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唐玄宗在帝王生涯里都干了些什么事?

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唐玄宗在帝王生涯里都干了些什么事?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率领所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等部落十五万兵马,在范阳起兵造反,正式拉开了安史之乱的大幕。

当消息传到京师,唐玄宗初始坚决不信,认为这是与安禄山不合之人的谣言中伤。等消息确定无疑,唐玄宗才幡然醒悟,免除安禄山的一切官职爵位,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前往东京洛阳募兵,以为守御。然而叛军攻势猛烈,前线将领封常清、高仙芝节节败退。又加上唐玄宗平叛心切,强令哥舒翰与叛军交战,导致潼关失守,贼军遂攻入京师。

已七十一岁高龄的唐玄宗仓皇出逃,途中遭遇了马嵬坡之变,在禁军的逼迫下处死了杨贵妃与杨国忠。他的太子也逃出了他的手掌心,在灵武登基称帝,毫无准备之下,他就成了太上皇。

当初任谁也想象不到,开创了开元盛世的一代雄主,竟会放纵边将拥兵自重,最终酿成了荼毒天下的安、史之乱,东奔西逃如丧家之犬。而其前后所表现出来的行事风格简直大相径庭,让人不得不怀疑,这究竟真的是同一个人?

想要弄清楚这个谜团,我们首先得从节度使的由来讲起,而要弄清楚节度使的权利为何会如此之大,大唐的兵制便是绕不开的话题。

因而,本文的切入点就是府兵制。

唐玄宗像

府兵制来源于西魏、北周,完备于隋朝,兴盛于唐朝。

府兵制的基础是均田制。

所谓均田制,就是老百姓所能拥有的土地的制度。

在唐朝初期,每户人家可以分得一百亩土地,其中八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永业田。在此基础之上,每户人家每年要向朝廷缴纳二斛粟、三斛稻以及绢、绵、麻等土产,还要为朝廷服役二十日。

这就是租、庸、调。

府兵的来源就是人户里面的壮丁。

府兵制也叫卫府制。

卫就是拱卫京师的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其首领为大将军。除此之外,还有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因此也称为十六卫。

府则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军府——折冲府,其首领为折冲都尉。

唐太宗时期,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共有634座折冲府,而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就有261座折冲府,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

根据府兵数量的多少,折冲府又分为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等,一千人为中等,八百人为下等。即使只按中等折冲府计算,关内分布的兵力也有26万。因而在唐初时期,中央的守备能力十分强悍。

府兵制是一套兵农结合的制度,在创立之初,他们并非常年驻扎在军营中。相反,府兵每年除了按照规定需要轮流拱卫京师之外,其余时候则是以农事为主,在冬季农事闲暇之时则由折冲都尉负责训练。若是遇上边界有战事发生或是国内叛乱,朝廷则会派出将领征讨,府兵们则要响应朝廷的征召,前去抵御外敌。待战事结束,领兵的将领便回到京师,而府兵则又回到户籍所在地。

府兵制是一套十分先进的制度,每年能够为朝廷节约大量的军费开支,也能保证士兵的战斗能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了皇帝,任何人都无法大规模调动军队,即使是领兵的将领,也只能在战争期间拥有军队的临时指挥权,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将领拥兵自重、内乱频发。

但府兵制的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对于户口的掌控十分严格,同时要求朝廷在对外战争中绝对不能拖延过长。

唐太宗时期,从皇帝到领兵的将领,都是作战能力十分突出的军事人才,即使是攻灭突厥、高昌、吐谷浑、薛延陀等部落的大型战争,都是以快准狠达到了战略目的,既未耽误农时,也未延误战机。

到了高宗时期,虽然皇帝未有实战能力,但名将犹在,他们率领着唐朝军队四处征战,也能快速取得胜果。即使像攻灭高丽这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也并未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府兵制依然还能较好地执行。在这段时期,唐朝的版图也达到了极盛。

高宗时期的唐朝疆域

到了武则天时期,从皇帝到将领,军事能力普遍下降,这就导致原先臣服于唐朝的游牧民族趁机复国,这其中就有后突厥。

在东北,契丹渐渐兴盛,武周朝廷派出去的将领基本败多胜少。对于西边的吐蕃,武周朝廷基本也只能处于防御的姿态。此时的朝廷改变了战略目的,从主动进攻变成了被动防御,于是边疆的守卫兵力只能不断增加。

