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30年8月，大明王朝兵部尚书袁崇焕以“通虏谋叛”的罪名被判凌迟处死。
袁崇焕被绑赴京城西市，刽子手用了三天时间，在他身上剐了3543刀，直到皮肉俱尽，袁崇焕仍然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后才气绝身亡。
行刑之日，整个北京城万人空巷，大批百姓围观了行刑现场，他们一边痛骂袁崇焕“卖国贼”，一边竞相从刽子手手中买下袁崇焕被割下的皮肉，刽子手割一块，他们就买一块，然后就着烧酒生吃下去，用这种“生啖其肉”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中对袁崇焕刻骨的憎恨。
酷刑执行完毕后，百姓又用刀斧将袁崇焕的骨头砸碎，一代名将，最终却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袁崇焕之死，到底、是崇祯皇帝受人蒙蔽自毁长城，还是袁崇焕自己罪有应得呢？
袁崇焕46年壮阔而又悲剧的人生。
1584年，袁崇焕生于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35岁的时候，袁崇焕考中进士，被任命为福建邵武知县。
虽然官属文职，任职之地也距边塞甚远，但是袁崇焕对边塞战事十分感兴趣，他喜欢与人谈论兵法，更喜欢听退伍的老兵讲述边塞上发生的战事。
1622年，袁崇焕被调往兵部任职，此时关外战事吃紧，朝廷正在商议派谁人去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得知后，一人一骑到关外查阅地形之后上奏称：“只要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人镇守山海关足矣！”
自萨尔浒之战后，后金势力日渐强盛，屡屡进犯大明边境，而大明对后金却是屡战屡败，几乎毫无还手之力，朝中大臣个个谈后金色变。所以袁崇焕此番的豪言壮语，让整个大明朝堂为之一振，明熹宗朱由校破格将袁崇焕提拔为兵备佥事，督关外军，又拨给他二十万白银让他招兵买马。
袁崇焕到山海关后不久，就与上司辽东经略王在晋在防线设置的问题上产生了强烈的分歧。
王在晋主张把防御重点放在山海关附近，而袁崇焕则认为如果将兵力全部部署在山海关附近，一旦山海关失守，京城则会直接暴露在敌人的攻击范围之内，因此他建议将防线向关外推移，将宁远城做为防御的主要阵地。
最终，大学士孙承宗同意了袁崇焕“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的战略观点，并派袁崇焕赴宁远城亲自驻防。
到过宁远城之后，袁崇焕一边执行“以辽土养辽人，以辽人守辽土”的策略，挑选关外难民加入明军用来抵御后金。另一边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但重新修缮加固了宁远的城墙，还利用将近四年的时间，相继占据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并修缮城防长期驻守，开疆复土两百里。
但是好景不长，1626年10月，孙承宗受魏忠贤等阉党排挤被罢免，而接替他的高第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关外驻军全部撤到关内。
与高第争辩无果后，袁崇焕决心留下死守宁远城，表示就算战死在宁远，也不撤退。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西渡辽河进犯宁远城，高第和总兵杨麟被吓的手足无措，拥重兵于山海关，不肯救援宁远，宁远成为孤悬关外的一座孤城。
但袁崇焕毫无惧意，他写下血书，与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等将士盟誓，誓与宁远共存亡。
