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传奇的历史人物，是一位自他以后都视他为榜样的英明君主，是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能名列前茅的千古一帝。
因此他在任期间，为中国盛世大唐创下了坚实的基础，无论是对百姓的态度，还是具体政策方面，都是值得赞扬和歌颂的一位封建君主。
他的功绩真的做到了封建帝王都想要完成的，例如安定天下、例如开疆拓土、例如建立盛世等等，今天来探究一下唐太宗在唐朝初期对秘书工作做了什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唐朝前期的秘书制度
1，设立弘文馆
公元621年，被授予天策上将的秦王李世民，等于当时的第二位太子，因为他的府邸拥有开府之权，可以自己设置官署，所以她在这一年设立了一个“文学馆”，目的是招揽能人志士。
这个文学馆就是李世民登基之后的秘书机构前身，能进入此馆为官者，都是后来唐朝盛世的功臣之一，例如杜如晦、房玄龄、于志宁、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这些人就是李世民的得力助手，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政治秘书工作。同时唐高祖李渊在朝廷设立了修文馆，
在公元626年登基之后，李世民将自己父亲设立的修文馆改成宏文馆，至此宏文馆成为唐太宗的政治秘书机构，入弘文馆的学士都是可以参政议政的。
根据《唐会要·弘文馆》的记载说李世民安排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等人，这些人都会以自身本有的要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还记录这些人经常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到凌晨，乃至天亮才回去。
2，禁止形式主义
因为在南北朝时期的混乱政治局面，在官场形成了一股不正之风，特别是撰写公文方面，喜欢溜须拍马、各种浮夸的赞扬，全篇下来没有任何实际的内容，尽显形式主义。
这个现象在隋朝时期也没有很好的改善，一直延续至唐朝初期，李世民属于执行力非常高效之人，肯定不允许手下大臣只懂得谄媚君上，而不知为国为民。
于是李世民对“撰写公文”一事，特意立好规矩，其实在唐高祖时期出台过《诫表疏不实诏》，旨在改革公文的形式主义，但是效果甚微，所以李世民为了进一步深度改变这个现象，做了许多具体的工作。
例如有一次录取官员的议事会上面，李世民因为要考核的大臣所写文章尽显假大空，所以直接指出对方难成大器；
又例如在李世民以身作则，亲自写的面向天下求才诏令－《令州县举孝廉茂才诏》，全篇言简意赅、只有75个字，却把自己求贤若渴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当时唐朝官府撰写公文的范文！
3，不忌避讳和创立执论制度
首先，这里指的“避讳”，是因为在古代的封建王朝，在文章里面不能有皇帝的名讳，这是封建王朝的一种政治常态，但是在李世民时期，特意颁布诏令－《二名不偏讳令》，他在此诏令中说过只要文章里没有连写“世民”二字，就不用避讳。
例如唐太宗麾下名将李世勣，在唐太宗任期一直叫李世勣。
其次，所谓“执论”是指李世民要求大臣们在与皇帝商议国家大事时，要坚持自己的看法；
因此李世民下发过多次相关的诏令，例如《大水求直言诏》和《祈雨求直言诏》，要求大臣们一定要坚持己见，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靠皇帝的一言堂，所以才有了流传千古的唐太宗与魏征之故事。
4，完善史馆制度和建立甲库制度
公元629年，李世民登基的第三年，李世民把之前一直隶属于秘书省著作局的史馆给独立出来，还专门安排当朝宰相监修史馆的工作。
所谓监修，其实是史馆的最高负责人，只是不做具体事情；除此之外，还完善史馆的官员体系，在馆内设立令史、亭长、掌固、熟纸匠等职务，做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所谓“甲库”，是唐朝时期用来专门收录官员人事档案的库房，在唐朝之前都是由吏部下面的一个部门兼管，而李世民把此项工作摘出来，作为秘书制度的升华和完善，并且让这个甲库独立出来。
唐太宗为何要进行秘书制度的改革
1，为什么设立弘文馆
第一个目的是李世民为了昭告天下，表明李世民自己是极为重视有才之人，希望有更多的能人志士为朝廷效命，表达的是一种求贤若渴的政治态度；
第二个目的是给予重臣一个随时与自己商议国家大事的名义，所以那些与李世民昼夜处理政务的官员都兼任弘文馆学士，因为若是不兼任弘文馆学士，就是外朝大臣，不奉召不能随意出入大内，而兼任学士就有名义进出大内，而且也是表达皇帝对大臣的信任。
第三是因为实际工作的需要，主要工作是负责校正图书、教授生徒、参议朝廷制度及礼仪等。
2，为何纠正形式主义
首先，站在李氏皇朝的角度，一个刚刚建立的王朝，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朝廷上下努力向上的奋斗，而不是只有一片虚假繁荣的互相吹捧，一旦如此下去，李氏皇族恐怕很快就会走上灭亡之路，这是李世民作为一代明君看得非常清楚的问题，所以登基后立马着手纠正官场的形式主义。
