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名臣，范仲淹可谓是人尽皆知。朱熹称他
“磊磊落落，无纤芥之可疑也”；脱脱更是直言
“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对于这些评价，我们纵览范仲淹的一生仕宦之作为，可以说他当之无愧。
在范仲淹的一生之中，他曾因直言进谏而屡遭贬黜，但是对于范仲淹而言他的一生却真正的做到了他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即便是被外放地方，也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造福一方。可是，就在他晚年出知杭州时，却发生了一桩公案，不禁让人怀疑范知府这是糊涂了，怎么如此不体恤民众？
原来适时杭州一带长期发生干旱灾害，导致粮食歉收，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商人自然就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粮食的价格甚至涨价到了每斗120文之高，生活的困顿也让百姓怨声载道。
可是时任知府的范仲淹，非但没有打击这种奸佞商人的行为、平抑物价，反而还发布告示张榜各地，宣布以180文每斗的价格高价收购粮食。 这 样的举动，无疑与人们所愿背道而驰，一时间不仅百姓甚至连同僚也都纷纷谴责范仲淹的这种行为。
范仲淹又是为何这样做呢？
范仲淹，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家中先祖在唐朝时便曾担任宰相之职，家族更是世居邠州，为一方望族。
其父范墉，时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之职。这本应是一个家境殷实、幸福的家庭，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范仲淹2岁时，父亲范墉便溘然辞世。家中突遭变故，彼时范家也只有范仲淹的母亲谢氏与年龄幼小的范仲淹相依为命，生活也由是变得贫困无依。为了能够继续抚养范仲淹，无奈之下谢氏也只得改嫁淄川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姓改名为朱说。
在度过了童年的生活之后，1011年22岁的范仲淹知悉了自己的家世，伤感之下的他决定辞别母亲，外出求学。在其后通过数载的寒窗苦读，他已然成长为了一名博学多识之士。
26岁时，他终于进士及第，名姓也重新改回范仲淹。对于儒家学说的笃定以及这坎坷的人生经历，也塑造了他刚正不阿、持公秉正的性格。
而这样的性格，也对他的仕宦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他曾先后数次因为上书直言请求太后归政等谏言而屡遭贬谪外放地方。
不过，这对于范仲淹而言显然是“无关紧要的”。对于这样的贬谪，他虽然也有不满，但更多的却是“泰然处之、安之若素”的人生态度。
期间，他担任督学，治学严谨，使学风焕然一新；亦有戍边西北，大败李元昊西夏之兵之举，甚至于适时有“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之高评。
1049年，已经61岁的范仲淹调任杭州，这也是他自推行庆历新政失败被贬谪外放的第四年。不过虽然年龄老迈，仕途不顺，但是范仲淹有的仍是为国为民的举措。
在出知杭州后，有鉴于杭州遭遇了大地旱灾，粮价高企，导致民怨四起的现状，很快范仲淹便推出了“荒政三策”。
这三项措施之中，增抬谷价便是其一，另外两项措施则为“大兴土木”、“纵民竞渡”。这里面大兴土木、纵民竞渡的原因很好理解，无非就是范仲淹希望通过兴建、改建各项工程（包括不限于官舍、寺院等）以此来带动就业，从而让百姓能够获得酬劳，避免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在“纵民竞渡”上，则是希冀利用吴人好佛的特点，鼓励他们出行，并通过这样的出行来带动商业的发展，给百姓创造营收的环境。
不得不说的是这样的举措堪称天才般的商业构想，但是与这两项措施的广受好评相比，范仲淹的“增抬谷价”的做法，就显得“不合民心”了。
百姓本身都苦于粮价上涨，入不敷出的境况，但范仲淹的做法则是出告示：宣布以180文的高价进行粮食收购，并特意命人将内容传播至江南各州。
对于老百姓而言，这样的举措无异于火上浇油，自然心中不满，甚至朝廷官员也纷纷上书参核。但是，范仲淹却坚持己见，而就在众人们不解之时，效果却显露出来。
原来，在听闻范仲淹提高收购粮食价格后，各地的商人以为有利可图，便纷纷地将粮食运往杭州。可是，待其将粮食运到杭州，但见杭州本地已是粮食充盈。而粮食充盈的结果就是供大于求，商人们为了减少二次运输费用，也只得选择降价抛售，一场始于干旱导致的粮食危机，就这样被范仲淹这种反常的举措轻松的化解。
彼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范仲淹并不是要纵容不法商人，而是要藉由此来打击这些囤积居奇的商人。
而范仲淹在杭州任职的时间不过二年，但这样的真正为民着想的措施却是相当之多。当地人们也为了纪念这位真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君子，更是修建了"范文正公祠"、"范府君庙"等古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