到了唐玄宗时期,因为开元盛世的影响,国库充足,国力强盛,李隆基遂“大攘四夷”、“益重边功”。这时期的将领们也都能征善战,将突骑施、后突厥、吐蕃等都能按在脚底摩擦。虽然失去了北方的大漠之地,却在东北开拓出了新疆土,将契丹拒之门外。

于是,四夷宾服。

玄宗时期的唐朝疆域

而这时期的唐朝,战略目的又做了一个调整,那就是不仅要开疆拓土,还要守住疆土。

许多将领看到了擢升的机会,拼命在前线破敌立功,士兵也只能长期戍边,但这就彻底打乱了府兵制的正常轮换。

能够在前线杀敌立功之人都是少数,许多士兵不是战死就是长期坚守在前线。他们不仅有家难回,妻儿难见,最重要的是家里的租税还需要按时缴纳。但是家里少了做农事的男丁,收成又如何能够保证?所以杜甫写道:“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同时,士兵长期服役在前线,因为战事频繁,根本得不到轮换。“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就是最好的证明。

很多府兵为了逃避这种状况,逼不得已之下当了逃兵、成了流户。而更多的百姓因为无力维持生计,无法承担朝廷的税收,既贫且弱,也只能贩卖田地,最终成为流民。

如此一来,唐初实行的均田制也难以彻底保证了。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唐睿宗在先天二年下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将征兵的期限从二十岁到六十岁减少到从二十五岁到五十岁,长期待在边疆的府兵,期限达到十年的则免除兵役。

这只是个临时措施,根本不能阻挡府兵制的颓势。虽是无奈之举,却没能很好地执行,导致局势愈演愈烈。

到了开元十年,朝廷在边疆的兵士就达到了六十余万。宰相张说深感边兵过多,不利朝廷,于是上奏:“罢二十余万使还农”、“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

这就说明,当时的情况不仅是战事频繁,更多的则是将领的私心,开疆拓土是假,手握兵权、加官进爵是真,很多兵士不是非要待在边疆。因此,他主张裁军二十万,让出征过久的将士卸甲归田,以安其心。

即使张说将这种情况向唐玄宗明说,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进,仍然无法改变府兵兵源不足的问题。张说又向玄宗建议以募兵代替府兵,于开元十一年在关中招募府兵及白丁共十二万,这就是府兵制向募兵制转变的开端。

到了天宝八载,全国的折冲府内府兵已全部征发完毕,无兵可交,府兵制正式退出唐朝的历史舞台。

接下来说节度使。

节,就是符节,度,就是调度,使,就是使者,连起来就是持天子符节有调度权的使者。天宝之前,节度使只存在于边疆地区,安史之乱后,全国遍地节度使。

唐朝初期,边军按兵力多少,分为军、守捉、城、镇,而统领这些边军的军事机构则称为“道”。军、守捉、城、镇是常设机构,首领为“使”、“将”,道则是当有战事发生,朝廷临时任命将领担任行军大总管,比如李靖灭突厥之时就是定襄道行军总管。

大总管也叫大都督,自唐高宗永徽年间起,都督都要持节前往,这就是节度使最开始的由来。但这个时候还不是正式官名,一直到唐睿宗景云二年,任命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节度使的官名才最终确定。

到天宝元年,唐玄宗在边疆共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个节度使,又有岭南经略、长乐经略、东莱守捉、东牟守捉,兵马总计四十九万人,而此时的禁军只有十二万人。关中的防御守备,已渐渐不敌边疆。

玄宗时期北方节度使分布图

节度使的兵马,最开始来源于朝廷的府兵。由于边疆遥远、战线又长,府兵们的轮换得不到保障,往往成为逃兵。同时,府兵的轮换制度虽然有利于朝廷对军士的掌握,却不利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其机动性往往受到很大牵制。

因而,朝廷需要退出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制度以解决戍边士兵的问题。

就是在府兵兵员日益不足,军事作战又需要随机应变的情况下,朝廷渐渐放开了节度使的权利,许其自行招募。

在天宝六载,府兵制正式退出历时舞台之后,取而代之的募兵制渐渐施行,日积月累之下,朝廷的兵马便渐渐成为了节度使们自己的兵马。

除了兵马之外,打仗最重要的就是钱粮,没有后勤保障,前线的胜利也得不到保障。为了适应开疆拓土的需要,在天宝元年,当时的范阳节度使裴宽又有了经略屯田之权,粮食可自行经营。同年,安禄山任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经略四府。天宝三年,安禄山又兼范阳节度使。

