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或看过《三国演义》的人，应该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三国归司马。也就是纷纷扰扰东汉末年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最终是统一于司马氏所建立的晋朝，天下大事，分久必合。
上到皇帝贵族，下到平民百姓都希望可以迎来一个安安稳稳的大一统天平盛世，不再受战乱之苦。可是事与愿违，西晋没有开创出盛世，还把把东汉末年到魏国以来的种种弊病都给继承了下来。
此时晋朝的读书人根本不在意谁是皇帝，魏晋鼎革对他们来说只是换了个老板而我的利益根本不会受损，所以读书人才不会去管你新生王朝的再建工作与长治久安。而晋朝就是在这样一群读书人不作为之中逐步走向灭亡的。
晋朝读书人的心态
魏晋之时，读书人不能说很多，但也不少，而真正能参政、影响国家发展的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
魏国时期九品中正制已经变味了，本来是为了收天下舆论归于中央加强中央集权用的，但它偏偏成为了门阀士族加强自己统治地位的工具，之后到了司马氏晋朝之时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读书人靠自己的家学渊源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努力已经成了一种没有作用的东西了，你努力读书不会被列为上品门族、坐上公卿高位，不努力也不会减少国家的待遇。
魏晋之间的鼎革对他们来说根本无关紧要，在他们看来，这是曹氏与司马氏两个家族之间互掐，你们最终谁胜利都是可以的，谁当皇帝我都无所谓。因为谁当皇帝都不会影响我的官位。
所以我一个高门大族的读书人为什么要看不清形势，过多的卷入到你们两家你死我活的斗争之中呢？正如《晋书》所说的“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
但是皇帝为啥不把这些只拿钱不办事的人都给踢掉呢？这原因很简单，皇帝踢不掉也不敢踢，他们可以对谁当皇帝一直保持着无所谓的态度，但皇帝却无法离开士族文人。
一则士族门阀在晋朝拥有累世积淀下来的地位和丰富的学习资源，相比于寒门学子，他们的文化素质更高一些，让他们去当官执政对于那个大乱刚刚结束的时代来说是比较合适的。
二则他们把握着当时国家经济命脉，这些高门士族手中通过种种方式占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这就让国家的税收和兵力来源受到很大影响。而他们通过占领这些人口和土地使自己手上掌握着大量的财力和人力，让国家不敢轻易动他们。
但是掌握着国家未来的这些读书人在政治上是一日比一日堕落，生活是一日比一日腐化奢侈，比如石崇和王恺斗富那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操。
关键是晋武帝作为王恺的外甥，为了孝敬舅舅还从中推波助澜，把宫中的好宝贝都送给王恺，让他去炫耀，比如晋武帝就送给王恺一棵高三尺的珊瑚树。
当时王恺与石崇只是当时士人生活奢靡的一个缩影，面对这种风气当时也有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就警告过晋武帝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傅咸传》）但是这只是少数人，他们无力去改变这种风气。读书人一步步地堕落至此，晋朝怎么能不亡呢？
儒学的无力回天
读书人生活上的堕落表现在奢侈享受，政治上的堕落表现在他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无功而受禄。
那么在思想上的表则现是不再推崇能够治国安邦的儒学，而是转向研究那些能够逃避现实、寄托自己心灵的学说。
1.儒学的下坡路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一下子上升为了儒教，成了切切实实的正统思想。再配合汉武帝正式确立的选官制度——察举制，全国掀起了学习儒学的高潮，把儒学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是利，凡事有利必有弊。儒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了读书人追求功名利禄的脚踏板，不同流派之间还发生了竞争。
从西汉末年的刘歆开始的古今文经之争，古今文双方各显身手，对文字进行反复的阐发，逼得一些有学之士为了阻止这种无意义的工作出了好几本“字典”，来阻止这种势头，其中包括许慎的《说文解字》。