在对袁崇焕劝降无果后，努尔哈赤率军大举攻城。此时，袁崇焕亮出了他的王牌大杀器——红衣大炮。在宁远城坚固的城墙和红衣大炮强大的威力下，后金军队被打的溃不成军、损伤惨重，就连努尔哈赤也被炮弹炸伤，最终后金无奈只得撤军。
宁远保卫战的胜利，是大明朝近九年来对后金作战的首胜，大明朝堂上下一片欢腾，袁崇焕也因此被提拔为右佥都御史，两个月后又被升任辽东巡抚。
袁崇焕任辽东巡抚后，继续坚持避敌之长，击敌之短，凭城固守，渐次进取的原则，加固扩建了锦州、宁远及中左所、中前所、右屯、大凌河等关外诸城堡，以宁远城为中心，构筑了一道"宁锦防线"。
1627年，努尔哈赤的继任者、后金大汗皇太极率数万大军攻击宁锦一线，但是宁锦防线在袁崇焕的苦心经营下固若金汤，又有威力巨大的红衣大炮，后金军围攻宁远、锦州二十四天不但寸步未进，反而伤亡数千人。就连皇太极的中军大帐也被炮火摧毁，和硕贝勒齐尔哈朗身负重伤。
皇太极只得撤兵而去，此役是后金与明朝开战以来，明朝取得最大的一场胜利，史称“宁锦大捷”。
但是，由于袁崇焕得罪了魏忠贤，遭到了阉党的弹劾。就在宁锦大捷之后一个月，袁崇焕愤而辞官回乡。
就在袁崇焕辞官两个月之后，明熹宗朱由校驾崩，由于没有子嗣，皇位由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继承，朱由检也就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帝。
崇祯帝上位以后，迅速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为了平定北方战事，他不但重新启用了袁崇焕，而且任命其为兵部尚书兼任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
也就是说，此时的袁崇焕，已经成为蓟辽、登莱、天津地区最大的军事主官，他再也不必担心有人给自己的战略谋划掣肘了。
可是，随着个人事业逐渐达到顶峰，袁崇焕的心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崇祯上台的第二年（1628年）七月，他在平台召见袁崇焕，共同商讨平辽方案。
此时，对面皇帝的器重和信任，志得意满的袁崇焕向皇帝夸下海口：给臣五年时间，臣必定收复辽东！
自1618年努尔哈赤起兵反明之日起，明朝受后金袭扰已经长达十年之久，后金已经成为威胁大明王朝的心腹大患，也是困扰崇祯皇帝的第一难题。
此时崇祯闻听袁崇焕信心满满的承诺“五年复辽”，其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
事后，崇祯派给事中许誉卿向袁崇焕询问复辽方案，袁崇焕却不以为然的说“哪有什么复辽方案，我只不过是看皇帝为此事焦虑不堪，出言安慰罢了。”
许誉卿闻之大惊失色，他提醒袁崇焕：“当今圣上英明神武，岂是可以随意糊弄的小孩子，如果时限已到你未能复辽，圣上追究起来你该当如何？”
既然说出去的话无法收回，袁崇焕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向崇祯来了一个狮子大开口。
他给崇祯写了一份奏折称：“五年复辽的任务十分艰巨，但是我定当尽心竭力去完成，但是五年内，户部转运军饷粮响，工部供应军需器械，吏部任用官员，兵部调兵选将等等事宜，必须全力配合。”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自己受言官弹劾被迫辞职的情况，袁崇焕还上疏给崇祯说：“戍边的大臣和朝堂上的大臣不同，应该只看成败的大局，不必在乎一言一行中的细小过失。”
言外之意就是，只要我在前方能打胜仗，陛下你就不要听信言官的舆论，来怪罪我在细节末梢的失误了。
此时的袁崇焕的心思很明显，他给崇祯列举了一系列“五年复辽”的前置条件，让几乎整个朝堂包括皇帝本人都为他的“五年复辽”计划服务，如果崇祯办不到，那五年内复辽不成，责任就在崇祯本人了。
而如果崇祯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那么整个朝堂之上再无掣肘、诸事顺遂，袁崇焕自负以自己的能力，完成五年复辽应该也不会太难。
