停的削权、分权。所以在汉朝时宰相朝拜皇帝时，皇帝是必须回礼的，到了唐朝时宰相在皇帝面前还是有座位的，到了两宋就只能站着了，到了明朝干脆把宰相这个职位都给撸没了。
宰相是百官之首，在某些时代还是名副其实无冕之王
为啥？因为对于皇帝来说，宰相就一定是权臣。而权臣对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头号危险分子——两汉的霍光、王莽、曹操，南北朝的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宇文泰、高欢、杨坚，唐朝的李林甫、李辅国、朱温，两宋的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元朝的伯颜、燕铁木儿等都是这样的权臣，其中起码有一半还谋过朝、篡过位。
可是在明朝连宰相都没了，除了张居正外谁还听说过什么权臣？
04
有人肯定会反对——明朝怎么没有权臣，比如严嵩，比如魏忠贤，那不是妥妥的权臣吗？
但他们真的不是权臣。因为权臣的“权”必须是能对皇帝造成威胁的权力，而且还得是切切实实握在自己手里的权力，而非皇帝给他、还能随时收回去的那种。
严嵩不是权臣，因为他的权力来自于朱厚熜，也随时能被朱厚熜收回去
真正的权臣，要么能把皇帝忽悠得五迷三道，乖乖的把权力交到他们手中而毫不猜忌，比如李辅国之于李亨、蔡京之于赵佶、韩侂胄之于赵扩；要么权力本就出于己手，皇帝不过是他们竖起的一面招牌或摆设，比如刘协之于曹操、元善见之于高欢、元宝炬之于宇文泰；再或者权力虽是皇帝送出去的，但却没有力量或者胆量收回来，比如刘裕之于司马德宗、杨坚之于宇文赟、朱温之于李儇。可严嵩、魏忠贤有这个本事吗？
事实上这两个家伙之所以看起来很像权臣的样子，是因为朱厚熜和朱由校需要他们有个权臣的样子。这样做对大明朝不一定有好处，甚至有很大的坏处，但对这两个皇帝却是有着莫大的好处的。比如朱厚熜需要严嵩父子替他敛财以修炼成仙，朱由检需要魏忠贤处理那些乱七八糟的国事，好一门心思的干他的木匠活……而一旦这样的白手套用脏了、用臭了，他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再把权力收回来。轻松到什么程度呢？用王世贞的话说，就是“片纸中出而夜就缚”《弇山堂别集·卷九十》。
严嵩父子就是这么栽的。魏忠贤哪怕嚣张到自诩九千岁，但朱由检想要杀死他，也不过就是说句话再派几个锦衣卫过去的事情罢了。
在张居正之前，大明朝最接近成为权臣的人，其实是杨廷和。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三月明武宗朱厚照暴死，还没儿子接班。作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引《皇明祖训》以“兄终弟及”为据，请立朱厚照从弟朱厚熜继统，并得到皇太后张氏的准许。可问题是朱厚熜这会儿还蹲在老家安陆府（今湖北钟祥）呢，等他得到消息就撒丫子往北京跑，也在路上跑了整整37天。
在这山中无老虎的这37天里，杨廷和就成了那只称王称霸的猴子——他几乎横扫了武宗朝所有的新政，将朱厚照煞费苦心训练出来的新军以及精心培养的年轻军官统统解散、裁撤和抓捕、杀掉。在杨廷和的不懈努力下，大明朝刚见起色的军队再度垮了下去，士大夫们终于又可以名正言顺的崇文抑武下去了。
杨廷和跟朱厚熜争的，是士大夫集团想跟皇帝“共治天下”的权力
等到朱厚熜终于跑到北京，杨廷和也办完了他想办的事，便很光棍的把权力还给了朱家。事实上要是在京城一言九鼎的杨廷和不肯交权，朱厚熜这个才15岁的外来户基本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可他毕竟是个塞了一脑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士大夫，而非王莽、曹操那样天生的枭雄，所以可能连揽权的意识都没有。所以杨廷和最终不但没能当成权臣，还被朱厚熜秋后算账、削职为民了。
在杨廷和之后，摊上朱载坖这个老好人皇帝的徐阶、高拱其实都有机会成为权臣，只可惜还没来得及一展雄风就被后浪拍死在了沙滩上。而权谋手段明显高出不止一筹的张居正上位后，这个世间能阻止他成为大明朝第一位真正权臣的，就只有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了。
不信？那你让朱翊钧也“片纸中出”一把试试？别说片纸了，就算小朱写下万言血书，张居正别说“夜就缚”了，没准还会把这事当个笑话讲给别人听。而更大的可能性，就是这封血书还没来得及出宫，李太后就抡起大棒子把小朱的屁股打开花了。
直到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病死之前，张居正在大明朝的地位其实比当年的曹操都牛。毕竟老曹不过才挟天子以令诸侯嘛，而且诸侯还不一定听话，刘协也老在琢磨整个衣带诏起个义啥的。而老张呢？人家直接就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了。至于天子，你问问朱翊钧敢不敢在他的“张先生”面前喘口大气？还片纸中出而夜就缚——他要敢这么干，被缚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这要不是权臣，世间就没有权臣了。
