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头条搞创作#
宋仁宗时期，是被公认的宋朝黄金年代。宋仁宗执政四十年，至今常被大赞颂歌，冠以宋史“最好的四十年”之类的荣耀光环。
但仔细把北宋历史放在桌上用经济学的放大镜去观察，宋仁宗时代的繁荣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赵氏皇族失败的政治体制埋下了经济危机的祸根，财政崩盘的阴影始终如影随形。
庆历盛世的虚名之下，其实难符，衰败的危局已经迫在眉睫。
这一切，都源于赵匡胤得位不正的隐忧。
01
宋仁宗赵祯是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侄孙，到他继承皇位的时候，已经距离赵匡胤“黄袍加身”过去63年了，历经了四位皇帝。
但从政治到军事、经济体制政策而言，宋仁宗无疑依旧活在伯祖父赵匡胤的阴影笼罩之下，宋仁宗没有改变过，也无力改变。
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夺取皇位后，他心知自己得位不正，非常害怕再次出现武将推翻赵氏天下的情况，为了实现“江山永固”，赵匡胤想尽了很多办法，甚至是违背基本逻辑，来阻止有兵权的人上位，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些做法，让大宋（包括北、南宋）财政濒于崩溃，根本无力抵御入侵，最终亡于外敌，而不是内部。
宋太祖赵匡胤
第一件错事，就是实施“守内虚外”的国防战略。
所谓的“守内虚外”，就是首要防卫内部可能出现的隐患，例如本朝的武将叛变、投敌，至于外族侵略，属于次要的。
“守内虚外”的核心观念是消极防御，确保对内统治，这说明宋朝统治者充分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竭力避免地方军事权力集中，但客观上造成了大量军事部队闲置，给财政造成了严重的负担。
庆历二年的北宋疆域图
赵匡胤非常害怕后代有藩镇割据或地方军阀效仿自己，旨在设立一项维护皇家长治久安的国策，让中央的禁卫军规模空前庞大，远超过地方边防军，同时不定期精选各地身体强壮、技艺高超的战士集中到中央禁卫军来，形成事实上中央军事实力极强、地方边防实力相对薄弱的局面，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
终宋一朝，和平相处占据大多数时间，尤其宋仁宗时期宋的和平时期最长，但宋仁宗为了彻底贯彻先皇这一战略，仍在不断扩充军队，“养兵”之策最终养肥了军队各级军官，而不是军队战斗力，越来越多的军费把财政压得喘不过气来。
要知道，隋唐时期，全国的兵役只要是府兵制，即兵民合一，府兵平时务农，农闲训练，战时自备装备出征，但五代十国以来，兵役已经职业化，形成了“募兵制”，即财政养兵，职业军人，士兵终身从业打仗，不再从事生产农耕，真正与士、农、工、商等分别开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民逃避兵役的现象。
两宋时期，打击类兵器是主要武器
然而，随着“守内虚外”的战略不断深化，中央禁军规模一直在增加，地方边防遇到外敌入侵时兵力不足，又被迫临时不断“募兵”，导致整体上宋朝养兵的开支费用不断上涨，始终是没有解决的问题。
要知道，宋朝士兵平均每人一生有四十年的时间在军营，然而真正有能力为朝廷出力的时间仅有二十年，剩余的二十年则是由国家财政一直供养。
根据《宋史》记载，在赵匡胤活着的时候，拱卫开封府的禁军人数不过8万余人，由精兵悍卒组成，全国军队不超过20万余人；到宋仁宗时期，不但没有裁军，反而不断扩增中央禁军规模，禁军人数达到惊人的80余万人，全国军队达到了120余万人，地方边防军增长的人数远远赶不上中央禁军增长的人数，军费开支暴涨到宋朝初年的7倍还多。
北宋士兵甲胄、武器复原手绘图
按宋朝的薪酬标准，禁军士兵一人一年待遇折合（含服装、吃食、工资等）是五十贯钱，厢兵一人一年折合是三十贯钱。大家可以计算一下，按照120万人规模，光薪酬酬待遇就要超过5000万贯钱的规模。
深究下去，北宋军队还有一个及其不良的惯例，即吃空饷。由于军队数目过于庞大，只能依赖各级军官进行统计和管理，军队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在西北地区跟夏军作战的边防军还算是作风相对好一些的，士兵实数大概是编制的70%。位于中原的中央禁军由于长期不出战，缺乏管理和调训，士兵的实际数量只有编制的一半。地处江南的守备军队就达到了令人无法形容的境界，实数只有编制的10%至20%。
《大驾卤薄图》中的宋军骑兵形象，可见人和马均配有护甲
