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公元626年7月2日，当时仍是秦王的李世民在太极宫的北宫门——玄武门发动政变，杀死了兄长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事后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禅让皇位，李世民继位为唐太宗，改年号贞观。
玄武门之变是标准的流血政变
此时中原已经接近完全统一，新朝的基本制度也已经确立，天下也接受了权力的更替。作为未满而立的年轻天子，太宗的任务不仅仅是巩固和发展父皇的成就。由于各种原因，帝国此际绝非高枕无忧。李世民不得不认真应对帝国的迫切问题。
02
即位之前，太宗就已经注意到行政机构的混乱与失衡。
首先是机构超编和冗员严重。高祖李渊为犒赏宗室、外戚以及开国的“有功之臣”，竟新设许多州县，封赏这些人做官员去治理。到玄武门之变后他逊位时，州县数量竟已达隋朝的两倍之多。
天下还是那么大，行政区域却凭空多了一倍，原有州县的地盘要重新划分，权限要重新界定，这显然会给管理带来麻烦和困难。而且如此一来人为地增添了许多官吏，朝廷负担益重。
太宗意识到胥吏急速膨胀的不良后果。首先在中央，他命房玄龄以“官在得人，不在员多”的原则大力裁汰京师的文、武官员。在地方上，则大规模合并州县以裁减撤并行政机构。
李世民责成房玄龄精简官吏
人事问题任何时代都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政治家们也一直有句话：“人事即政治”。
李世民没有避重就轻，而是一出手就直击要害。第一步就跨进了深水区。虽然搞得大小衙门沸反盈天，官不聊生，但李世民不为所动，坚持大刀阔斧地推行“瘦身计划”。
另一方面，太宗嘱臣下勿惧上不悦而停止进谏，致力纠正前朝君臣猜疑之失，确定广开言路是必要的致治基础。太宗作为打碎了旧世界而成就霸业的君主，深以隋炀帝为戒，把谏官的权力扩大，又鼓励臣下直谏。朝中最能犯颜直谏的魏徵自不必说，太宗一朝还有王珪、马周、孙伏伽、褚遂良等皆以极谏知名的良臣。太宗还规定自己的诏书也必须由门下省“副署”后才能生效，这是自己给自己制定了一个“纠错”机制，防止天子个人作出的不恰当决定带来的负面效应。
太宗重新把全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十“道”，西北仅设关内和陇右；北方仅河东和河北；中原亦仅有河南、淮南、山南和剑南；南方干脆只设了江南和岭南。而且其中的地广人稀的岭南更是没有常设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其功能几乎仅是用于朝廷遣使不定期地视察道内各州地方工作的巡行区。
唐以前的较长时期，对于同一级官职来说，如果在京畿任职远比地方的更受尊崇，有能力但资历不够的属吏提拔时常被先任命在地方任职。而京畿的官如犯了错误，常以贬谪到外地来作为惩罚。地方官即使位高任重，也常被看作是一种流放，因此天下人总把当地方官看作仕途上的挫折。
为了力矫此弊，加强对地方基层的治理，太宗开始着力提高地方官的地位。
太宗亲自考察地方官们的履职情况，并把他们的姓名贴在屏风上，名下条陈功过政声，将之作为进行黜陟的依据（这一做法在唐末被他少有的卓越后代宣宗所效仿）。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延见，“给宿中书，以候召对”。公元637年，太宗被一份详述地方行政积弊的奏疏触动，遂开始亲自对数十州的刺史进行遴选，并命中央官员都可推荐新人。为尽可能多地选拔人才，太宗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由于唐太宗重视，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
澄清吏治，公元634年和646年，太宗两次遣使到各地巡视，并明确要求对地方官提出黜陟意见。结果地方上竟有几千名官员受到处分，其中还七人被处死。其实贞观元年（627年）四月，凉州都督、长乐郡王李幼良就获罪被处死，十二月利州都督李孝常、右武卫将军刘德裕亦被处死。
为革除贪腐行为，太宗曾暗中派人行贿廷臣考验其是否廉洁。然后当众赏赐那些受贿的人，使贪官们蒙羞出丑。这种“钓鱼执法”当然引起朝野震动，倒还真使得受贿有所收敛。
高祖李渊时刑罚极为严酷，竟还沿用南北朝时的盗窃剁手之刑。太宗以为应宽厚以安民生，废除了一些苛酷刑罚。公元630年，对肉刑拷问作了严格限制。公元 632年，刖刑被代之以流刑。次年，死囚需经三次复奏才能执行。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集权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公元637年，太宗命房玄龄、裴弘献和司法官员修订的《贞观律》问世，它大量减少了判处死刑或流刑的罪行，减轻了许多轻罪的刑罚。社会“刑不峻典而治”，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大唐虽然统一了中原，但是四周并不平静。尤其是东西突厥，“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
大唐实际强敌环伺
突厥自持助李渊称帝有功，不断索取财物。起初李渊顾不上对外经营，只得尽量满足突厥。
