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建国后，宋太祖、太宗所揭示的重文轻武国策，开启了有宋一朝的文治政局。
宋廷透过科举制度大量取士，并迅速任官，使科举做官成为个人乃至家族起家的重要途径，吸引无数有志者投身科考功名之路。再加上社会经济繁荣与印刷术发展，促进了教育普及，读书识字者日益增多，遂形成以知识为身份认同的士人群体。朝廷对士人言论的宽容，更激发其关心家国政事的经世热忱，论政风气蓬勃发展。
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下，士人意识抬头，关切国事，并将国家发展与个人命运联结，致力追求富国强兵之策。
熙宁以降，更由君主与朝臣联手，推动一连串的变法革新运动。然而，士人对改革理念彼此立场歧异，每成党同伐异的攻讦恶斗，非但朝野议论失去目标，更酿成党祸，间接造北宋崩亡。
南宋政权建立后，外患危及国基，救亡图存较之变法革新，更为急切。士大夫也因鉴于变法引发党争实为北宋亡国之源，因此讳言变革。再加上进士录取名额激增，官多位少的现象日益严重，高官名宦乃至士大夫长期赋闲居家者十分普遍。
高宗时期，不少朝臣因政见与秦桧相左被迫乡居。孝宗以来，史浩、汪大猷、楼钥、朱熹、吕祖谦、袁燮等名臣，也多曾因政见不同于当道，长期乡居。
这些淡出朝政的士大夫虽无法在朝堂参与国政，却仍是乡里领袖一方的耆老。他们与在乡谋生的士人，虽因身份之故而有仕途荣枯之别，但基于同乡、同学的情谊，以及对士人身份的认同、对乡里的共同关怀，使他们彼此连结在一起，除相互游赏酬唱之外，进一步透过个人或家族群体的通力合作，推动地方教化、慈善救济或公共建设等活动。
“南宋四明”史浩、汪大猷、楼钥等人，退闲之后，在家乡共组以怡情游赏，赋诗唱和为主的五老会、八老会、尊老会、真率之集等诗社，并推动具有团结士人及建立集体意识的乡饮酒礼。史浩也曾在淳熙八年(1181)，邀请陆王心学的重要传人沈焕、吕祖俭等人，在乡里讲学论辩，使四明成为南宋教育、学术活动的中心之一。
四明耆老更结合当地士绅富室，共同出资，在家乡重建州县学，提供养士费用，以及参与地方桥梁、堰堤的修筑。这些作为都反映士族关怀并致力乡土建设的用心。不论慈善救济、乡里建设，或组织诗社、推动乡饮酒礼等公共事务，四明地区的士人从个人到家族，经由长期合作，成为南宋时代兼具文化深度与广度的地方之一。
士人形成群体力量，关怀地方、致力乡里建设，此现象与北宋时期士人致力于全国性改革事务相较，有性质上的转变。江南各地区公益活动蓬勃发展，正是南宋基层社会的一大特色。
南宋士人透过政治运作以展现地方社会影响力的现象，在争取书院与祠庙赐额的过程中，尤为普遍。
书院获得赐额，表示官方承认其地位，是地方的一项荣誉。宋代书院虽盛，但除北宋初年嵩阳、岳麓等书院获得朝廷赐额外，鲜见赐额记录。直到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获得朝廷赐额。
士人关切地方文教，除了参与书院的兴建与课程规划之外，更常见与地方长官一齐向朝廷争取赐额。在南宋宁宗之前，宋廷对书院颁赐额的事例尚不多见。及至南宋理宗一朝，理学既成为朝廷标举的学术思想主流，这些理学家借书院推广道学理念日益普遍，朝廷赐额的情况也更为常见。
祠庙制度则是朝廷经由审查，检核庙神的灵验程度，而后给予赐额或赐号。除了有收揽人心的作用之外，也是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以将中央权威延伸到基层。
在北宋神宗以后，这种祠庙制度才有进一步发展。宋徽宗时期，浙江地区因花石纲引发变乱，地方大族组织自卫武力，借着神力凝聚人心，抗拒进犯乡里的叛乱者，稳定了地方秩序。事后，透过州县官府向朝廷请求赐封，使祠庙赐额数量激增。
到南宋，地方官和地方士人共同推动庙宇的兴建及请赐庙额，豪民巨族更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福建莆田方氏家族于祥应庙兴修与赐额争取上便始终居主导地位。
除神祠外，南宋时代地方豪族更为自己祖先立庙，并向朝廷争取庙额。嘉定二年(1209)，鄞县人汤建中等地方人士，向宋廷请赐政和年间推动废湖为田的知明州楼异祠堂为丰惠庙，表面上是地方人士共同推动，实际上与其孙楼钥在四明社会的领袖地位关系密切。
宋理宗绍定年间，休宁程氏家族以其先祖保障乡里有功，向朝廷请赐额，获得“忠壮”的庙额，也与此时退休的高官程秘倡议推动有关。南宋各地士人或大族为民间神祠或家族祖先立庙，争取庙额、赐号，积极筹措经费，组织信众、兴建庙宇、举办庙会，活动非常频繁，角色也日益重要。
相反地，北宋以来，由官方扮演推动主力的地方祀典，则因与地方社会的关系较为疏淡，地方士人参与度降低，呈现衰微之势。
这种现象结合地方公益活动的推展及书院发展，可以体现南宋地方权势之家在耕耘乡里、致力于基层社会建设，甚至塑造地域性文化特色之余，也借着向朝廷争取各项资源的机会，以展现自身家族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这与北宋时期新兴家族透过教育，创造“起家”资源，乃至取得功名、累积声望，以及士人致力于朝政改革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
从上述民间活动即可看出，北宋时期的国家动向始终秉持着自上而下，而南宋则为自下而上。这其中看似与皇权的不断加强所矛盾，但是自下而上与国家政权相争取资源的现象产生，正是南宋皇权较于北宋空前加强，士人只能回归地方与上抗衡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