这一次，袁崇焕不但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还低估了崇祯收复辽东迫切的心情。
崇祯不但全盘答应了袁崇焕的所有请求，还加封他为太子太保，在如此重恩之下，袁崇焕在“五年复辽”的路上已经无法回头。
但是事实证明，袁崇焕这个人，在上有统帅（比如孙承宗）的情况下，他有胆有识，能坚决彻底的完成任务；
在濒临绝境的情况下，他坚毅果敢、不屈不挠，的的确确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但是让他全盘统筹一方，他却缺少相应的韬略和手段。
所以在他职阶不高时，他一次次打出胜仗，让人为之一振，但是当他到达权力的顶峰时，他却昏招迭出，最终葬送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平辽事业，更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1629年，蒙古和后金爆发了大饥荒，虽然手里握有大量白银，但是买不到粮食，以至于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情况。
蒙古派人来找袁崇焕，乞求袁崇焕卖给蒙古粮食，并信誓旦旦的说“必不忘中国”，“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其实此时的蒙古，已经和后金来往的非常密切了，明将满桂曾上书说“束、伯二部三十六家俱归于大清（后金）”，卖给蒙古粮食，蒙古必定会资助后金；不卖给蒙古粮食，又怕蒙古会彻底倒向后金，一同对付大明。
对于此事，袁崇焕的想法是：卖给蒙古粮食，但是要让买到粮食的蒙古部族保证断绝与后金的往来。
这个想法属实可笑，且不说国与国之间那一纸保证何等脆弱，况且蒙古人向来在大明和后金之间首鼠两端，谁的实力强就会倒向谁，谁又能保证饥荒过后蒙古会信守承诺？
而崇祯皇帝的想法就实际的多，他答应给蒙古拔粮，但是要严防蒙古运粮给后金，他要求袁崇焕“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也就是说，崇祯要求袁崇焕按蒙古人口数量拔粮，这样就可以防止蒙古人用多余的粮食资助后金，而且崇祯又要求“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一旦违规将“以通夷罪论处”。
由此看来，崇祯的方案要比袁崇焕的方案可行的多。
但是袁崇焕并未严格按照崇祯的旨意执行，他没有严格管控边市，防止粮草流入后金，而是一再声称“今诸夷指天说誓，必不忘中国”，继续卖粮给蒙古，甚至认为“蒙古人为女真人购买一二匹布帛”也无不可。
在袁崇焕宽松的管制之下，大量的后金人参杂在蒙古人之中来明朝购买粮食，“如锦州开市，明为西虏，实则逆奴半杂其间”。
很多人提醒袁崇焕要严加管束，但袁崇焕不为所动，就连他的老上级孙承宗都感叹他被蒙古人所骗。
“（袁崇焕）以买米愚束（蒙古束不地部），而为束愚。”
然而一意孤行卖给蒙古粮食还不是袁崇焕犯下的最大错误，他最大、也是最致命的错误就是擅自斩杀了平辽总兵毛文龙。
毛文龙最初是辽东巡抚王化贞手下的一名都司，1620年，他趁后金大举进攻辽阳，瞅准时机率领两百多人跨海偷袭镇江，歼灭后金军一千多人，收复了猪岛等二千余里沿海岛屿和宽奠、汤站、险山等地。
此战被称为“镇江大捷”，是明军与后金作战以来取得的首胜，也是第一次收复失地，毛文龙一战成名，被升为副总兵。但是镇江位于后金的后方，以毛文龙攻打下来也很难守住，于是毛文龙选择退守皮岛。
皮岛临近镇江，距离陆地大约十多里的海域，后金虽然兵强马壮，但是不能海战，无法下海追击毛文龙，所以毛文龙以皮岛为据点不断接收流民，实力迅速壮大，队伍人数一度达到四万多人。
每次后金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毛文龙必定趁后金后方空虚，在其后方兴风作乱，这样就大大的牵制后金，让后金不敢把全部兵力投在与明军作战的第一线。
