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来反抗。面对如此形势，1573年（神宗万历元年），首辅（相当于宰相）张居正开始进行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
张居正
明神宗十岁即位，由张居正辅政。他年长以后，对于张居正专断朝政和限制他追求声色奢侈，感到不堪忍受。1582年（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后，明神宗亲政，张居正的许多新政很快就被废除。神宗统治时期，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衰败，财政拮据，而苛征暴敛益形繁重，人民反抗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人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开始四处剽略。以至成为对明朝的威胁。
东林书院的成立
面临这种内忧外患的形势，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顾宪成
顾宪成，无锡人，时人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他在1580年（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历任京官。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
顾宪成直言敢谏，他和一些正直的官员经常对朝廷的错误决策有所非议。顾宪成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顾宪成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从而更加触怒了神宗，由此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回到了家乡以后，他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由于他在士大夫中声望很高，得到许多地方人士以至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资助和支持，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小会一次。
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高攀龙曾经指出：“此时民不聊生，大乱即将来临。”顾宪成也感到，危机四伏的政治形势已如同“抱柴于烈火之上”。他因而认为，在朝廷做官的不考虑朝政，在地方做官的不关心百姓，隐退乡里的不关心世道，都是要不得的。他们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不顾路途遥远，纷纷而来，人数之多，一时之间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都容不下。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从此时起，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之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既没有固定的章程，也没有严格的组织形式，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利益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
政治活动
东林党人在明朝末年的政治活动，经历了神宗万历、熹宗天启和思宗崇祯三朝，长达半个世纪。由于没有固定的章程和严密的组织，他们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往往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表现出来的。总结出来的话，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1.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论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
2.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
3.反对屡见不鲜的科举舞弊行为，主张取士不分贵贱，依据个人才华，予以破格录用。
4.加强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积极防御满洲女真人的进攻。
党争
当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讲学议政，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的时候，另一批官僚，为了自己的话语权与利益，也逐渐形成按籍贯划分的几个“党”，它们是：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而以浙江人的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他们在当权期间，依附皇室、勋戚，交结宦官，不断排斥非本党官员。齐、楚、浙、宣、昆等党的重要人物都官居要职。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要任务，东林党人也反击起来，一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明光宗朱常洛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中激烈争斗，其间，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由于篇幅过长，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了，选取“梃击案”简单介绍下。
“梃击案”作为明末四大案之一，发生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话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有个男子手持一根枣木棍，从东华门快速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屋檐下才被抓住。神宗大发雷霆，下令审讯。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说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癫病人，企图糊涂结案，而内阁首辅、浙党首领方从哲沆瀣一气，也不提出深究。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是名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指令他打上宫门，打得小爷（指太子），有吃有穿。这两个太监是郑贵妃宫内的。朝中的东林党人和不少官员据此推断，这是出于郑贵妃及其兄郑国泰的阴谋，于是坚决要求彻底追究。神宗只得亲自出面，在慈宁宫召见群臣，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参与此事的两个太监在内廷打死，草草了结了这件大案。而王之寀遭到反东林党一派官吏的攻击，神宗将他削职为民，发回原地。
政治主张
开放言路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更加发展。在一些工商业发达的城市，商人、作坊主、手工匠以及其他城市平民，开始形成为一支新的社会力量，给当时的社会矛盾和斗争带来了新的影响。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经济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
反对矿税
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神宗一开始派出矿监、税使，东林党人就表示反对。山西巡抚魏允贞在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上疏指出：宦官出领矿、税，为民祸害。魏允贞因此受到神宗的切责。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大学士叶向高上疏要求罢撤矿监、税使。同年，吏部侍郎冯琦上奏说：这些矿监、税使不但使贫者断绝生计，富人也蒙受其害，这样下去，势必激起大乱。
反对宦官干政
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曾经严惩太监陈增的爪牙，罪大的则加以捕杀，打击了陈增的气焰。他还奏劾陈增的重要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银两等罪，使程及其同伙被捕解京，终于伏法，远近大快。史书上说，李三才“以折税监得民心”。两淮地区发生灾荒时，他经报请朝廷获准，对灾民加以赈济，还免除了应纳的“马价”（一种苛税的名目），因此李三才的言行赢得了民心和朝野正直人士的赞扬。声望日隆，有可能被推举进入内阁。齐、楚、浙党一派官员生怕李三才入阁会对自己不利，就连连上疏攻击李三才奸诈贪横。顾宪成等东林党人则驳斥这些谰言，于是双方又发生了一场笔墨官司。由于一再受到攻讦，1611年（万历三十九），李三才不得已自动辞职。这就是当时喧闹得不可开交的李三才入阁事件。
1620年（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也酌量起用。至此，反对矿、税之弊的斗争以取得一定程度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结果
由于东林党人开放言路指责朝政，触动熹宗时专权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开馆纂修《三朝要典》，在霍维华的基础上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大案的档案资料，打击东林党，同时造编《东林点将录》等文件上报朝廷，1625年（天启五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也遭到打击，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杀害。
明思宗朱由检
1627年（天启七年），崇祯帝朱由检即位，魏忠贤被贬南直隶凤阳府看守皇陵，后魏忠贤畏罪自杀，阉党成员被革职下狱乃至处死，自此，阉党集团被彻底剿灭。正因如此，东林党余人才免遭打击。1629年（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遭到迫害的东林党人恢复名誉，并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东林党人号称"清流”，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上述皇位继承权之争和京察之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是，这并不能掩没东林党人在这些斗争中力图革新朝政、反对统治集团中最反动腐朽势力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只是一心为国，改革弊政，好富国强兵。并没有考虑到实施自己的主张后会带来哪些不利的连锁反应。事情的发生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于东林党人在实施主张过程中威胁到了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规模进一步升级，性质更加严重，影响也更加恶劣，明代政争急剧恶化，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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