如此,节度使们不仅有了兵权,又有了行政权、财税权,《新唐书.兵志》就记载:“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

可见,在设立之初,节度使并不能只手遮天,而是后期唐玄宗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一步步将权力下放,最终给了安禄山可乘之机。

我们可以认为,安史之乱的发生就是在开疆拓土的前提之下,为了保证前线军队的战斗能力,为了沿线的后勤补给得到保障,唐玄宗下放了许多权利给节度使。这种情况在现代肯定不会出现,但在生产力与通讯并不发达的唐朝,能做到如此地步属实不易。

但是节度使们想要造反并不容易,他们的权力来自皇帝,只要皇帝有备,他们万万不敢随意造反。

在安禄山之前,有一将领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等四镇节度使,他就是王忠嗣。史载:“忠嗣杖四节,控制万里,天下劲兵重镇,皆在掌握。”

后来,王忠嗣因为与唐玄宗在攻打吐蕃石堡城的问题上有了分歧,最终被贬为汉阳太守。

在此时,节度使手中的权力固然尾大难掉,可唐玄宗的威严还在,只要他想夺权,节度使们是不敢有谋逆之举的。而安禄山之所以能够幸免,除了自己极力讨好唐玄宗、杨贵妃以及唐玄宗派去的使者之外,唐玄宗对他的放纵才是其中最主要的缘由。

那么唐玄宗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将安禄山放纵至此的呢?

唐玄宗是唐睿宗的第三子,“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仪范伟丽,有非常之表”。

从史书记载来看,唐玄宗英武果断,但他从小生活在武则天的威压之下,时刻都要担心自己与父母、兄弟、姐妹是否会被祖母残杀殆尽。好在武则天对他父亲一家还算仁慈,并未赶尽杀绝。

神龙政变之后,武则天被迫禅位于唐中宗。唐中宗的皇后韦氏在武则天当政时期饱受欺压,一朝翻身之后,便大肆诛杀。韦氏也想效仿自己的婆婆,成为一代女皇。为此,她与女儿合谋毒死了唐中宗。

唐玄宗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政变诛杀了韦氏,拥立自己的父亲为帝,这就是唐睿宗。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的女儿,基因里也带着对权利的渴望,开始广结朋党,左右朝政。当时的宰相一多半都是她的门人,与还是太子的李隆基渐渐不合。唐睿宗不想在这些事情里面发表过多意见,于是禅位给了太子,唐玄宗正式登基。

先天二年七月,太平公主密谋造反,唐玄宗以雷霆手腕诛灭逆贼,彻底掌握朝政大权,并于次年改元开元。

在这两次政变中,唐玄宗均能审时度势,抓住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彻底消灭敌人,心志坚定、手段狠辣,绝非一般人所能做到。

但如果仅以此判定唐玄宗是一个权力欲望十分强盛的人就太武断,相反,因为早年的经历,他对某些家人始终有着不符合皇家你死我活般的复杂感情,这些人就是他的兄弟。

唐玄宗并非他父亲的嫡长子,在他之上还有大哥李成器、二哥李成义,在他之下,还有四弟李隆范、五弟李隆业。

唐睿宗第一次当皇帝的时候,太子是他的大哥李成器。在玄宗诛杀了韦氏逆党之后,他大哥主动让贤,坚持将太子之位让与他。为此,他大哥去世之后,玄宗追其谥为“让皇帝”。

不仅如此,在唐玄宗当皇帝之前,他们兄弟五人在长安兴庆坊的宅邸相连,号称“五王宅”。他登基之后,这片府邸被改造成了兴庆宫,又给兄弟们另赐宅邸,建造了“花萼相辉楼”。兄弟五人在此奏乐纵饮,击球斗鸡,被誉为“天子友悌,近古无比”。

这是他性情温和的一面,与他的曾祖父李世民的玄武喋血比起来,真是兄友弟恭。

开元二十五年,后宫受宠的武惠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寿王被立为太子,指使大臣构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瑶、光王李琚谋逆,唐玄宗下诏将三子废为庶人,又另行赐死。这就是一日杀三子的由来。

这是他性情残暴的一面,与他的曾祖父李世民在大臣面前为自己谋反的孩子求情比起来,他简直不当人子。

从这两件事,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唐玄宗性格的另一面,除了英武果断之外,他所认定的事情很难发生改变。