公元1127年，金兵围攻开封府时候，李纲主持守备开封，很多人当时都认为禁军数量众多，人数占据优势，并不惧怕金国围攻，然而李纲实际查勘后才发现，开封城内实际禁军人数不到10万人，迫不得已发出勤王诏，号召各地派兵支援，可见北宋的军队糜烂到何等程度。
蔡襄是宋仁宗皇佑年间的三司使（盐铁司、户部司、度支司），他曾对当时的军费问题做出过统计：
天下收入钱（贯）为3682.25万贯，养兵支出占994万贯，占27%；
天下收入绢帛（匹）为874.55万匹，养兵支出占742万匹，占85%；
天下收入粮食（石）为2694.36万石，养兵支出占2317万石，占86%。
宋朝养兵费用之高、成本之贵、负担之重，都可谓历朝历代之最。除了钱是用来支付官员工资俸禄之外，其他的粮食、绢帛几乎主要都是在供养庞大的军事部队。
宋朝禁军
按宋人自己的说法，是“一岁所用养兵之数，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此外，北宋为了抗击当时的辽国和西夏国，军队的建制当中少不了骑兵的存在，而宋朝由于尴尬的地理位置影响，想要获得大量的马匹则需要靠向“他国”进口，因此这项费用的支出也是同样惊人的。
宋朝主要依靠茶叶、丝绢和盐来交换马匹，每年各地贡品大约1/3的以上特产都用于了维持骑兵资源，宋朝的财政体系几乎成为一个不断吸血又不断放血来维持军队存在的战时体系，然而偏偏却花了最多钱的部队一直没什么仗可打，禁军成了一个空有架子的花瓶。
地方倒是永远割据不起来了，但整个国家财政都不堪重负。
这项“守内虚外”的错误国策，造成了宋朝军队数量虽然客观，但战斗力严重不足的尴尬情况。想必沉浸在庆历盛世的宋仁宗不会想到，不到六十年，他精心打造的强大的禁军体系如此不堪一击，被女真族骑兵轻松踏破了城墙，酿成“靖康之耻”。
02
第二件错事，就是过分仰仗文官，实施“重文轻武”的人才战略，设置了过于庞大、文官为主的官僚体系。
赵匡胤信不过所有的武将，生怕出现“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信任文人才子，允许文臣带兵打仗，还搞了一出“杯酒释兵权”。到了赵祯，他干脆对文官大臣百般容忍讨好，朝堂之上被包拯怼得满脸唾沫星子都强压怒气，满脸微笑哄着包拯，还高薪发俸禄，整个文官集团待遇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
杯酒释兵权小人书配画
从开国之初，北宋王朝为防止官员（重点是武将）专权造反，就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分权体系。例如中央设立了枢密院，负责军事指挥，可以调动军队，用以分割宰相军权；又设立 “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负责民政、监察等，用以削弱宰相行政权。
这还不算完，又设三司——下设盐铁、户部、度支三部，长官为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赋税，用以分割宰相的财政权。
再在地方设路、州、县三级，每一路分别再设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分别对应掌管户籍、财政、司法、救恤，这些职务互相还是平级，谁都无权相互指挥。
在州一级上设知州，为防止其权力过重，又加设通判一职作为平级二元长官制，相互制约，可互相告发，因此在宋朝地方为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掣肘极其多。
北宋过于繁冗的官僚体系
除此之外，北宋还在江南各路搞了很多非正式职位，例如从唐朝保留下来的名誉职务节度使（仅作为军事名誉指挥官），承宣使（代表上级巡察地方虚职）， 观察使、防御使（近乎于纪委）等等。
宋朝广泛设置文官，广泛分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专权，从而达到无法造反的目的，维护中央集权。但这些广泛设立的官职其职能很多都重叠，造成了“一官多做”“十羊九牧”的臃肿官僚体系，官员数量只多不少，形成了客观上的“冗官”现象。
此外，宋仁宗性情宽厚，重视读书人，还导致了一个更严重的隐患：科举扩招，恩荫泛滥。
此时堪称读书人最黄金的时期，科举制前所未有地受到朝廷重视，据《宋史》所载：“隋唐初设进士 ，岁取不过三十人 ……嘉佑二年至万七千三百人”。此时北宋科举选官的名额相对于隋唐已呈几何倍数增长的态势，这给了广大寒门出身的子弟一条宽广的上升通道。
在宋仁宗时期，科举考场上走出了苏轼、苏辙兄弟，张载，程颢、程颐兄弟，以及吕惠卿、曾布、章惇等诸多人才，可谓繁星点点，人才辈出，但文臣相互党争，互相提携，拉帮结派，也加剧了“冗官”的发展。
