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贫寒的农家，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帝王。有人赞其是一代英武的明君，但他设立锦衣卫、实行酷刑、大杀功臣，残暴严酷的统治也让他饱受诟病。
（朱元璋蜡像）
朱元璋统治时期，发生洪武四大案，明朝开国34位功勋几乎诛杀殆尽，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刘基、傅友德等皆被杀，只有信国公汤和、黔宁王沐英、武定侯郭英和长兴候耿炳文得以善终，牵连无辜之众近10万人。
一、洪武四大案
洪武四大案，又称明初四大案，是明太祖朱元璋为消灭他认为对皇权有威胁的人、整顿吏治、惩治贪污的四大案件。
洪武四大案分别为：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洪武九年或洪武十五年(1376年或1382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
洪武四大案中，“郭桓案”为经济案件，“空印案”为行政案件，而胡惟庸与蓝玉的“胡蓝之狱”，是朱元璋诛杀开国功臣的政治事件。
（一）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朱元璋时期的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植党”、“枉法诬贤”、“谋不轨”等罪名诛杀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胡惟庸案”，时称“胡狱”。
胡惟庸案牵连甚广，很多功臣良将均被诛杀，后朱元璋废除左右丞相，废除中书省，政事分归六部处理，从此中国王朝再无丞相一职。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任丞相。从此，自秦汉以来建立的宰相制度，宣告终结，再也没有了丞相这个职务。宰相制度变成了内阁制度。
胡惟庸究竟是不是篡权谋反，后世学者一般认为这仅仅是个由头。朱元璋杀胡惟庸，就是为了集中皇权，彻底扫除文人士大夫这个绊脚石。
皇族与官员群体历来是一个互相牵制的矛盾体，在明朝之前，都是皇帝与官员共治天下，二者互相制衡。尤其是唐宋两朝，君权受到极大的抑制，皇帝不是为所欲为的。“与士大夫共天下”是当时君臣关系的真实写照。
可到了朱元璋这里，他对于官员群体极度不信任，处处充满猜忌和怀疑，想把一切权力统归于皇权。在他眼里，士大夫群体对于君权有极大侵犯，对帝国是极大的威胁，所以必须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于是便想法彻底废除以宰相制度为代表的文官体制。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便下令“奏事毋关白中书省”（《明史·卷二·太祖本纪》），次年杀右丞相汪广洋，再次年杀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胡惟庸死后十年，再杀李善长、赵庸、朱亮祖等一公二十一侯，彻底摧毁了与君权制衡的文官系统。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对“胡惟庸案”做总结时，明确说出了杀胡惟庸、废除丞相的目的：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事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明会典·卷二·皇明祖训》）
所以，给胡惟庸定下专权、欺君、勾结、谋反等罪名，不过是个借口。胡惟庸可能也有一些恶行。但是，胡惟庸最大的罪过，就是他是朱元璋集权路上的绊脚石。
（二）空印案
明朝初年，每年各个布政使司下属府州县都需派出审计官吏，前往京城户部，核对其所在衙门缴纳中央官府的钱粮、军需事宜，所有账目必须和户部审核后完全相符方能结算，若其中有任何一项不符就必须驳回重新造册，且须再盖上原地方机关大印才算完成。
由于当时上缴的是实物税款，即粮食，在运输途中难免有损耗，出现账册与实物不符是大概率事件。而在路上到底损耗了多少，官员们无法事先预知，只有到了户部将要申报之时才能知道其中的差额。因当时交通极不发达，往来路途遥远，如果发回重造，会耽误相当多时间，所以派往京城的官员都备有事先盖过印信的空白文书，到了京城才填写实际的数目。这原本是从元朝继承过来的既有的习惯性做法，也从未被明令禁止过。
明太祖朱元璋获知空印情况后，史载他的反应是“盛怒”，认为这是官员相互勾结，舞弊欺诈的欺君重罪，下令将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的正印官全部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并充军边疆。
