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统治者，通过四夷朝贡的盛况，来塑造起天下共主的正统权威——明初对琉球册封经过琉球，古称琉虬、琉求等，位于日本列岛与台湾岛之间“自古不通中国。元世祖遣官招谕之，不能达”。洪武初年，琉球国分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以尚为姓”，其中中山国最为强盛。
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派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是年年底，中山王察度派遣其弟泰期等跟随杨载入明朝觐，此为明琉官方交往之始。
此后，琉球山南王、山北王均遣使入贡，朱元璋“一视同仁”，礼赐如中山王。洪武十六年（1383），琉球中山王与山南王同时入贡，朱元璋遂赐二王驼纽镀金银印，其后二年，朱元璋又赐予琉球山北王同等镀金银印。
明琉两国的交往
纵观此间明琉两国交往，明初虽未正式派遣使节册封琉球国王，但却将象征王权正统的印章赐予三王，明琉双方宗藩关系也初步确立。朱棣上台未许，琉球中山国、山南国国王先后离世，永乐二年（1404）二月，琉球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永乐帝命礼部遣使致祭，赙以市帛，并诏令武宁袭爵，明朝册封琉球王由武宁始。
同年四月，琉球山南王从弟汪应祖亦遣使告承察度之丧，并言明“前王无子，传位应祖，乞加朝命，且赐冠带”，朱棣就此对吏部尚书蹇义说道“国必有统，众必有属。既能事大，又能抚众，且旧王所属意也，宜从所言，以安远人”，于是遣使赍诏“封汪应祖为琉球国山南王”，并赐之冠带等物。
洪武-永乐时期是明琉宗藩关系初步奠定并稳步发展的阶段，两国交往密切，互动频繁，据李云泉教授统计，“自洪武五年（1372）琉球首次朝贡至洪武朝结束的28年间，琉球三王共遣使向明朝朝贡54次，其中，中山王32次，山南王12次，山北王10次，接近一年两贡。永乐间，琉球时常一岁数贡，‘天朝虽厌其烦，不能却也’”。
日本、安南、琉球作为明朝在东亚地区的重要藩属国家，长期浸浴中华文化熏染，故而汉化程度较之其他周邻诸国更为深广，同中国的联系也更为密切。在明王朝主导下的封贡体系内部，安南、琉球等国也被种种标识区分，以示优待，同明王朝具有较强的政治隶属性。
在今人研究过程中，安南、琉球常常伙同朝鲜一道被列入“典型而实质的朝贡关系”的朝贡国家序列当中，而构筑这种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明朝政府对其国王予以册封、赏赐，对其贡物进行回赐等”，以此缔结双方间实质的宗藩关系。通过对明初册封日本、安南与琉球的回顾与审视，不难看出朱元璋、朱棣父子二人在构建中国同东亚国家封贡关系过程中做出的种种努力与尝试。
对周邻其他藩属国家册封始末
1368年，盛极一时的蒙元时代落下帷幕，新兴的明王朝在其建立者朱元璋的统领下欣欣向荣。甫建新朝的朱元璋在国内尚未站稳根基，便遣使四方，招徕四夷远人朝贡，将宣扬新朝的视角转向域外，希望借助将周邻国家吸纳于由明王朝主导下的封贡体系之中，进而宣扬其天命所归，新王朝的国际合法地位。
其继任者朱棣更是在乃父的基础上“锐意通四夷”，即位未许便遣使招谕四方，其后派郑和携宝货六下西洋广招各国前来朝贡，由此，海外各国纷纷入明朝觐，以明王朝为宗主的封贡体系被推广的无远弗届，而受明册封，入明朝贡的国家无论在数量抑或是在区域分布上均远迈汉唐，更为其后继者清王朝所不及。朱元璋即位伊始，便摒弃蒙元时期武力强压的对外政策，而代之以刚柔相济的德治思想。
早在即位之前，朱元璋便萌生“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的天下思想，希冀构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主导，有层级、有秩序的华夷共处的和平模式。与此同时，朱元璋认为待藩属国家应“一视同仁”“广视无外”，即在明王朝的领导下，各国受到平等的对待，所谓“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