影视剧中宋朝官员形象
恩荫并非北宋独有，实际上是一种官场另类的世袭制，往往是皇帝特别恩赐少数开国功臣的特殊恩典；但到了宋仁宗赵祯这里，名目花样翻新百出，把恩荫变成制度化，堪称空前绝后。大体上有致仕恩荫、奖功恩荫、盛典恩荫等。
《宋史》记录：“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瞧瞧，本来一个，一下子就增添了七个公务员。仁宗时期因这项制度而做官的人数仅次于科举，到后期政治腐败，徽宗时期几位宠臣高俅蔡京等家臣也受恩荫，更加泛滥而不可控制，整体上官员数量急剧增加。
根据《宋史》和《资治通鉴》部分史料计算，宋仁宗时期的官员数量，相当于唐玄宗李隆基时期的三倍还要多，达到48337人。要知道，北宋时候的公务员工资在历史上相比于各个朝代俸禄都是最丰厚的。
以包拯为例，他是正一品官衔，月工资为禄米150石，月俸钱12万文，年领绫帛20匹，罗丝1匹，绵花50两，朝廷还赏赐划分了2000亩地，这些地可以收租；换算成现在的人民币，1文钱折合0.3元人民币，光月俸钱就有3.6万元。
宋代官员宴饮玩乐图
除正俸外，还有服装、禄粟、茶酒厨料、薪炭、盐、随从衣粮、马匹刍粟、添支（增给）、职钱、公使钱及恩赏等。不完全估算，包拯大人的月收入大约折合是120万元人民币左右，全年要超过1400万元！相当于现在县长级别（正处级）的官员的月收入也将近13万元，一年也是150多万元！因此所有官员的待遇支出，对宋朝来说是一个恐怖的天文数字。
宋朝朝廷的人力资源管理还有一项隐形成本，就是知州调换和军队换防。还是为了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官员和武将在地方经营时间过长形成派系，宋朝的知州和地方军队要实行每三年就换主要长官的制度，人为制造“官不识民”“将不识兵”的局面，但在通讯和交通都不发达的古代，无疑这样的调换制度会间接增加成本。
本来军费就已经是沉重的负担，再加上庞大的官僚供养种种问题，使宋朝国库经常入不敷出，仁宗时期只能说表面经济繁荣实则财政很穷，宋朝统治者一直没有好的方法解决这两点问题，只能不断加税。
宋仁宗时期首创“交子”作为纸币
庆历时期三司使张方平曾对仁宗汇报过：“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会计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由此可见税负增加之猛烈和朝廷财政的窘迫情况。
因此王安石变法某种意义也是濒于财政崩溃、被逼无奈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可惜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和监管不力，导致收效甚微。
03
第三件错事，是前几任宋朝皇帝都共同犯的错误，他们都太脱离民间生活，一味地讨好士大夫集团，放纵了土地兼并，以土地的实际利益来交换与士大夫们共同维护统治，导致了底层农民生活艰难。
宋太祖赵匡胤公开说过：“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耳！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
什么意思呢？地主土豪兼并霸占土地，不过是为国家守住了财富而已，真的遇有盗贼兴乱，边境告急的危难之时，这些地主土豪集中起来的财物，都乐于为国输送缴纳，都是我国之财物。
北宋著名的《清明上河图》
表面上看是让政府更方便的管理人民，但是也触发了极大的不公平，也坐看了各地豪族的做大，而更多的百姓只能去当佃户，更多本来有土地的人也会被人强取豪夺。
结果是“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
当时北宋的农民背负两大沉重的负担，一曰田赋，二曰劳役。
田赋方面，以仁宗时期宰相韩琦曾在奏折里提及说，当时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除了基本的粮食，细分下来还包括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就连后周时期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
一户拥有二亩田地的农户之家，一年下来往往只够温饱，毫无余钱，更遑论交换经济，也谈不上发展多余的农副产品。