所以明朝上下对毛文龙的评价就是“毛文龙灭奴不足，牵奴则有余”。
袁崇焕总揽蓟辽军务之后，首先打算将毛文部收为己用，于是向朝廷奏请由自己管理毛文龙部的军饷，遭到毛文龙极力反对。
袁、毛二人虽经多次谈判，但双方都没有让步。最终袁崇焕失去了耐心，给毛文龙定下十二条罪状，请出尚方宝剑，将毛文龙杀了。
袁崇焕满以为杀掉不服管教的毛文龙，就可以接收毛文龙手下的部队。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皮岛上那几万军士全部以毛文龙马首是瞻，毛文龙一死，岛上群龙无首，对后金的牵制作用陡然全无。
而袁崇焕也很快的体会到，杀死毛文龙是一个多么愚蠢的决定。
1629年十月，在毛文龙死后半年，不必担心毛文龙会在后方袭扰的皇太极，肆无忌惮的倾巢而出，率军借道蒙古，绕过袁崇焕重金打造的关宁锦防线，直扑京城。
这次战事史称“己巳之变”。
袁崇焕急派山海关守将赵率教驰援，但赵率教根本不是皇太极的对手，遵化一役，赵率教力战身亡，所部全军覆没，遵化失陷。
袁崇焕大惊，率领大将祖大寿、何可钢及9000关宁骑兵入关阻敌。袁崇焕知道，后金军如果想进逼京师，蓟州城是双方必争之地，于是抢先一步率军到达蓟州城。
按照常理，双方必定会在蓟州城展开惨烈的厮杀，但是事态的发展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袁崇焕把先行赶到蓟州的兵部右待郎刘策派遣去密云驻防，而自己率关宁军和保镇曹鸣雷部驻蓟州。
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皇太极率领大军到达蓟州之后，并未与明军发生战斗，而是玩了一把“金蝉脱壳”，悄悄的“潜越蓟州”。
这就有点让人琢磨不透了，袁崇焕做为一方守将，连敌人的动向都弄不清楚，皇太极的数万大军就这样悄无声息的越过蓟州，直奔北京而去。
更让人不解的是，袁崇焕在得知皇太极越过蓟州后，并没有直接往西尾随追击，而是选择了往南，经蓟州西南的河西务，再绕南路进京护驾。
而且袁崇焕直接放弃了蓟州至北京城途中的最后一个阻击点通州，直接来到北京城下，大有和皇太极在皇城根下决一死战的架势。
可是这样一来，皇太极自蓟州到京城毫无阻碍，后金军一路烧杀抢掠，致使百姓惨遭蹂躏，惨不堪言。袁崇焕明明可以带兵御敌，保黎民百姓免受涂炭，但他却选择“不发一矢”，坐视八旗军大肆劫掠。
不过袁崇焕还是先皇太极一步到达京城，彷徨无措的崇祯皇帝急召袁崇焕入宫，问寻有何退兵之策。
不料袁崇焕却又出惊人之语，他向崇祯请求带大军入城休整后，再与皇太极一决胜负。
自古以来，边境军入京城如同谋反，袁崇焕的这番言语，让崇祯心生疑窦，断然拒绝了袁崇焕的请求。
现在看来，袁崇焕对崇祯这次请求，是压垮崇祯对他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
袁崇焕到达京城第二天，皇太极也率兵杀到，袁崇焕出兵迎击，先在广渠门歼敌一千余名，又在左安门发炮击退八旗兵，北京之围暂时得以缓解。
但是战事的转机已经无法消除官员百姓漫天的怨言和崇祯心中的疑虑。
1629年12月1日，崇祯最后一次召见袁崇焕，责问他为何擅杀毛文龙，并放八旗军长驱直入？
面对崇焕的质问，袁崇焕很快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一个人信任你的时候，你的所有行为都不需要理由；而当一个人对你倍加猜疑的时候，你的所有理由都不是理由。
此时的袁崇焕，面对崇祯的责问已经无言以对，其实现在就算他有百样理由，崇祯也不会再相信他了。
最终，崇祯皇帝下令，将袁崇焕夺职入狱。
虽然入狱后的袁崇焕曾写信力劝祖大寿率关宁军击退八旗军，收复了遵化等地，但是依然无法拔除深深种在崇祯心里那颗怀疑的种子。
最终，在温体仁等官员的一再奏本下，崇祯终于在1630年8月对袁崇焕痛下杀手。
袁崇焕最终被判大罪十二条，“依律磔之”。
至此，袁崇焕走完他波澜壮阔而又曲折的一生，只留下“忠魂依旧守辽东”的诗句让后人嗟叹。
袁崇焕之死，冤还是不冤？
关于崇祯杀袁崇焕，几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