“空印案”牵涉人数众多，影响深远，好多无辜之人被杀害。吴晗《朱元璋传》称：“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方孝孺《逊志斋集》记载：“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柏桦《朱元璋与空印案》说：“空印案牵连的人数应该超过千人。按照当时的官制，官吏总数约2万人，惩处千人，占官吏总数的5%，足以引起轰动效应。”
（三）郭桓案
洪武十八年（1385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按察使司官吏赵全德、胡益、王道亨等，私吞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外，还私分了浙西的秋粮，并且巧立名目，征收了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
朱元璋下令审刑司吴庸严刑拷讯，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牵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总共贪污两千四百多万石粮食。“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为了追赃粮，最后演变成扫荡全国贪污官员，引起百官骚动，人人自危，民间富人莫不因此破产，史称“郭桓案”。最后，明太祖为了平息民怨，将审刑司吴庸处死，并称折算赃粮实有两千四百多万石，“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四）蓝玉案
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妻弟，当初隶属于常遇春的帐下，对敌作战勇敢，所向披靡，屡立战功。后来，他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战功赫赫，蓝玉被封为永昌侯，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
蓝玉最显著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后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重要将领。
（《山河月明》卢星宇饰演的蓝玉）
但渐渐地，蓝玉开始居功自傲，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甚至有违皇命，有次北征还师，夜过喜峰关，关吏还没查问清楚，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在地方上，蓝玉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私自贩卖。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告发蓝玉谋反，下狱审讯后，狱词称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定远侯王弼、东筦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人谋反，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藉田时起事叛乱。
朱元璋自然盛怒无比，下令将蓝玉诛族，并株连蔓引，平时与蓝玉有关系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为“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蓝玉一案，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被杀戮殆尽。“元功宿将，相继尽矣。”列为逆臣者，有一公、十三侯、二伯。
在没有蓝玉口供的情况下，《明史》和《明实录》将蓝玉谋反的证据归结为：其一为“玉不乐居宋、颖两公下，曰：‘我不堪太师耶’”，就是抱怨官太小了，不甘屈于人下；其二蓝玉认为“上疑我矣”。而《逆臣录》又给蓝玉添了几条罪状：蓝玉掌全国兵权，有造反的实力；太子刚死，太孙尚幼，压不住蓝玉；蓝玉手下很能打，而且听他的话；蓝玉的亲戚靖宁侯叶升被朱元璋杀了，所以他有造反的理由。
在明朝，谋逆之罪一般都是凌迟处死，但念及蓝玉与自己是儿女亲家，朱元璋对蓝玉还做了“宽大处理”：将凌迟改成剥皮。算是留个全尸。刽子手将蓝玉的皮剥下来，并把皮送往他女儿蜀王妃处。明末农民军攻破蜀王府，在王府祭堂发现了蓝玉的皮。