05
但权臣这个标签，对于张居正而言就是把双刃剑。
张居正揽权，总体来说的目的是为国为民
像考成法、一条鞭法、清查土地、整顿边事等张居正最主要的政绩，并非是在他主政的十年间才出现的问题，更不是只有他才发现了这些问题。事实上这都是些陈年积弊——像一条鞭法所涉及到的赋税和徭役的问题，早在500多年前就是王安石变法时主要针对的对象之一，只可惜改革失败；50多年前的嘉靖十年（公元1530年），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桂萼更是直接给这个弊政开出了药方，即“通计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明史·卷七十八·志第五十四》），被御史傅汉臣称之为“一条编法”。
别看名称上跟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差了一个字，但内容上几乎是一字不差，就是全盘照搬。不过为啥被抢了著作权的桂萼不但新法推行得举步维艰，自己也因此被撵回了老家，而东施效颦的张居正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就能将一条鞭法推行到全国？
答案很简单。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这二人在动员变法大会时的场景——
桂萼：赋役旧法害国残民，一条编法利国利民，已经到了不能不改、不改就要亡国的地步，巴拉巴拉（以下省略一万字）……所以我们推行新法，请大家支持我吧！
然后老桂就被一大堆扑面而来的口水和臭鸡蛋淹没了。袭击者包括且不限于皇帝朱厚熜，大清官大忠臣如杨一清、方献夫、陆粲等等，更甭提无数的贪官污吏、地主老财以及被收买裹挟的无知民众了。
轮到张居正上场。
张居正：老子要搞一条鞭法，赞成的闭嘴，反对的举手……咦，居然有个举手的。来人呀，把他拖出去砍了！
疑似举手者：冤枉啊！下官没举手，是下官的帽子歪了，就扶了扶……
张居正：哦，无心之失呀，那就流放琼州吧。还有人举手没？
这还举个毛线啊——扶把帽子的都发配海南岛了，再挠把头皮还不得流窜到爪哇国去？在这厮的“淫威”下，一条鞭法用了3年才推广到全国，我以为都是老张在偷懒，否则3个月就够了。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与桂萼的一条编法在内容上几乎一毛一样
当然以上是在开玩笑。但若非老张有个横扫内宫、外朝无敌手，连朱翊钧见了都得当缩头乌龟的权臣标签，他的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早就被一大帮拖后腿的给弄得面目全非了。
这也多亏了张居正是个有大志向、大理想而且有节操并严守道德底线的君子。否则他要是生了野心，效仿王莽、杨坚那样想谋个朝、篡个位——先甭管能不能成，起码早已内忧外患加身的大明朝，是肯定经不起这番折腾了。
因此张居正的最伟大之处，也是其人生最大的闪光点，并非是他的改革。而是在其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时，识大体、守进退。哪怕到了最后明明已经能够预判自己的悲惨结局时，也没有迈出可能导致大明朝国破家亡的那一步。
所以清人潘博在《张江陵书牍》序言中写下的看似吹捧的一句话，可以成为给张居正一生盖棺定论的中肯评价：
“汉唐以来，以功业炳史册者夥矣。至若意量广远，气充识定，志以天下为己任而才又能副其志者，则惟明张江陵一人而已。”
06
但长期位居权力的顶峰而且这种权力还是几乎不受限制和监控的情况下，张居正的性格和习气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扭曲和变化。不过总体而言，还可以称得上是大德不逾，小节不拘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张居正大多数的“黑材料”，都出自于王世贞的手笔
现在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些关于张居正的负面新闻，比如生活奢靡，妻妾成群，一顿饭要吃一百个菜，在老家修个宅子就花了几十万两银子以及大肆收受贿赂等等，其实出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王世贞编纂的《嘉靖以来首辅传》。
说起王世贞这个人，号称领袖文坛20年，才华是无需置疑的。但人品，尤其是涉及到张居正时的人品就很难说了。