有的人说袁崇焕赤胆忠心、御敌有术，崇祯杀他就是自毁长城；
有的人说袁崇焕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得此下场是咎由自取；
更有的人说袁崇焕其实和后金早有勾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卖国贼”。
笔者认为，首先可以排除的就是袁崇焕“通敌叛国”一说。
在广渠门一战中，袁崇焕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险些被八旗军斩落马下，如果他真的“通敌”的话，根本不会这样让自己身处险境。
而且，在他被关押后，他的部下祖大寿愤然带兵离去，此时皇太极尚未撤军，北京城岌岌可危。是袁崇焕写信给祖大寿，劝他以大局为重，祖大寿这才率军回援，杀退八旗军。如果袁崇焕真的“叛国”的话，他根本不用这样做，只需等待八旗军破城而入就可以。
但是，就算袁崇焕没有“通敌叛国”，他的死到底冤不冤呢？
袁崇焕在入狱八个月之后，崇祯给公布了袁崇焕的九条大罪：1.托付不效；2.专恃欺隐；3.以市米则资盗；4.以谋款则斩帅；5.纵敌长驱；6.顿兵不战；7.援兵四集尽行遣散；8.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僧）；9.坚请入城，种种罪恶。
在袁崇焕被处死以后，崇祯在训戒众臣的时候，又给袁崇焕加了三条大罪——“谋叛欺君”、“结奸蠹国”、“通虏谋叛”。
纵观这十二条大罪，“托付不效”、“专恃欺隐”等等全是虚罪，而袁崇焕实际的罪名只有三个：1.以米资盗；2.杀毛文龙；3.对“己巳之变”处置不力。
这三条罪责，袁崇焕无论如何都是撇不清的。
1.以米资盗。
在是否要卖给蒙古部落粮食的问题上。袁崇焕和崇祯的意见不统一，空谈谁的方案更可行已经没有依据。
因为崇祯没有同意袁崇焕的意见，袁崇焕也没有彻底执行崇祯的方案。
只是作为皇帝，崇祯已经明令下旨“不得卖与布帛米粮及夹带禁品”，否则将“以通夷罪论处”。袁崇焕仍然坚持己见，对卖粮之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不是找死又是什么？
当崇祯信任有加的时候，可能这也没有什么，但是一旦崇祯有了要除掉你的心思，这绝对是一条欺君大罪。
2.擅杀毛文龙。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原因有很多说法，有的说袁崇焕初掌大权，要拿毛文龙来立威，也有的说袁崇焕要拿杀毛文龙取悦皇太极，以达到求和的目的。
笔者觉的这些都不可信，当时袁崇焕已深得崇祯信任，完全没有必要斩杀一个如此重要的人物来立威，而他当时已经承诺“五年复辽”，也没有动机再拿斩杀大将来取悦皇太极。
袁崇焕给毛文龙定了十二条罪状：
1、不受监制；2、杀降人难民冒功；3、无人臣之礼；4、侵盗军粮；5、私通外番；6、拉拢亲信；7、剽掠商船；8、强取民间子女；9、驱难民远窃人参；10、拜魏忠贤为父；11、掩败为功；12、不能复寸土。
凭心而论，这十二条大罪基本上都是事实。
毛文龙是个靠自己野蛮生长的军阀，强抢民女、杀良冒功、驱使难民窃人参这种事情就是家常便饭。
而且以当时大明的情况，几乎所有将领都存在侵盗军饷、谎报战功、培养亲信等情况。
而毛文龙私通外番也的确属实。
毛文龙靠着自己将两百多人扩充到四万多人，但是明朝给毛文龙的军饷最多只够一半，其他的一半全都靠毛文龙自筹。
所以毛文龙私自贩运瓷器、丝绸等物品到朝鲜、日本等地牟取暴利，然后做为自己养活军队的资本。
但是毛文龙的所做所为，朝廷其实早就知道，之所以默许毛文龙如此，归根结底在于毛文龙对后金的牵制作用太大了。
有毛文龙在，后金根本不敢发起大规模攻击。毛文龙手下的四万多人虽然多是乌合之众，但是抢起东西来可一点不含糊，一旦后金后方空虚，他们必定会杀出来骚扰后金。
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后金没有海军，他们拿毛文龙没有任何办法。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让后金无法解决的大难题，让袁崇焕解决了。
