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明朝颇有作为的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可谓是文武双全，他和明仁宗朱高炽对大明的贡献只多不少。在“靖难之役”后，朱棣几次三番的劳民伤财都是仁宗和宣宗二人不断收尾，好歹成就了一个“仁宣之治”。
但是大明朝始终摆脱不了一个“诅咒”，那就是宦官，并且在明宣宗时期，宦官地位大大提高，相比较之前更加猖狂，甚至为后面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东汉和唐和后面的明朝，宦官为祸是十分严重的，甚至大儒黄宗羲觉得他所在的大明宦官才是最嚣张的，“奄宦之祸......未有若明之烈也。”甚至还觉得明朝如果是灭亡了，那肯定不是亡在流民手上，而是宦官手上。
我们都知道在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以史为鉴对所有人包括宦官的控制都是十分严格的，“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而且还规定了宦官不得干政，否则就人头落地。
但是在他死后，因为太子朱标不幸逝世，皇太孙朱允炆上位，当时朱棣就是靠着朱允炆身边服侍的宦官刺探消息，更有甚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等到朱棣真的登基成为了皇帝，就开始重用宦官，于是隐患开始。
且等到朱瞻基上位，他也没有意识到宦官的威胁，或者说他不认为宦官有什么威胁，因为宦官的第一服务对象首先就是皇帝，他们或许在外面作威作福，但是也是皇帝忠心不二的奴才，比那些大臣更让人觉得安全，于是朱瞻基也对宦官十分重用。
这样的重用不是表现在突然的事务上，而是有意识地扶持培养自己的势力，先是在宫中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名为内书堂。我们都知道朱元璋三番五次说过，太监不准读书，不准识字，免得他们干预政事从而迷惑皇帝。
但是这套现在肯定是没人听了，等到内书堂建成并且开始教学了，“......选内使年十岁上下者二三百人，读书其中。气候大学士陈山亦专是职，遂定翰林官四人教习以为常。”这样教育出来的宦官是十分高质量的，他们利用自己学习到的知识和交际人脉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甚至到了可以得到皇帝的免死金牌的地步，比如司礼监太监金英和范弘。
当然，如此高质量的宦官下一步就是参政，其实宦官干政的源头就是朱元璋自己，先是禁止干政，但是实际操作上是非常难的，“自禁之又自紊之”，然后是成祖直到宣宗，但是宣宗朝就不是继承这么简单，而是妥妥的夸张式发展，无论是中央到地方，军事到民事，甚至外交方面都有宦官插手的身影。
内阁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的处理意见，此为票拟，再给皇帝决策，称批红。这其中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作用就是为了减轻皇帝的负担，他们甚至有权力在奏议上批红，本来这个批红就是皇帝的职权，只用来审核、牵制内阁的，但是现在这个职权到了太监手上，就相当于皇帝授权太监有制衡内阁的权力，“秉笔太监”的权力就能制衡内阁，可想而知能当上秉笔太监是多让人羡慕的事，完全是一步登天，只要成为皇帝身边受重用的太监，比那些寒窗苦读十年还要在官场摸爬滚打多久的文人都轻松。
第二个地方就是各省和边镇的镇守太监，宣宗在当了皇帝之后就直接让太监去云南镇守，之后更是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逐渐发展并且完善为正式的程序，使得明代地方政治体系中宦官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作为镇守太监，他们的作用不是单一的，监督民事、刺探民情，甚至还有随军出征、监军甚至弹劾的权力。
除了镇守之外当然还有与之相似的军政参与，比如和锦衣卫一起去巡视军民利病，或留守京师、调动部队等军事行动。甚至还把神机营铳炮部交给宦官管理，让太监杨庆带着铳手到蓟州、永平等地同都督陈景先备御。我们可以预见有了铳炮部的宦官是何等的嚣张，甚至能够和地方抗衡，于是在宣德九年，当时的副总兵都督方政就上书给皇帝弹劾宦官，说他们作威作福，随意干扰边务，甚至还随意调兵出境。
可见朱瞻基虽然想要用这些宦官来达到高度的忠心，但是很明显这些宦官也有自己的小心思，在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之后他们的行为就开始脱离掌控，贪污虐民，骚扰地方正常行政甚至在边境做出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严重干扰了国家的安全，于是黄泽就上书给皇帝列举了汉唐宦官的灾祸，希望皇帝以史明鉴，不要重蹈覆辙。
但是明宣宗不理，他没有实际上认识到宦官的错误，反而觉得这样可以更好地牵制那些蠢蠢欲动的官员。但是实际上他的不作为让那些本来还观望的宦官更加嚣张，他们知道皇帝就是自己最坚强的后盾，于是更加肆无忌惮，欺压百官。于是那些官员和宦官的矛盾越发严重，后面甚至出现官员忍无可忍大打出手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明宣宗的本意并不是让宦官作威作福，但是实际上的发展又是超出他本人可以控制的范围了。于是在宣宗去世，著名的“叫门天子”英宗继位后，继续宠信太监，而这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出名的，王振，也就是“土木堡之变”的主角之一，他和英宗一起长大，十分得到皇帝的信任，于是各种拉帮结派，扫除异己。
终于在正统十四年，瓦剌人侵犯边境，朱祁镇昏庸听从王振的建议亲征，大臣们无论如何都拦不住只能舍命相陪，但是一路上王振和明英宗的无厘头操作使得大明朝元气大伤，作为皇帝的他还被蒙古人请到草原上做客，有家不得归。
其实土木堡之变与其说是朱祁镇和王振的任性代价，不如说是朱瞻基重用太监而埋下隐患之后的爆发，并且这样的爆发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次序性的，因为之后还有刘瑾、魏忠贤等人的粉墨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