他跟张居正是同榜进士，本来关系不错。但后来老张迭遇贵人，在仕途上飞黄腾达，直到贵为内阁首辅、大明朝实际上的摄政王。而老王却始终在原地踏步，心态就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万历初，王世贞任湖广按察使，一上任就盯上了张居正的小舅子，并弹劾他欺辱江陵知县。同时借机上《地震疏》，直截了当的指责正是因为张居正专权擅政，才导致灾祸四起，只有把这厮撤掉，才能天下太平。
老张一时间被昔日老同学的这记背刺搞得手忙脚乱，自然也气得七窍生烟。他很快也还以颜色，指使麾下的小兄弟攻讦弹劾，导致老王被罢职。
虽然灰溜溜的被赶回了老家，但王世贞最有力的武器，从来不是官位，而是手中的那支笔。从此老王别的啥事不管，就一门心思的搜集老张的黑材料，并散发得满世界都是，但其中有几分真、几分假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
但未必是真，也不意味着都是假的。
张居正从来都不是个完人，反而很多权臣都有的毛病，他一样不缺。比如独断专行，不纳忠言，比如待人刻薄，表里不一，比如生活奢靡，收受贿赂什么的大概也应是确有其事的。
大明高官中要说私德无暇的恐怕只有海瑞，张居正也不行
毕竟跟张居正有怨的是王世贞，但总不能说沈德符、谷应泰也跟老张有仇吧？而这两人编纂的《万历野获编》、《明史纪事本末》向来受史家推崇，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谷应泰就记载了一段李成梁贿赂张居正的事迹：
“己而成梁使使馈以金，居正曰：‘而主以百战得功勋，我受其金，是得罪高皇帝也。’却不受。”（《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
老张不接受老李的贿赂，理由是后者的高官厚禄是百战功勋所得，因此受之有愧。那么是不是可以借此反推认为，一旦是没有军功或军功没那么卓著的的武将来送钱，他就收了呢？
大概率就是这样的。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就详细记载了戚继光是如何贿赂张居正的——这倒不是说戚的战功不行所以张就收得心安理得，而是这位抗倭名将当年可是在登州（今山东烟台）当兵，有心杀贼却找不到门路，就不知怎么的找上了张居正，这才被调到了东南战场。
后来戚继光受到了直浙总督胡宗宪的重用（可以确定的是老胡没收钱），这才得到了用武之地，成就了戚家军百战不败的英名。可没过多久胡宗宪就受到严嵩父子的牵连倒了台，这下慌了手脚的戚继光只好又跑去搭上了张居正这条线。
戚继光的这种做法看似令人不齿，其实不然。明朝的武将日子过得连北宋的同行都不如——只要是三品以下的武官，七八品的小御史就能说打就打，打死了算活该。那三品以上呢？虽然不好再打了，但把你当灰孙子训，你也得老老实实的受着。
戚继光当然是伟大的英雄，但英雄要是不识时务，哪来建功立业的机会？
而文官呢？都不用当上文官，哪怕是最低等的生员（即秀才）都享有免税免役、见官不跪以及按时领受财政补贴的待遇。跟武将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
所以明朝的武将要是不能搭上个靠得住的文官当后台，别说领兵打仗、升官发财了，一不小心稀里糊涂被摘了脑袋都没处喊冤去。戚继光本身就出身武将世家，对这里边的套路门儿清，所以才会没啥心理负担的向现实妥协。
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就不同了。俞家虽然也有个世袭的百户官傍身，但也就是挂个职、领个俸禄，并不在军中任实职。所以俞大猷是通过武举入仕参军的，再加上有点书生意气，根本就不理那套文官武将的潜规则。幸亏当时东南抗倭的形势紧急，急需人才，他又连续遇上了毛伯温、朱纨、胡宗宪这样不要钱的好官，才打出了“俞龙戚虎”的名头。
可那又能怎么样呢？终究是上头没人，所以俞大猷一辈子在官场上只能在老家福建附近打转。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朝廷为加强北方兵备，打算从东南抽调精兵强将。地方上本来报上去的也是俞大猷和戚继光两个人的名字，结果就批了一个戚继光，这难道是没有原因的？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戚继光就是第一批受牵连的。很快他就被罢官免职，不久后病逝。
07
即便王世贞的记载有所夸张甚至有编造的嫌疑，但张居正生活奢靡、贪图享受却是事实，而且花销明显与收入不符。
话说朱元璋可能是因为自身经历的缘故，对官员的印象极差、下手极狠，当然也不会给他们什么优厚的待遇。
比较下宋明两朝官员的工资水平，就知道明朝士大夫为啥拼命想“复宋”了吧？
根据老朱定下的且“一字不可改易”的祖训，即便贵为大明朝的一品大员，年薪也只有禄米1044石（折16万斤），而且实发时还得打个六折，就剩下不到10万斤。
看着似乎挺多，但米价折成银价再折成今天的币值，一个九品官的年薪也就在一万元人民币左右。就算是张居正这样的把官做到头了、脑瓜顶上还顶着一大堆官衔的（大部分官衔的工资可以累加），忙活一年下来也未必能从朱家皇帝手里赚到30万人民币的工钱。