设想一下，如果毛文龙仍在，“己巳之变”中，皇太极怎么敢倾巢出动攻打大明长达四个月之久？
所以说，杀毛文龙是袁崇焕的一记昏招。
3.“己巳之变”
己巳之变中，袁崇焕率部浴血奋战击退敌军不假，但是他的种种行为让人难以理解也是真。
崇祯给他定的第七条罪状“援兵四集尽行遣散”，指的是他调离蓟辽总兵刘策。
蓟州是皇太极进犯北京的必经之路，而刘策早袁崇焕一步到达蓟州，而在袁崇焕到达蓟州之后，却把刘策派往密云驻守。可是密云远在北边，根本不是皇太极的行军路线，别说进攻北京，就算皇太极战败逃走，也根本不会选择从密云区域退兵。
抛开袁崇焕“通敌”一说，他如此安排最合理的解释是防止蒙古人来趁火打劫。
但是当时蒙古部落并无异动。而且大敌当前，袁崇焕凭什么就自信不需要刘策的兵马就可以把皇太极挡在蓟州？
而就在袁崇焕驻防蓟州之后，居然让皇太极悄无声息的“潜越”过去了。
皇太极的兵马不是几百人、几千人，而是几万人，这么多人悄无声息的越过防线而没有被查觉，这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
就算不是袁崇焕故意放过，这个“失察”的过失也太大了！
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让人费解，袁崇焕在察觉皇太极“潜越蓟州”之后，并没有进行追击，而且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直奔京城，连京城最后一个阻击点通州都放弃了。
很多人猜测袁崇焕此举是为了避免与八旗军野战，但是此举却让八旗军一路烧杀抢掠，给朝廷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北京城不是城防坚固的宁远，一旦皇太极兵临城下，万一守不住可如何是好？
凡此种种不合理的行为，一点一点加剧了崇祯对袁崇焕的疑心，而最终贸然奏请大军入城，对袁崇焕来讲可能是无心之语，毕竟早前赶来的大同援兵已经进驻京城了。
但对崇祯来讲，却成为了袁崇焕“谋叛”的又一铁证。
关于崇祯中了皇太极离间计才杀袁崇焕之说，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崇祯早就对袁崇焕生了疑心，怎么会中这么小儿科的反间计？
所以说，如果排除袁崇焕在抗击后金中的作用，他的种种行为，的确到了可以问斩的地步了。
有人说袁崇焕被杀是因为崇祯自己多疑猜忌、心胸狭隘。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有一位大臣：
上任后没有杀敌建功，反倒是杀了己方一名作用重大的将领；
无视皇帝不可卖粮的旨意，导致敌人有粮可用；
在他上任前，敌人最多也就是袭扰边境，而他上任后，敌人居然长驱直入杀到京城脚下；
大敌当前，这位大臣却是迷之操作，而且不但不迎击杀敌，反而在一旁观望敌军为非作歹、祸害江山黎民；
几乎和敌军相安无事的同步到达京城，而且到达京城后，先不说如何抗击敌军，却直接要求让大军进京。
这些表现，要是放在大明朝朱元璋、朱棣等皇帝身上，袁崇焕的下场恐怕就不仅仅是“依律磔之”，估计最起码也得“夷三族”起步了。
甚至可以说，袁崇焕的这些行为，放在古代任何一位皇帝身上，最起码得有一半以上的皇帝不能容忍。
所以说，袁崇焕死的十分可惜，但是一点也不冤。
导致袁崇焕悲剧的罪魁祸首，恰恰是袁崇焕本人
从威震辽东到身死业消，袁崇焕从人生的高峰急转而下，造成如此局面的，正是袁崇焕自己。
他的忠心无可指摘，但是他性格方面的缺陷，却让他在风雨飘摇、暗流涌动的大明朝堂必然会步履维艰，一不留神就会万劫不复。
笔者认为，袁崇焕最大问题在于他太过于自信，而且事事习惯以自我为中心。
从他首次奏请要“独守山海关”就可以看出，袁崇焕一直以来就是个自信心爆棚的人。
当时的袁崇焕，从来都没有上过战场，甚至连后金军长什么样都不清楚，仅凭之前听退伍老兵的讲述和自己对关外地型的了解，就敢说出“我一人镇守山海关足矣！”的豪壮之语。
