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古代中国间谍发展史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所以有着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是间谍活动具有战略性。譬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对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的作战前,均派出战略间谍进行情报活动;南宋间谍获取金兵修造兵船、训练水师的情报,断定他们将从海路侵袭其腹地江浙一带;金人派秦桧为内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南宋王朝;种世衡以法崧为间,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激起了西夏内乱,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等。从这些重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朝野内外,前线后方,都十分重视用间,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
其次是间谍地位大为提高。自北宋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后,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并登上大雅之堂,将宋初“士大夫耻于言兵”之风一扫而空。不光军人崇间,即使是文人也大大提倡用间。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辙和大学者司马光、沈括、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写专文专论和注释《孙子兵法》,主张“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并实行“厚赏以精间谍”的政策。连正史《宋史》、《金史》也为姜绶、张顺立等间谍专门单独立传,可谓重视之至。再次是间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诸如“密码”(字验),空飘(纸鸢)、窃听(箭囊听枕)、密藏(蜡丸)、信号(鸽子)、秘语(以物名谐音)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最后是间谍理论及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曾公亮的《武经总经》;许洞的《虎钤经》;华岳的《翠微北征录》;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陈规的《守城录》;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的《孙子兵法》注本和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并序》等,对用间与反间都有精辟独到的见地,与唐代《李靖兵法》共同形成了自《孙子兵法》以来的一个群体用间理论体系。宋太祖赵匡胤成立“皇城司”(也称为“皇城探事司”),成为继唐代“察事厅子”和“进奏院”后又一个高层政治间谍机构。皇城司不但对内,而且还对外从事间谍活动。它常常派间谍以外交人员的合法身份,跟随外交使团出访,以便随时进行监控。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现代外交间谍之先声,它与后代的大使、武官等公开合法的情报人员几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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