比如,在他的心里,他的兄弟们不会对他的皇位造成威胁,任凭外人如何离间,他始终坚信不疑。后来,安禄山取得他信任之后,也是如此。

比如,见惯了宫廷喋血,他认为对他皇位威胁最大的是自己的皇子,于是他严令自己的孩子们不得与大臣、边将交往。当有人以谋反做文章,他绝不深思,另可错杀,也不放过。

想通了这件事,我们再来看一看晚年的唐玄宗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态。

开元年间,唐玄宗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贤相,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大唐空前繁荣。

当天下承平日久、民丰物阜之际,李隆基心内的怠惰渐渐显现。史载:“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

开元二十四年,因为李林甫的日夜构陷,也因为唐玄宗此时的心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听不进宰相的逆耳谏言,开元年间最后一位贤相张九龄被罢相,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取而代之,担任宰相之首中书令。

这件事可以视为开元盛世的终止。

李林甫极善揣摩圣意,他看出来唐玄宗晚年的怠政情绪,极力逢迎,四结朋党,阻断进谏之路;妒贤嫉能,党同伐异,为保大权屡次兴起大狱构陷忠良。自皇太子以下,人人畏之,就连安禄山都对李林甫十分忌惮。

开元年间,边将屡立战功,以节度使之身而入朝拜相者不为少数。李林甫担心这些出将入相的儒臣因功劳甚大而夺了自己的相位,于是建议唐玄宗任用藩将,于是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游牧民族的将领得以专掌节度,尤其是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十四年不曾迁徙。而在此之前,藩将从不曾专制一方。可以说,安、史之乱的罪责,李林甫不比叛军轻了多少。

但唐玄宗丝毫无所察觉,在天宝三载甚至说出“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这样的话语。

面对如此局面,朝臣三缄其口,只有高力士劝谏道:“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

唐玄宗大为不悦,自此以后,高力士再不敢置喙天下事。

而唐玄宗对于安禄山的宠爱,则是因为安禄山与李林甫都极善讨好君主,安禄山甚至在朝见唐玄宗之时,当着满朝文武说出只知天子不知储君这样的话来。

试问哪个君主不偏爱如此“忠心”的部下呢?

李林甫死后,唐玄宗任用杨贵妃的从兄杨国忠为相,继续无为而治的大业,将“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认为天下无事,可以垂拱而治。但他却不知道,杨国忠的伯乐鲜于仲通在云南与南诏交战,数次败绩,杨国忠都瞒了下来。

面对如此局面,高力士再一次提醒玄宗:“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谓无忧也。”

唐玄宗让这个老宦官闭嘴。

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合,数次进言安禄山必反,但唐玄宗不听。

太子也在天宝十三载进言安禄山必反,但唐玄宗不听。

就在这一年,安禄山前来长安拜见唐玄宗,最终却平安回到范阳,途中“昼夜兼行,日数百里,过郡县皆不下船”。

经此之后,唐玄宗对安禄山更是信任有加,但凡有人告安禄山谋反,他都将其绑缚了之后送至范阳。

从此以后,再也没人敢说安禄山的反状了。

读至此处,总不免掩书长叹,早年间无比英明的帝王,到了晚年竟会昏聩至此。

在安、史之乱前的十余年间,唐玄宗有无数的机会可以避免叛乱,却由于他的怠政,大唐的车轮最终掉入了万丈悬崖。

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杀奸相杨国忠之名起兵反叛,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简直形容得太贴切。

按照封建王朝的发展规律,盛极而衰是无法避免之事,但从极盛跌落到极乱只是瞬间之事,在过往的历史中极为罕见。

这是一出不可思议的悲剧,繁华落幕之后,总让人觉得无比惋惜。

最为讽刺的是,安、史叛军攻陷长安后,唐玄宗仓皇出逃至蜀中,他想起了开元二十四年被罢相的张九龄。就在这一年,安禄山讨伐契丹战败,按律当斩,唐玄宗却不许。张九龄对他言道:“禄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诛之,以绝后患。”

他此时回想起张九龄的话语,才悔不当初,泣如雨下,但中原大地已烽火连绵,满目疮痍。曾经让他无比自豪的开疆拓土之功,也在四夷的趁机瓜分之下损失殆尽。

唐朝中、后期疆域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史官的评价:“方其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至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动,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而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考其始终之异,其习性相远也至于如此,可不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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