这是何等的自信！
在他抗辽的前半段，这种自信心给了他极大帮助，取得了宁远大捷、宁锦大捷等重大胜利。
但是到了他位高权重之后，这种强烈的自信心却让他一步一步变的自大起来。
他自信可以掌控蒙古各部，所以选择无视皇上旨意，对卖粮之事松于管制；
他自信可以在杀掉毛文龙之后掌控他的部下，所以毫不犹豫的杀掉了毛文龙；
他自信可以以一已之力守住蓟州，所以把刘策派到密云；
他自信可以在京城脚下抵住皇太极，所以放任八旗军一路长驱直入杀到京城脚下。
他的这种自信，已经阻碍了他客观合理的分析研判形势了，而且，也让他不肯听从其他人的建议。
清初汪楫的《崇祯长编》记载：“袁崇焕关市买米时，臣方在山海，见其举动乖张，知必坏国事，遗书枢府，令早为之所，而后王洽始有禁米驳款之疏。”
可见，在“市米资盗”一事中，是有人提醒袁崇焕的，但是他并没有在意。
他杀掉毛文龙，自信自己可以掌控他的旧部，但是事实证明，那些人根本就不听他的指挥，耿忠明、尚可喜都曾是毛文龙的旧部，清朝初期的三个汉人藩王，有两个竟然都是在毛文龙死后开始降金，不知袁崇焕地下有知该是何感想。
而且在袁崇焕位高权重时，他就喜欢以自我为中心。
他杀毛文龙，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文龙“不受监制”。
按照他的意图，就是要把辽东所有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手上。
但是毛文龙也有自己的道理，在毛文龙看来：地盘是我自己打出来的，队伍是我自己拉起来的，我的所作所为，皇上和其它朝臣都没说什么，你袁崇焕一上台就想来摘桃子，门都没有。
可是此时的袁崇焕，一心只想把大权抓在自己手上，根本不理解求同存异的法则，见毛文龙不听差遣，直接就将毛文龙杀了。
而在“己巳之变”，他也是以自己为所有军事行动的出发点来指挥整场战役的。
觉得自己的军队和八旗军打野战有风险，干脆就放任敌人长驱直入，任由他们残害百姓。
觉得自己的军队长途奔驰需要休整，就直接无视皇威提出要率军入城。
这种无视百姓生死、无视皇上权威的做法，怎么能不招来百姓痛恨，怎么能不让皇上猜疑呢！？
题外话：如果袁崇焕不死，他会完成“五年复辽”的目标吗？
在袁崇焕提出五年复辽的第二年，他就被崇祯夺职下狱了，如果崇祯不杀他，他真的会实现五年复辽吗？
笔者认为，即使崇祯不杀袁崇焕，要想实现“五年复辽”的计划也几乎没有可能。
对阵后金，袁崇焕提出的策略为“守为正著、攻为奇著、和为旁著”，他所仰仗的，就是那条绵延二百余里、耗资数百万两白银所修建的“关宁锦防线”。
这条防线固若金汤，后金想要从正面攻破几乎没有可能。
但是这条防线却有一个弱点：费钱。
每年仅仅修缮维护这条防线就需要耗费数十万两白银，如果被八旗军攻击受到损毁，想重新修复就要花更多的银子。再加上防线不断延长拉伸，需要的兵卒也会更多，军饷支出也会越来越大。
如果大明朝此时国运昌盛，这种以守代攻、步步为营的战法也许会逐渐把后金蚕食殆尽。
但是彼时的大明朝已经被无休止的内部争斗耗尽了最后的元气，国库更是千疮百孔、极度空虚，根本无力经营关宁锦防线这样一个“吞金巨兽”。
东林党人为了维护自己集团的利益，把财税压力从江南士绅的身上转嫁到农民身上，最终激起民变，李自成带领起义军揭竿而起，攻入北京。
所以说，即便袁崇焕不死，以大明朝当时羸弱的国力，也无法支撑他的战略措施，如果明朝强自支撑这条防线，只能从百姓手中搜刮更多的钱财，那样就会更快的招致民变，大明朝可能会更早覆没。
因为最终灭掉大明的不是八旗军，而是李自成。
结语：
如何评价袁崇焕？
他有骨气，敢于一人向凶悍的后金叫板。
他有抱负，一心都以“平辽”为己任。
他有气节，即便身陷囹圄还不忘抗敌杀贼。
但是他偏偏缺少统筹一方的才能和气度，
而他所在大明也是积重难返、摇摇欲坠。
自己的才干和所处的环境，不能支持自己的抱负，其实也是一种悲哀。
大厦将倾之下，袁崇焕和崇祯的境遇是一样的。
崇祯不是雄才大略的中兴之主，
而袁崇焕，也不是可以力挽狂澜的朝廷柱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