后来颉利可汗更收留隋齐王杨睐之子杨政道，立其为隋王。这就表明突厥志不在财帛，而是开始觊觎中原。东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均有志想当拓跋道武帝第二、入主中原。
太宗登基伊始， 突厥突然大举南侵，竟一路长驱直入，杀到距长安仅40里的泾阳（今陕西泾阳县）。兵临城下，京师震动，朝野悚然。
此时的长安之兵也不过数万，且非精锐劲旅，战斗力非常有限，实在难以抵御。虽然尉迟敬德率军赶到，但太宗亲仍被迫依突厥习俗杀白马一匹，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六人与颉利可汗在渭水的灞桥之上发誓结盟。任由突厥掳掠大量的人口财物退去。这就是“渭水之盟”。由此可知大唐西部边防局势的紧张。
这是一次不太光彩的外交经历
之后太宗开始军事改革。公元636年，设六百多个“折冲府”，靠近京师的折冲府分属于十二卫。其兵员就是所谓“府兵”，包括骑兵、骑射兵和步兵；他们还有自己的驮骑。其很大比率为30岁以下的男丁。
为了练出一支精兵，李世民率领所有禁军步骑将领在显德殿殿廷学习射箭，他亲自面试，射中者随即赏赐弓刀、布匹绸缎。朝中有很多臣子劝谏：“大德天子好事军务乃舍本逐末”，甚至危言耸听说太宗此乃“亡国之相也”，但都不为李世民采纳。
府兵分期轮番服役，农闲时期还要受军训，每年冬末以大狩猎的形式举行正式军事演习。府兵在服役期间免除赋税和劳役，所以应征踊跃。
国家的稳定无疑有赖于经济的强盛。
但王朝建立后的头几年，由于隋末内乱和统一战争造成经济凋敝，物价高涨，粮食缺乏，朝廷并因之禁止酿酒。以至在京师以外工作的高级官员只好把他们俸禄中的粮食部分运送回家。幸亏太宗施政节俭，不要举行劳民伤财的封禅大典和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公元628年在太宗又在各州建立常平义仓，积谷以备荒年调节粮价，这种类似于现代国家政府统筹干预的手段有效地避免了物价暴涨。由于国内和平和太宗的宽仁施政，局势渐渐有了好转。
太宗在长安设立十日一次的榷场，准许民间自由交易，官府在这一天免收“抽厘”钱（盐铁茶除外），后令各州府照样办理，积极鼓励民间贸易。
边贸繁荣
太宗即位后政府比较节约，军事建置实际上也是通过府兵制而自给自足，这便把处于相对贫乏和无生产力地区的京师的影响减到最低点。太宗前后诸天子，长安的供应皆成为主要的后勤问题，而太宗时则大不相同，每年只需较少量的粮食（约20万石），从并不遥远的河南漕运到长安。太宗以后十分重要的南方的税粮，在太宗时并不运到首都，而是折成布匹或银钱上缴以减少运费。
其实即便如此宵衣旰食孜孜不倦之下，直到太宗继位十几年后，经济才得以普遍稳定和改善，国家逐渐呈现繁荣局面，开始积存大量储备。在此基础之上，太宗有能力实行更积极的对外政策，进行多次横扫中亚和进兵高句丽的战争。
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活捉颉利可汗，囚献京师。自此西北各蕃邦敬服，请求奉给太宗尊号为“天可汗”。其后唐军还联合南诏军击溃吐蕃主力岵力仡部，有力地保障了西南边陲的安定。
军事上唐有了突破
虽然经过这些战争，但经济依然繁荣。尤其是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亲自率军击败了东突厥主力骑兵，又接连将高昌、焉耆、龟兹等大小割据势力逐一扫荡。到了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在西域地区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统辖西域各个都督府、州县，不仅保证了丝绸之路汉代以来原有路线的繁荣畅通，更自宁夏也开辟了平行线路直通新疆，跨天山南北迤逦至中亚诸藩，把生意做到了中东地区甚至欧洲。后来过天山以后还另设一条路线到达印度（不过经济效益大不如其他通路，后来渐渐少人问津）。
教科书一直是总结式地简单给出一句评语：“李世民开创了贞观之治”，至于其他一般极尽概略，尤其是李世民登基之初的国情社情则更少提及。
有了这么多有力政策，故而直到太宗的继承者高宗时期，经济形势仍旧不错，举国物价始终能稳定保持在较低水平。社会矛盾缓和，国家管理顺畅。
人口数量是经济发展水平的直观标准，据《通典》记载，经过隋末战乱，隋朝“留给”唐朝的户口仅有200余万户，《新唐书·志四十一》记载：太宗御极之初，户不及三百万。由于这其中包含了军户，实际平均到一户不超过三人，劳动人口则更少。而到了贞观观十三年，全国人口达到了一千二百余万（《唐初期政区与人口》翁俊雄著），这个数字在那个时期绝对是惊人的，到了贞观二十一年，更达到了一千五百余万，恢复到了汉代的水平。
太宗一朝仅不到三十年，但是却创造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伟业，“贞观之治”盛名已久，但具体如何多是一笔糊涂账。其实太宗屠戮兄弟，夺权上位，手段确实狠辣。但他到手的锦绣江山暗里已是千疮百孔，外虏凶顽，内政惰怠，民生凋敝，库府枵乏。如此的烂摊子，若非经天纬地之明君，安能行贞观之治，成盛世大唐！
李世民的确了不起
本文参考的资料有：
《资治通鉴》卷192；
《新唐书》卷46；
［2］《唐史研究丛稿》严耕望；
《中国唐代诸道的长官》戴何都；
《唐会要》卷68；
《唐大诏令集》;
《安禄山之乱的背景》；
唐初期政区与人口》翁俊雄；
《隋唐史研究》宾口重国（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