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指出唐初的漕运规模本来不大，潘铺《隋唐时期的漕运与运河》认为府兵制让位于募兵制也是唐玄宗时漕运发展的原因之一。
这方面的研究是最丰富的。李治亭《中国漕运史》在著作的先秦秦汉部分指岀春秋各诸侯国为了兼并战争的需要，在经济及军事等方面实行新的政策和战略，开辟新水路，并对吴国和秦国在战争中利用运河的表现进行了论述。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漕运的局部发展”中考述了三国各政权开凿运河、东晋桓温刘裕为北伐而开辟运河等事迹，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阻断交通，影响了漕运的发展，漕运主要用来为军事服务，因分裂而陷入停滞状态。
第四章“隋唐漕运的空前发展”中考证了隋文帝为统一战争而开凿山阳渎，隋炀帝开凿永济渠“一为游幸之便，一为东征高丽，漕运粮饷和兵马，皆赖此渠”安作璋主编的《中国运河文化史》认为开凿早期运河的原因是战争的和向京城运输的需要。战乱时前者是主因，安定时后者是主因。在分裂的时代，开凿运河多为富国强兵，盛世多开挖运河，衰世运河往往被湮塞。
在第二章“运河对政治局势的影响”中探讨了运河与春秋战国争霸兼并、秦汉统一、东周到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关系之间的关系，认为春秋战国开凿运河有加强对其他地方政治渗透与控制的目的，也引起军队的变化，影响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格局，也考证了郑国渠与灵渠在秦实现政治统一中的作用。在该书的隋唐部分对运河沿线发生的军事斗争进行了叙述。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也简论了早期大运河的政治军事作用。
在第二章“先秦至南北朝时期”的第五节中讨论了项羽北进与运河的关系，认为项羽、项梁起兵之后进军路线与古运河出奇的相似，对运河两岸进行的政治军事行动进行了一些论述，在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中叙述了隋炀帝利用大运河的通道发动对高丽的三次战争。叙述了安史之乱对漕运使漕运中衰。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的第五章“东晋中叶形势上”中，考证了桓温北伐和开辟运河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漕运和大型战争的战略战术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而根据我的研究经历，汉唐时期的国家在开拓疆土的时候不仅仅利用漕运运输军队和粮食，还要用漕运来辅助建立战略据点，成为郡县军政体系的新的生长点，使政治上层建筑向新的疆土上覆盖，这一点曾引起本人的极大学术兴趣。
这一部分的研究结论以唐朝的为主。王其坤的《中国军事经济史》认为为了保障战时后勤补给，西汉中期积极开展了包括水路军事运输工程建设，西汉平定南方的战役也借助海运来支持后勤。王仲荤《隋唐五代史》认为隋唐运河的开凿是由于“隋王朝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必须把南方的经济重心与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联系起来，使南北成为统一的整体”。
在安史之乱中，“唐任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把江淮租庸变造轻货”，自江汉上运，供应唐军，论及王仙芝、黄巢起义期间唐朝调集军队保卫运河和在起义打击下唐朝经济命脉断绝的史事。陈璧显主编的《中国大运河史》，在第三章“隋唐五代时期”中考述了安史之乱对漕运使唐朝中衰认为唐宪宗所以取得“元和中兴”的策略上的原因包括重用得力将领在运河要道严加防守七而元和中兴之后藩镇势力的死灰复燃和运河沿线的汴州、徐州的兵乱有关，黄巢起义之后，藩镇割据局面的再次形成使大运河不能发挥其连接关中和江淮的作用。
《剑桥中国隋唐史》在研究中晚唐政治斗争时指出淮西李希烈叛乱的三个后果之一是“运河体系的突出的重要性和保护它的必要性得到了确认。这一时期在运河两侧己建立的河阳、忠武和武宁等藩镇从此被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保卫运河，在以后的年代里它们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探讨晚唐的政治斗争时，作者指出李泌任相时，加强对汴渠的防卫，设置武宁镇作为防备平卢镇的防线，黄巢起义之后来自地方的漕运逐渐停止使中央集权的重建的努力成为不可能。
潘億《隋唐时期的漕运与运河》认为安史之乱后刘晏主持的漕运改革无法解决藩镇阻挠运河航行的问题"，唐中央和藩镇在运河沿线的徐州、汴州两个要冲的斗争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作者认为唐宪宗元和中兴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剪除运河沿岸阻挠漕运的藩镇势力宪宗死后汴州、徐州的兵乱减少了运河的漕运量，藩镇割据局面的发展，最终切断了唐王朝的江淮物资供应，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1984年唐史学会组织运河考察队编写的《运河访古》一书中有很多对运河和漕运进行研究的高质量文章。孟昭庚《唐代军事争夺下的运河》一文对安史之乱以后的军事争夺作了研究，认为“汴水一线”和扬州地区是唐朝廷与叛乱藩镇争夺的重点，分别对两个争夺的重点区域进行了研究，认为在安史之乱中张巡组织的睢阳保卫战维护了江南的安全，唐代宗和唐德宗时期以确保徐州和汴州两个重镇为战略要点，在此设立藩镇，保证汴河漕运的安全。唐末的庞勋起义军力图控制汴河的军事努力对唐的漕运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了唐代的统治。
安史之乱中，永王李璘和刘展等先后企图攻占扬州，割据南方。黄巢起义之后，扬州成为军阀争夺的重点，杨行密以扬州为中心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赵和平的《宁陵保卫战》一文分析了唐朝如何阻止淮西藩镇李希烈对江南和汴河航线的威胁。何汝泉《唐代河南漕路述论》在结论部分指出随着淮颍水路的开发，唐朝中央政府与地方藩镇争夺河淮间漕路的控制权的斗争焦点从汴河下游的甬桥转移到了汴河下游的汴州。
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论及“唐王朝中央朝廷在这里设置节度使，驻以重兵，既可保护汴河漕运，又可监视东方藩镇”。高荣盛《唐代江淮漕运的历史考察》论及唐朝后期藩镇拥兵自重的局面扩大，导致江淮漕运的中断。
此外，对漕仓的研究中有从军事争夺的角度展开的论文。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时期重要的转运仓库敖仓一直是从军事史角度进行研究的重点。宋杰讨论了敖仓在整个秦汉时期战略地位的变化，认为在秦代和西汉敖仓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从秦末农民战争到七国之乱等战争中发挥了巨大战略作用，东汉政治中心东迁，敖仓因此逐渐衰落。
“东晋中叶形势上”中，考证了桓温北伐和开辟运河之间的关系。在吕先生看来两晋南北朝时期仓储和军事的关系很大，“凡有兵备之处，仓谷皆略有存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考论了唐朝李渊的兴起和获取仓粮的关系，并深入考证了漕运与和来西北军粮的关系。
总之，在漕运与军事的关系方面的现有研究多集中在漕运如何对军事活动发生积极的影响，军事活动如何因为漕运的因素而得以发展进步，可是有些研究课题仍然比较薄弱，如军事地理与漕运体系的关系也需要深入研究，军事上利用漕运的成本评估等问题也都需要研究。事实上，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放在大的战略格局的视野下进行，会出大一些的学术成绩。对秦汉敖仓的个案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提供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漕仓的良好范式，可以把漕运的历史作用看得更深刻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