朱元璋以蓝玉案为契机，不仅诛杀蓝玉一门，连傅友德、冯胜、王弼等公侯在内，一律牵连。经此一案，彻底铲除了军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使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会毫无反抗、乖乖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并没有谋反的准备。也就是说，谋反的罪名仅仅是个借口。相反的是，朱元璋其实早早就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朱元璋对权臣极为防范，生怕有人威胁朱家江山。蓝玉案爆发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那就是太子朱标死了。
（《山河月明》何晟铭饰演的朱标）
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位继承人、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因病早逝。这对朱元璋是沉痛的打击。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
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太子接任，太子朱标死了，就该由皇太子的长子继任，而朱标的长子也夭折了，这时，皇位的继承人落到了朱标的次子朱允炆身上。朱允炆此时还年幼，且仁善孱弱。朱元璋诛杀权臣，就是为子孙铲除后患。
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早亡。
有一则记载，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郁郁不乐，恣意杀戮大臣。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沉默不语。
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朱标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左右为难，不敢下手。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朱标跪下磕头道：“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若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就会有和顺的臣民。朱元璋听了，气得搬起身边的椅子就砸了过去。
朱元璋以为把老将都杀光了，就稳妥了。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朱标早逝，后继乏人。而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皇孙朱允炆更是敦厚仁柔，且年幼无知，更令人不放心。一个年幼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如何驾驭如狼似虎的悍将？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山河月明》陈月末饰演的朱允炆）
因此，为了皇孙朱允炆，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大将，只得清除掉。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朱元璋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
这时，蓝玉还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察觉。如果他真有谋反之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就不会老老实实回来。因而，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粗暴的虎将，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疑心，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经此一案，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无论蓝玉的罪名是几条，其实都是欲加之罪。蓝玉之所以会被诛杀，真正的原因就是太子刚死，太孙尚幼，朱元璋认为他对年幼的朱允炆是个威胁。
