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日凌晨（阳历4月25日），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崇祯帝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却无一人前来，崇祯帝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最后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34岁，身边仅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同。
明朝末年，天下糜烂，国内四处爆发农民起义，东北的女真人对大明虎视眈眈，崇祯帝面临的局面可谓是内忧外困，眼看着女真人步步紧逼，李自成即将威胁北京。在许多人看来，南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历史上晋朝、宋朝都有南迁的例子，而且都延续了一百多年。我们都知道朱棣迁都北京时，在南京保留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构，完全可以发挥首都的作用，那么崇祯为什么不选择南迁呢？
崇祯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南迁，有很多史料记载了南迁相关的内容，如《平寇志》卷八记载：
帝召左中允李明睿陛见...明睿...言：...却顾惟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徐图征剿之功。帝曰：“此事重大，未可易言”...帝四顾无人，曰：“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诸臣不从奈何？”
可见崇祯与大臣已经隔阂很深，统治集团内部相互猜疑，怎能并力成大事。
《明季北略》记载：
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左中允李明睿劝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皇帝告诉他：“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李明睿说：“天命微密，当内断圣心，勿致噬脐之忧。”并请崇祯勿犹豫，尽快决断。崇祯帝一直有意迁都，三月初四日，崇祯对众臣说：“李明睿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于社稷，朕将何往？又劝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诸卿以为如何？”内阁首辅陈演、魏藻德反对“南迁”，并示意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严厉谴责李明睿，扬言：“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崇祯一直犹豫不决，做不了决断，又容易被大臣所左右，四处掣肘。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崇祯十七年二月）诏征天下兵勤王...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右庶子李明睿各言南迁及东宫监抚南京。上骤览之，怒甚，曰：“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
二月辛卯，督师大学士李建泰上书请驾南迁，愿奉太子先行。上谕阁臣曰：“李建泰有疏，劝朕南迁。国君死社稷，朕将何往！”大学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华、少詹事项煜请先奉太子抚军江南。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大声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复问战守之策，众臣默然，上叹曰：“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
可见崇祯并不放心让太子南下监国，并且想要固守北京，希望“国君死社稷”以成其名。
随着农民军步步紧逼，形势越来越不利，大同、宣府、昌平三大军镇官兵举城投降。崇祯急命辽东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密云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进京勤王。结果，辽东总兵吴三桂带兵缓慢行军，山东总兵刘泽清谎称坠马负伤来不了，密云总兵唐通虽然把军队带到了，但还没开打就全军投降了。
崇祯不愿意南迁的原因一是好面子，崇祯甚至拿“国君死社稷”来塑造自己的形象；二是过于信任守边的官兵，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昌平、密云，共六大军镇都驻扎有大量官兵，结果由于崇祯多疑的性格，导致手下也未必绝对忠诚；三是错估形势，李自成2月还在山西，距北京千里之遥，没想到3月就已兵临北京城下。
明朝末年以来，政局动荡混乱不堪，1620年一1627年，明王朝七年内，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换了四个皇帝，其中，1620年七八月份，一两个月内就换了三个皇帝
而且遇到了“小冰河”气候，天灾频仍，土地绝收，农民为寻找生路大规模起义。
朝廷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全国土地大半属于地主贵族阶层，税收不上来，
贪官污吏也是数不胜数
，
李自成光是在各大臣家里收刮的钱财就超过七千万两，超过了明朝两年的财政收入。
更严重的是党争误国，内斗激烈内耗严重，国家政权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不能上下一心，最后从内部开始腐烂，可以说气数已尽。
崇祯并不是一个明君，他是一位有着太多小聪明而缺乏全局考虑和管理的皇帝，他急躁轻信、急功近利，刚愎自用，待人处事喜怒无常。
在崇祯看来，他自己不是亡国之君，而诸臣都是亡国之臣，永远正确的只有他天子崇祯。这一任性猜疑和多变的性格，害死无数可堪任用的杰出大臣和将领，而可用的人当然也越来越少。
同样，崇祯皇帝也不算一个昏君，因为他自即位以来，一直希望重振大明，他勤俭自律、清心寡欲、励精图治，确实为了朱明王朝奋斗终生，尽了他能尽的力，只能说崇祯是一位时运不济的皇帝，“非亡国之君，当亡国之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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