这些思想被朱元璋整合入其“十五不征之国”之说，将其用于告诫后世子孙以德睦邻、和谐共存，受此思想的支配下，朱元璋即位之初，便不断遣使诏谕南海诸国，向其释放和平相处的信号。洪武二年（1369）二月，朱元璋派吴用抚谕占城，同日，朱元璋另派遣颜宗鲁诏谕爪哇，明代元兴，实乃天意使然，朱氏立国，更是天命为之。并承诺各国若能“奉若天道”，则“王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
显然，朱元璋在对外诏令中将朱氏立国视为天命，而诸国入明朝贡即是顺应天道的正义之举。这种与天关联的天命观为其创立国家与宣扬大明正统性找寻了合情合理的依据。在朱元璋的主动诏谕下，南海诸国纷纷前来朝贡。
朱元璋遣使抚谕占城之时，其国王阿荅阿者已先行遣使入贡，此举无疑正中朱氏初衷，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遣吕宗俊等招谕暹罗斛国，次年，其王参烈昭毘牙遣使奉表，与宗俊偕来。至洪武十年（1377），昭禄群膺承其父命来朝。朱元璋遂命“礼部员外郎王恒赍诏及印绶往赐之”，所颁印文，上刻“暹罗国王之印”，自此，“其国遵朝命，始称暹罗”。
此外，朱元璋在诏谕暹罗斛前后，分别派遣郭徵抚谕真腊，赵述诏谕三佛齐，张敬之、沈秩招谕浡泥等，南海诸国纷纷响应，多于同年或次年随使入贡，而朱元璋也顺应形势，事后遣使赍诏往封各国国王，由此遂正式缔结明朝与南海诸国间的宗藩关系。
朱棣建立的宗藩关系
洪武三十九年（1402）九月，刚刚通过发动靖难之役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立足未稳，旋即遣使诏谕安南、暹罗、爪哇、琉球、日本、西洋、苏门答剌、占城诸国，将其即位的消息告知诸国，招徕各国纷纷入贡进贺，朱棣此举，除却仿效乃父颁即位诏于诸国之先例外，其自身依靠政变上台的缺陷致使其在本国政治舞台上根基不稳，为寻求心理慰藉，塑造其顺应天道、天下共主的正统地位，方才做出此番举动。
此后数十年中，永乐皇帝又多次派遣中官招徕海外诸国，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为三保太监下西洋。在朱棣的主动诏谕下，朝鲜、琉球、占城等国均于永乐元年入朝进贺朱棣登极。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遣郑和下西洋，关于郑和下西洋所肩负的使命，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广招各国、宣扬国威是为朱棣做出该项决议初衷之一是毋庸置疑的。
在永乐大帝“锐意通四夷”政策的支配下，中官郑和等人招徕四方，永乐五年（1407），跟随郑和宝船入明朝贡的即有“苏门答剌、古里、满剌加、小葛兰、阿鲁等国”派遣的使节。对此，《明史》载“帝大悦，爵赏有差”。
在此前后，朱棣相继册封暹罗、爪哇、真腊、浡泥、古麻剌朗等国国王。同明朝缔结宗藩关系的国家进一步增多，由此，在朱棣的主动招徕与精心经营下，以明王朝为主导的封贡体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展拓，令其继任者清王朝所望尘莫及。纵观明初两位君王的对外政策，朱元璋自即位伊始便遣使四方，诏谕诸国，释放和平共处的讯息，其在诏谕诸国并册封其王的同时，也将行使册封这一天子所独有的权利来证明自身的合法属性，这也是促使朱元璋作出该项抉择的一大诱因。
正如万明教授所指出的“在明代建立之时，明太祖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合法性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明太祖要大量向当时所知范围的国家颁发即位诏书去联络各国的缘故。”在此基础上，万教授进一步揭示“实际上，在东亚区域早就存在着一个国际惯例，必须取得合法性的地位。同样在这个区域之中的各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合法性的地位。我们认为，这个国际上的合法地位和中国的正统性实际上是一致的。”
总的来说，双方鉴于对自身合法性/正统性的需要，利用该项规则稳固其在国内的根基。无独有偶，发动“靖难之役”而登上皇帝宝座的朱棣在即位未久，也仿效其父广派使节诏谕诸国，向海外诸国宣告其即位的讯息，此后更是多次派遣郑和、侯显等人出使招徕，不断壮大明朝主导之封贡体系的成员队伍，通过四夷朝贡的盛况来塑造起天下共主的正统权威，不断稳固其统治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