太子朱标若不早死，明朝可能会是另一个模样，而且应该不会出现此后一连串残酷的杀戮和严酷的统治。
蓝玉受到朱元璋的重用并得以执掌兵权，最大的原因是蓝玉不但与太子朱标交好，而且对其忠心耿耿。也就是说，蓝玉是朱元璋留下辅佐太子朱标接班的。
如果朱标健在，以其宽厚仁善的性格，以及与蓝玉的交情，蓝玉应该得以善终，说不定还能成为一代良将而留名青史。
（《山河月明》何晟铭饰演的朱标）
可惜朱标早死，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嗣，而年轻的朱允炆没有资格让蓝玉这帮悍将俯首帖耳。为除后患，蓝玉不得不死。
虽然之前的朝代也有杀功臣的行为，如汉高祖刘邦也杀了很多开国功臣。但朱元璋要实现皇权绝对集中，屠戮功臣的行为极为残酷。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
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明太祖朱元璋，到天下大定时，已六十有余了。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皇孙朱允炆更孱弱。为了朱家江山永续，朱元璋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
“洪武四大案”，一是为了皇室集权。胡惟庸案，是为了清除宰相这个文官制度；蓝玉案，是为了清除武官的威胁。二是为了惩治贪腐。空印案和郭桓案，就是为了打压行政腐败和经济贪污。三是为了给继承人清除后患。傅友德、冯胜、蓝玉都是在朱标死后被诛杀的。
傅友德是朱元璋三子朱棡的亲家，冯胜是朱元璋五子朱橚的丈人，也和常遇春是亲家，蓝玉是朱标的妻舅。朱允炆虽被立为皇孙，其母也被朱元璋立为正妃，但其母本质上还是妾，不是常王妃去世后续弦的，而是在常王妃死后被提上来的，这是不合礼法的。因此，对于朱允炆的皇孙之位，大臣是有看法的。况且，常王妃长子虽夭折，但还有此子朱允熥在，仅比朱允炆小一岁。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继承人，是太喜欢朱标的缘故。为了让朱允炆的皇位稳当，就不得不下狠手大杀功臣。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凡事必有代价，朱元璋实行两次大屠杀，受牵连处死了好几万人，可是朱元璋万万没料到的是，真正威胁到皇位继承人的是他的儿子朱棣。朱棣篡位，朱家皇室内部掀起了腥风血雨，也是极大的讽刺！
二、汤和为什么能得以善终
汤和，字鼎臣，濠州凤阳县 (今安徽凤阳)人。明朝开国名将，封信国公。汤和先参加了郭子兴起义军，因军功授千户。后跟随朱元璋，战功赫赫。 1389年，告老还乡。1395年，因病去世，追封东瓯王，谥号“襄武”。
（一）同乡情谊
汤和于1326年出生在濠州凤阳县东湖里(今安徽凤阳)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和朱元璋是同乡。汤和少有壮志，与同龄孩童一起嬉戏玩耍时，喜欢统率群童，练习骑马射箭。统帅风采一展无遗。
而朱元璋家里更为贫困，他从小给地主放牛、做苦力。悲惨的是，濠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蝗灾和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感染瘟疫全部去世了，他迫不得已远走他乡，在走投无路之下，就去投奔了皇觉寺，做了小行童。不久，皇觉寺也发生饥荒，朱元璋只好离开寺院托钵流浪。流浪了三年后重新回到皇觉寺。
1352年，汤和带领十多个壮士参加了郭子兴的起义军红巾军。汤和在军营中骁勇善战，智勇双全，表现出色，攻下了濠州的定远县，被授予千户，凭借自己才能很快在军营中站稳了脚跟。
（《山河月明》毕彦君饰演的汤和）
据说，是汤和传信给朱元璋，邀请他一起加入起义军。朱元璋也接受了汤和的邀请，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
不过，也有人说，汤和与朱元璋只是老乡，不是发小。朱元璋对此说得很清楚：“如御史大夫汤和，与朕同里闬，结发相从。”在方孝孺的《信国公神道碑》中说：“帝自谓与王（汤和）同受知于滁阳。”也就是说，二人是在同一年先后投奔郭子兴后，才真正认识的，是后来汤和逐渐跟随朱元璋的。
朱元璋刚加入起义军，并没有威望，后来渐渐崭露头角，而汤和也渐渐对他非常尊重，后来言听计从，严格执行他的计划。朱元璋也非常倚重和信任他。因此，朱元璋一来念及同乡情谊，二来感激在他最落魄时汤和的支持，两人关系非常亲密，不忍下狠手。
（二）忠心跟随