对此，搞工科计算出身的科学家沈括都无可奈何地说，“我朝民众之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宋·李唐 村医图（局部）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劳役。北宋时期的劳役十分繁重，除了给军队运输粮食物资，还要承担皇室各种修建任务，而且由于当时朝廷制定的劳役制度繁琐，可钻的空子也就多。有钱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该负担的劳役，统统甩锅给苦老百姓。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当时朝廷的政策有漏洞，还导致了一个普遍流行的畸形现象，就是“诡名户”。
北宋在乡镇一级实行劳役的办法是“派衙前”，“衙前”即指衙门前听候差遣的指定临时差役，设计初衷是主管乡里仓库保管以及赋税催征，由乡村最富裕、实力最强的人家充任。这个看上去“高大上”的靠近官府身份，百姓们却人见人躲。
这是为什么呢？
根源就是土地兼并太严重了，然而派下来的差役却空前沉重，物资输送等劳役频繁，官家摊到乡镇里，基本就由当地“衙前”来操持。相关的费用都是衙前垫付，一旦催不上赋税，或是官物有毁坏，统统都要衙前赔，就算是富裕人家当上一次衙前，不是倾家荡产就是家破人亡。
北宋农民形象
如此行事，真正有权有势的地主或者富农当然不愿意接手。所以乡间里相对殷实、没有关系的老实中农，就成了地方官府眼中的理想对象。只要你家多种了几亩地，立刻就被扣上“衙前”身份，出工出力的苦差役，全甩衙前身上，不折腾个底儿掉不罢休。
司马光曾观察记录下来：许多衙前苦苦干了一年，没办法赔偿官府的徭役，只好扔下家产跑路；好些乡村的人口，都只剩了空名，留下来的人，也是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自愿变穷。
宰相韩琦在奏章里曾激烈批判说，只要稍微有点钱的农民，为了表示自己“不敢有钱”，想尽办法更改自己名下的财产——有的张罗着让孀母改嫁，有的手忙脚乱和亲族分居，就为了把家里的田产分割出去。实在分割不出去的，甚至愿意白送给亲朋，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衙前”。
这种为了逃役，把大家庭，分割成小家庭，或者拆分资产的行为，来逃避徭赋，形成的名不副实的户籍资产情况，就叫“诡名户”。意思就是“户多人少”，统计上来应征收徭役赋税的户籍不符合真实情况。
朝廷其实知道此政弊端，对“诡名户”问题进行了若干次清查。宋仁宗庆历四年曾在江西一次查出30万隐诡名户，其数量之大，让赵祯也震惊说不出话来。元丰三年，户部判官李琮在江南东路和两浙路清查“逃绝户”，两路127县，共查出4万余户，每个县平均扩出300多户亏空。
宋代民间生活景象
“诡名户”问题增加，导致宋朝税收减少，而税收减少后又无力供养庞大的军队和官僚，只好再次加税负，形成了一个财政恶性循环。
综上所述，所谓的仁宗时期的“庆历新政、清平盛世”，根本不是什么最好的年代。所谓的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实际上仅仅局限于士大夫和工商业阶层，也仅仅局限于开封、杭州、苏州等几个大城市。老弱皆有的兵员体系、庞大臃肿的官僚机构、负担不断加重的农民，都在摧残着国家经济根基。
何况几次对辽、对西夏的战争结果，是以宋纳岁币求和告终，每年岁币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宋朝财政体系早已濒于崩溃，奄奄一息，到宋徽宗时期遇到金国强势入侵，灭亡就是必然的结局了。
影视剧中的宋仁宗赵祯形象
因此范文澜先生最早评价北宋是“积贫积弱”，是有道理得。追根溯源，还是赵匡胤得位不正，设计的政治制度过于注重中央集权，保护皇权，导致国弱民穷。
当时并不是无人看出来这些弊端，但北宋受限于统治者不能明言的隐忧和天然政治架构的掣肘，已然无法自我革命更新。
公元1034年庆历三年时，宋仁宗赵祯命副宰相范仲淹、枢密副使富弼秉直上书，陈言目前朝政的弊端。二人商议后，共同在奏折中说：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应把各级官吏中的贪污、无能之辈淘汰。
赵祯闻言大惊，但还是同意让他们二人负责把关各路推荐上来的司监人选，做一次整顿吏治的示范。刚直不阿的范仲淹如实评判，对庸碌无能之人一笔勾掉。圆滑的富弼在旁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您老人家大笔一挥倒容易，可知道这会造成那人全家痛苦啊。
范仲淹毫不动容，一板一眼地回答说：“一家人哭，强如一路百姓哭！”
可惜积重难返，此时大宋朝已无法再挽救了，也许宋朝的皇帝早点学习一下经济学，才会有点希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