其次，站在百姓的角度，形式主义没有任何益处，李世民曾说过一句：“民为贵君为轻”，至今被人所乐道，就是因为李世民认识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正理；
因此李世民不是想想而已，而是要切实地做到，所以要先正官场之风气、纠正形式之主义。
3，为何不避讳又为何立执论制度
第一，李世民允许臣民不避讳自己之名，是为了让大臣们认真地为朝廷效力，而不是写篇公文还要一心考虑自己是否涉及到皇帝的名讳，这样大臣们没有诸多后顾之忧，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国家大事；
第二，李世民支持大臣们固执己见，因为李世民希望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只有一家之言，这样既不利于朝廷政务执行，也不利于国家全面发展，只有吸收不同的政见，才能找到最适合国家的发展之路。
4，为何要独立史馆和建立甲库制度
第一，因为在唐太宗之前，史馆一直是有些游离于朝廷之外的存在，有些过于跳脱和理想化，但是不利于唐朝的思想统一，思想不统一，就会影响政局的不稳定；
而且设立史馆是因为李世民曾说过一句话：“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所以深知历史的重要性，因此李世民要把历史的编写掌握在自己手中。
建立甲库制度，是因为在此之前天下官员的档案管理极为不到位，有很多漏洞。
例如刻意造假，诸多官员利用此项工作的漏洞为自己谋私利，既影响朝廷在百姓心中的权威，又破坏唐朝整个的官员体系，等于是在危害李氏皇族的政权。
因此李世民要设立甲库制度，专门管理天下官员的档案，以便皇帝及时且准确的了解到官员的情况，更好的选拔人才。
唐太宗的做法对唐朝秘书制度的积极影响
1，为后来的秘书机构打下坚实的基础
李世民建立的弘文馆，本意是招揽天下英才为国效力，但实际上就是唐太宗的政治秘书机构，因弘文馆建立在前，而且效果也不错，到唐玄宗时期，唐玄宗选择擅长文词的大臣进入翰林做起草诏制的重要工作。
后来随着皇帝的信任和职能增加，慢慢演变成草拟机密诏制的重要机构，而具体的工作人员被称作待诏。本来起草诏制属于中书省长官中书舍人的专职工作，但是唐玄宗认为中书舍人做草拟诏制的工作难以保密和应急。
因此挑选擅长文学官员进入翰林院待诏，以备起草急诏和撰拟诗文，在公元738年，正式设立翰林学士院，专门待诏们居住，统称翰林学士，此乃唐朝完善的秘书机构，因此唐太宗的弘文馆为唐朝中期完善秘书机构打下坚实基础。
2，为秘书正确的办公定下正向的标准
作为皇帝的秘书机构，最重要的一项事项就是文字撰写工作，而皇帝所要涉及的文字内容都是关乎一个王朝发展的关键信息。
因此编辑工作极为重要，所以不应该假大空，而是要务实，而李世民在这个方面特别强调，公文不能拖沓冗长、拖泥带水、废话连篇、词不达意，但是在李世民提出改变之前，唐朝绝大多数的公文就是存在以上情况。
因此李世民带头做出改变，为秘书机构的人员在撰写公文时立下规矩，也为整个唐朝的皇帝秘书立下规矩，为皇帝撰拟公文重点是要表达清楚皇帝要表达的，然后底下官员效仿中央朝廷的简洁公文。
如此一来，李世民不仅为秘书撰拟公文立下正向规矩，也为唐朝官场公文立下规矩！例如唐朝名相房玄龄写的一篇《兄弟缘坐配流议》，全文只有80个字，很轻松地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上奏皇帝，皇帝也能欣然接受。
3，为秘书机构降压和提高工作效率
首先，作为皇帝的秘书，除了工作之外，需要承担的心理压力也是极其巨大的，正所谓：伴君如伴虎！
因此李世民颁布《二名不偏讳令》，对于秘书机构的工作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福音，他们收到的不仅仅是皇帝让大臣不用过于忌讳，更是表达皇帝对臣民的仁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降低秘书门的工作压力，让工作更加轻松自在。
其次，执论制度的出现，李世民是表明自己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这样皇帝的秘书们集思广益，可以总结出更适合的方案，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否则一言堂行事，即使推行下去，一旦发现问题，反而大大降低工作效率。
4，更为完善秘书机构的工作内容
也许在之前的秘书机构只是做简单的文书工作，但是史馆的独立和甲库的确立，让秘书机构的工作内容更为丰富，同时给了后棉的皇帝一个信号，例如唐玄宗继位之后，把更多重要的工作交给秘书机构来做。
综上所述，唐太宗李世民在继位之后，仅仅是在秘书机构所做的工作，对于整个唐朝的秘书制度都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其实对于整个唐朝的政权发展都有着正向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