汤和真正意义上跟随朱元璋，是在朱元璋对驻扎在鸡笼山等地的陈也先等人的队伍进行反攻时。汤和凭借攻下定远、招降一千五百人的功劳，被封为千户，所招降之人绝大多数成为了汤和的嫡系部队。
这时的汤和，不可能一心跟随朱元璋，他们关系还没有好到那个地步。在之后的攻克和阳之战中，汤和是领兵前锋，是朱元璋死对头张天祐的副手，二人的关系亲密不到哪里去。和阳之战，在最关键的时刻，汤和“以刀断其索”，使得守城元军无法收起吊桥，从而被濠州军一举攻克。此时的汤和，以攻克和阳城的功劳，在军中的地位绝不逊色于朱元璋。这时，汤和对朱元璋也没有多么尊敬，也没有什么仰慕之心。
汤和开始力挺朱元璋是在和阳围城战中。“十万元军围和阳”三个月后，以郭子兴赘婿身份统军的朱元璋，提议对和州境内的元军主动出击。朱元璋没有绝对优势兵力，没有命令众人的实力和资历，于是，这个提议遭到了众位濠州将领的抵制，让朱元璋非常尴尬。
而汤和对朱元璋表现出的优秀的领袖能力异常敬佩，二人所见略同。汤和力挺窘迫的朱元璋，毅然表示愿意以所属军队听从朱元璋调遣，主动出击。《明太祖实录》记载：“甲午，上攻和州。时同列犹顾望异同，独和毅然以所领兵从上击陈野先，败之，追至赤帝坝，中伤而还。”
朱元璋从和阳主动出击，攻击在和州境内的陈也先。从此以后，汤和的嫡系部队逐渐融入了朱元璋阵营。也就是说，汤和对朱元璋的尊敬是有过程的。在元军围困和阳之前，汤和对朱元璋的尊敬其实是很有限的。
汤和从小就是一个勇猛桀骜的人，再加上自己赫赫战绩，不可能一开始就对朱元璋尊敬有加。而是在配合朱元璋的一系列作战进程中，逐步将朱元璋作为了自己的首领，并忠心跟随，渐渐地，朱元璋也将他视为心腹之人。
（三）谨慎机敏
朱元璋将开国功臣几乎诛杀殆尽，汤和却得以善终，而同为老乡的周德兴却惨遭诛杀。
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勋之臣时，周德兴被封为江夏侯，食禄一千五石，世袭罔替，赐免死铁券。在1371年与汤和征讨明夏之时，虽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朱元璋却斥责了汤和，褒扬了周德兴，认为胜利出自周德兴之手。
此后的周德兴，一路风生水起。与邓愈等人出师南宁，讨伐湖广地区叛乱，无论是封赏还是府邸都是超过规制，即便刑部上告，朱元璋都宽宥不作处罚。
在经略福建之地时，周德兴命人修筑五卫所，完善海防体系，以抵御倭寇。随后入朝祝贺之时，所获封赏更与宋国公冯胜、凉国公蓝玉、定远侯王弼同列。
1392年，却发生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周德兴因为儿子周骥在宫中淫乱，被牵连诛杀。“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
其实，对于功臣之死，《明史》道明了原因：“亮祖以下诸人，既昧明哲保身之几，又违制节谨度之道，骈首就僇，亦其自取焉尔。”他们不知道明哲保身，又僭越规制，被杀其实也是咎由自取。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汤和一改桀骜的性格，收敛锋芒，变得异常谨慎，兢兢业业。他深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没有居功自傲，骄恣擅权，而是时刻铭记君臣之道，不争功，不僭越规矩，始终拥戴朱元璋。这也是朱元璋始终没有对他下手的原因之一。
在看到胡惟庸、李善长等人的凄惨下场后，汤和更是谨小慎微，进退有度，选择明哲保身。
可即便如此，朱元璋仍对他有所忌惮。一次出游，朱元璋带着一众武将去猎场打猎。朱元璋对藏在灌木丛中的一头黑熊连射几箭，也没有将这头黑熊射死，便对群臣说，谁能将这头黑熊捕获，便重赏他。
众将听到后，立即张弓搭箭射杀黑熊。只有汤和稳住不动。朱元璋便问汤和为何不去射杀黑熊？汤和以自己年老为借口，说骑射技术不如从前了。
汤和没有射杀黑熊一事传开，亲信们表示不解。汤和解释说，“熊”这个字，上面的“能”代表的是能人，下面的四点分别代表着“怨、贪、恨、愤”。朱元璋让众将杀黑熊的用意，是在试探大家，如果自己射杀黑熊，正中圈套，皇帝会认为他也心怀不满、贪得无厌，那就很可能在劫难逃。
这虽然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但足以说明汤和的谨慎和机敏，他察言观色、审时度势，注意一切言行。让朱元璋对他的戒心渐渐放松。
（四）时刻敲打
之后的汤和虽然谨小慎微，但原本他是一个勇猛张扬、桀骜不驯之人。直到朱元璋拿下金陵，汤和还有着狂傲的一面。
汤和作为枢密院同佥，镇守毗陵翼（常州）时，一次酒后狂言：“吾居常州如卧屋脊上，左转则在东，右转则在西。”当时，朱元璋和张士诚对峙。张士诚在常州以东，朱元璋在常州以西。汤和想表达的意思是：常州是个重镇，我投靠张士诚，则张士诚得天下；我投靠朱元璋，则朱元璋得天下。汤和在潜意识里自诩为韩信，认为自己能够左右天下大势。