这一场争论是到了东汉时期经过各方的调节才逐渐的消停。但是儒学在这场争论中充分暴露了自己的缺点，发展也走向了极端。
经过近百年的争论，古今文经都已经是黔驴技穷了，古今文都对经典进行了无限化的注释，人们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繁琐和难以把握，使得儒家思想的魅力大减。
而且儒家所体现出来的仁义教化，入仕治国等思想，在乱世之中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儒家到东汉末年之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衰落。
还有就是那些能够读得起书的士人，如前文所说他们可以不用关心国家大事依据高官厚禄，所以在有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双重保障后，他们决定开始更加的去关心自己在这乱世之中寻找心灵慰藉。
因而他们放弃了儒学，放弃了治国安邦，这种中国古代读书人与生俱来的责任。贺昌群在《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中说道“儒家严肃之名物训诂之学，不能适应时代之思潮与乱世之人生观，儒教之衰落，其势所必然也”。
2.玄学思想是如何让晋朝的读书人把国家推向无可挽回的地步
儒学衰落之后，经学演绎也受到了士族文人的冷落，晋朝的士大夫又没有创放弃了儒家经典，转而开始研究玄渺高深的老、庄，以道家思想糅合儒家经义和名家逻辑，形成玄学。
那么玄学主要干些什么呢？这些士大夫是“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晋书》）他们是用《庄子》和《老子》思想来解释《周易》，形成一整套新的思想学说。
他们在思想上形成了“贵无”的思想体系，即“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晋书》）在语言上，他们追求立言玄妙，彼此之间要探讨玄理。
早期玄学的代表嵇康和阮籍是要“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是“非汤武而薄周孔”，传统的礼仪教化和道德规范被文人所抛弃，自然不利于国家大一统精神的重新建构。
而且老庄倡导出世，这些深陷玄学之中的读书人不读能够安邦治国的书，做那些有利于国家稳定的工作，这哪能对国家有益？
虽然后来何晏、王弼或被诛或早逝，玄学名士嵇康也被提倡君臣名教的司马昭给借机除去，但是魏晋士人并没有停止倡导玄学，他们只是为了活命不敢和司马氏公开叫板了。
虽然后来出现了裴頠和郭象等为了升高发财争宠的玄学家开始用玄学的思想捧司马氏，写下《崇有论》等著作，满足司马氏的需要，抬高名教的地位，但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言并没有太多的改变。
反而是嵇康死前潇潇洒洒地弹奏了一首《广陵散》，至今还让人津津乐道，嵇康更是成为了当时名士的代表。而嵇康的犯浪言行被名士经过阐发之后，形成了流行于那个时代魏晋风度。
所谓魏晋风度。一则在思想上如前文所讲就是研究玄学讲玄理。那么在日常生活中要表现出追求气质、风度，言行迟缓，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
在审美上是趋向病态的女性审美，这些名士要熏香涂粉，仪表端庄，风度潇洒。这就是晋朝读书人所追求的，所讲究的。
那么这种柔美有余刚劲不足的作风，最终的结果是“骨脆体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其死仓猝者往往而然。”
3.佛道二家对读书人的“添油加醋”
玄学毕竟根基尚浅，发展不足，这些名士折腾个几年可能就山穷水尽了。而此时佛道两家借着乱世大为发展，道教本身和玄学就有很多相似之处，而佛教为了融入中国更是加快了中国化的步伐，主动和玄学挂钩。
晋朝的读书人在把玄学玩腻之后，转而开始接触佛道，特别是佛教从域外传来，里面的玄机让名士大为感兴趣，而且在那个动乱不安的年代，佛教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道家的炼丹修仙让他们更能从中找到心灵的寄托。
如名士嵇康、阮籍等的“贵无”思想就如佛家中大乘佛法中的万物皆空的思想很接近，后来被鲍敬言继续发展，提倡“无君论”，反对国家一统，君主制度，显然不利于晋朝的统一发展。
总之，两晋文人作为国家的脊梁整天都在干这些事，他们怎能负担起这个国家的长久兴盛的责任，亡国不是迟早的事吗？
参考文献
1、《“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2、《魏晋风度的精神品质与文化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