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吕尚盖尝穷困，年老矣。”也就是说，姜子牙为四岳之后，但在夏商之际，他这一支已是庶人，到姜子牙时生活贫穷。总之，姜子牙祖上很牛，但他身份低微（还是庶出），要钱没钱、要权没权。
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号召起义时，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为有权有势之人，难道生来就比别人高贵吗？从此开始，中国打破了王侯将相的血统论，开启平民政治时代，身份低微之人也能成为王侯将相，乃至皇帝。当然，春秋战国时，中国用人制度已经出现变革，陈胜这句话更具代表性。
但问题是，姜子牙生活在商末周初，比陈胜早了800多年，当时中国还是“王侯将相真有种”的时代，那么史书中身份低微的姜子牙，为何能突然翻身成为帝师？陕西考古改写认知，姜子牙的真实身世非同凡响。
2012年，在陕西宝鸡渭滨区石鼓镇石咀头村，考古发现石鼓山古墓群。在接下来的数年考古中，出土了很多珍贵文物，其中很多极其罕见，是我国商周考古的重要发现。
更为重要的是，综合近年来学者研究成果可知，石鼓山墓地是姜子牙的姜族墓地，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M3墓中出土的“中臣鼎”，上面五个字铭文为“中臣（管理王后祭祀等活动职责之人）尊鼎，帝后”。李学勤（下图）等学者通过多方考证指出，“帝后”是指邑姜（姜子牙之女，周武王正妃），在此被用作“族徽”，表明“中臣”是“帝后”邑姜家族之人。
其次，考古发现的“高领袋足鬲”，是姜戎文化的代表器物，这一点在此前考古中已得到印证，由此表明石鼓山是姜族之人的墓地。
第三，中国文化报《陕西石鼓山西周墓地主人系姜太公之女》报道，陕西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主任尹夏清表示：经专家考证，石鼓山墓地（M4）主人的身份已基本确定，属于姜太公之女——邑姜。至于邑姜为何没有葬到周王陵，或与周武王合葬，目前还是谜团。
第四，石鼓山墓地始于商朝时期，新华报业网《西宝鸡石鼓山西周墓已发现44件青铜器》报道：“中国商周墓葬考古的一次重大发现，商周时期一处重要的聚落遗址，为探讨该区域姜姓戎人与姬姓周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较为系统的资料。”
可见，石鼓山墓地是姜子牙的姜族墓地，从商朝一直延续到西周。
以石鼓山墓地来看，姜子牙应该是姜族一个重要人物，而以此来看史书，那么姜子牙的传奇就更为合理。
首先是空间，石鼓山墓地位于宝鸡渭滨区，与姬周的岐山临近，换言之姜族与姬族相近，两族可以频繁互动，符合当时的交通能力。
其次是姻亲，古公亶父妻子为太姜，说明姬族早就与姜族联姻，后来周武王娶邑姜，也是加强与姜族关系。因此，姜子牙能成为帝师，显然具有姬姜联姻的基础。
第三是实力，甲骨文显示“羌姜一家，羌是男羌、姜是女羌”，后来姜成为部分羌人姓氏，而在西部地区羌人实力强大（但一盘散沙），因此姬周必然要拉拢羌人，让其成为自己的助力。如果姜子牙背后没有一定实力基础，无疑就很难让姬周心动，并最终与姜子牙联姻。
由此来看，姜子牙显然不太可能是贫民或平民，而应是姜族的重要人物，在姜族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同时因为姬周与姜族早已联姻，存在信任基础，故而姜子牙才会得到姬昌重用。
需要说明的是，姜族可能很大，或有多个小族组成，姜子牙的姜族是其中之一，古公亶父妻子太姜又是其中之一，两者未必属于同一个小族，但两者却可能存在血缘关系。
可见，关于姜子牙的身世，史书中的“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等不太可信，但其他的“盖尝穷困”、或“尝事纣”、或“做屠夫”、或“开旅馆”未必不可信。
李硕在《翦商》中认为：周人是靠给商人抓捕“人牲”发家的（抓的主要是羌人），姜子牙可能就被抓到了殷都，但幸运的活了下来，后来在屠宰场工作，无意中认识了来到殷都朝拜的姬昌。或许，因为孤身在殷都，故而姜子牙比较贫穷，又或许曾被屠宰场老板派到东海地区工作了一段时间，故而被认为“东海上人”，又或许脱离屠宰场后还开过旅馆等。
总之，姜子牙的身世显然不凡，但他投奔姬昌前的一些个人经历，已经无法考证，只能大致相信史书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