汤和虽然口不择言，但并没有引来杀身之祸。正如汤和所说，常州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朱元璋此时还不敢治汤和的罪。一旦朱元璋治罪，汤和投降张士诚，那对朱元璋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与威胁。
对汤和的这句话，朱元璋虽然心中极为恼火，但他选择了隐忍不发。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会秋后算账。
明朝建立后，论功行赏，朱元璋明知汤和的功劳首屈一指，却坚决不给他封公爵，只给他封了侯爵。理由是：征闽时释放陈友定的余孽，使八郡受骚扰。后来，汤和伐蜀凯旋而归，朱元璋非但没有热情犒劳，反而当着文武大臣的面数落他，责怪他逗留时间太长，直到汤和磕头认罪才罢休。
（《山河月明》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
在朱元璋的敲打警告下，汤和变得越来越低调，在朱元璋面前唯命是从，不敢有半分骄矜之色，更不敢有半分不悦之色。在汤和立下大功，朱元璋这才补封汤和为信国公。
但是，朱元璋还是忘不了汤和驻守常州时的话，命人将他在常州的“过失”刻在世袭凭证之上，时时刻刻警告汤和。
（五）主动放权
眼看其他功臣先后被杀，汤和行事更加谨慎低调，并对家人严格要求。汤和察觉出，朱元璋早有意图将长期手握军权的将领除掉，他明白了圣意，如果此时自己还贪恋权力、继续握有军权的话，用不了多久，不但自己性命不保，也会连累家人。于是，汤和就向朱元璋主动提出辞官回乡。
朱元璋非常高兴，很快就同意了汤和的请求，收回了他的兵权。朱元璋下令在凤阳给汤和修建府邸，这是给主动放权的汤和的殊荣。
辞官回乡以后，汤和从不妄议朝政，低调做人，从一举一动上向朱元璋表明自己的忠心，以此来打消朱元璋的怀疑。后来，因为沿海一带倭寇犯乱，汤和又奉朱元璋之命去平定倭乱。年迈的汤和到沿海一带进行巡视，施行举措安抚民心，而后返京复命，朱元璋也嘉奖给他金银财宝，让他带领家人颐养天年，而汤和也坚持每年入京觐见一次，与朱元璋叙旧。
汤和之所以能够善终，主要是他懂得明哲保身，主动交出兵权，这样他对朱元璋就没有任何的威胁了。而那些贪恋权力的文臣武将，下场都很凄惨。
（六）得以善终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和汤和虽然经常一起喝酒叙旧。然而，汤和明白，他们之间再也不是兄弟关系了，而是君臣之别。因而，汤和说话都非常小心。史书上说汤和：“为人谨慎，沉敏多智。”
1390年正月初一，汤和到京城给朱元璋拜年时，得了急症，不能说话。朱元璋亲临探视，让他返回故乡养病。待汤和病情稍好一点后，朱元璋又命人将他接到京城，让他坐车进入内殿，设宴慰劳，关怀备至，并赐黄金、布帛、御膳、法酒等等。
1394年，汤和病情日渐加重，不能站立。朱元璋看着汤和，用手抚摸着他，与他详细叙谈家乡故旧以及兴兵建立明朝的艰难。汤和已不能对答，只是不停地叩首。朱元璋见此情形，泪流不已，只能厚赠黄金、布帛作为丧葬费用。1395年农历八月，汤和病逝，终年70岁，朱元璋下诏追封汤和为东瓯王，谥号襄武。
朱元璋时期的“洪武四大案”，不但使得几万人被杀害，更深深改变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体制，从此，宰相制度彻底消失，“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不复存在，兵权被收归，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室。古代社会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比较严酷的统治时期，文武百官动辄被公开在朝堂打板子，尊严丧失殆尽。
（《山河月明》陈宝国饰演的朱元璋）
而汤和选择明哲保身，谨言慎行，主动放权，才保住了性命。这是汤和个人的幸运，却是整个朝廷的不幸。此后，没人敢再说真话，没人愿意真心效忠，在大明的大厦倾塌之时，众人都作鸟兽散。
明清时期，高度集权，刑罚残酷，眼界狭隘，为了保住自家江山而不惜将国家命运抛之脑后，渐渐走向故步自封、闭关锁国的地步，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腐化和堕落，最终被西方列强欺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恶，必得恶果。一个政权的长久维持，靠的不是杀伐和镇压，而是顺民意、顺大势，均衡各方利益，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群策群力，集群智群力为己所用。严酷的统治，可能会取得长久的屈服，但绝不会诞生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