同为宰辅，老张在两宋的同行一年到头要是不能名正言顺的从朝廷领回数百万乃至上千万的薪水回家，估计媳妇都不能让他上坑。所以从明初到明亡，士大夫们都在有志一同的疾呼“复宋”，很大的原因就是嫌工资太低。
不过大活人不能被尿憋死。既然姓朱的太抠，当官的就得自己想办法，于是大明朝的官儿甭管是灰色的还是黑色的，都有自己搞钱的道道儿。真要指着那仨瓜俩枣的死工资过日子，估计绝大部分大明朝的官员要么饿死，要么饿得半死。不信？请采访下一辈子都营养不良的海瑞同学。
事实上张居正即便有“经济问题”，也并非有多严重。毕竟比他胆子更大、下手更狠的多了去了，而且大多名声还好得不得了。比如他的座师、当过两朝宰辅的徐阶，就硬生生凭权势把自己的家族搞成了松江府（今上海）第一大地主，侵占的田土仅查实的就有24万亩。
要不是高拱想搞他，这些事情根本没人知道，也不会有人想知道，毕竟太普遍了嘛。
徐首辅负责在朝中装清廉，他的儿子负责在家乡大肆敛财
所以哪怕张居正比徐阶还贪婪，在那个年代也不算啥大错。他真正的罪名，其实是“威福自擅”四字而已。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在任上病逝，已经20岁的朱翊钧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我一直恶毒的认为，小朱之所以先礼后兵，是因为害怕老张假死或者诈尸，然后突然跳起来揍他。
为啥这么说？等到张居正死后第4天、小朱确认他的“张先生”已经凉透了以后，立刻指使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随即勒令其致仕。
为啥是潘晟？因为张居正在临死前向朱翊钧推荐的接班人，就是这位前礼部尚书。小朱的这一招，其实就是向朝野间释放出了个明确的信号——姓张的完蛋了，朕雄起了，有冤诉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
于是对张居正的攻讦如潮水般涌来，朱翊钧统统从善如流：
“诏尽削居正官秩，夺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谓当剖棺戮死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挥居易、子编修嗣修，俱发戍烟瘴地。”（《明史·卷二百十三·列传第一百一》）
事实上这已经是朱翊钧“从轻发落”的结果了。
本来对张居正恨之入骨的小朱是想开棺鞭尸的，谁知一起意外事件的发生终于让他没能得逞。
朱翊钧在清算张居正时顺手收拾了冯保，结果抄出了百万两家产。这让这位史上最著名的财迷皇帝兴奋不已，认为在张家的收获应该更大（结果只抄出了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而担负了敛财重任的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干脆封闭了张家大门，导致十余人被饿死。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更是因为交待不出指定的“赃款”数额而遭遇酷刑，熬不过去干脆上吊死了。
张居正身后事那么惨，一半是因为朱翊钧想报仇，另一半是他想发财
这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不但像潘季驯、申时行这样亲近张居正的官员大声喊冤，就连那些跟老张有旧怨的官员都觉得皇帝做得太过分了——毕竟我们羡慕嫉妒恨的是张居正的权力，可不是他的钱啊？要是让皇帝抄家抄上瘾了，我们谁还敢贪污、日子还咋过？
于是在朝野上下一致的反对声音中，朱翊钧悻悻收手，算是放了张居正一马。
张居正享年才58岁，还在任，可以说是死得挺突然的。要是他还有5年、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朱翊钧还有没有机会对他实施报复、能否清算到这种程度，还真是件挺难说的事情。
毕竟权臣的死敌就是皇帝，历朝的权臣要是不造个反、篡个位的话，下场基本都会很惨，对此深谙权谋之道的张居正不可能不清楚。既然已经站在了这个位置上，必然应该对自己以及子孙的未来有所安排，无论是与皇帝重新结好还是急流勇退，通过放弃权力换取身后事的妥协，都未必不能改变自己及家人的命运。可是恐怕连张居正自己都不曾想到死亡的来临是如此的突然和仓促，以至于让他根本没有了与皇权和解的任何可能性。
历史上任何一个搞变法、新政的权臣都没有好下场，因为这本是“臣擅君权”的行为，必然会受到皇帝的反击：
“神宗初年，居正独持国柄，后毁誉不一，迄无定评。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集部第三十》）
而皇帝搞起来就没问题了——像雍正皇帝就把一条鞭法改叫摊丁入亩，然后就搞成了，而且无论是规模和效果都不是张居正能比的。
这让人上哪儿说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