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高宗则进取心不足，为求得对金和议换得偏安一隅。客观地讲，南宋立国不易，一场靖康之变让宋室丢失了三样东西：一是生存空间，疆域仅为北宋的3/5，其次是险要尽数落入金人之手，三是军事上的自信心，故对金和议一直是高宗执政时期坚持的国策。
公元1127年，赵构临危受命继承大统，是为宋高宗，标志着南宋的建立，而此时的南宋政权可谓是风雨飘摇，外有金兵南下的军事压力，内有内部的动荡而发生的“苗刘兵变”。
但随着战事的深入，宋军一改此前的颓势，开始占据上风，内部的不利因素也在慢慢消逝，趁此良机高宗希望与金和谈，以确保过上偏安一隅的“好日子”。于是高宗1138年启用秦桧，期望其实现与金讲和。国仇家恨的交织，又岂是那么容易实现“和议”的？为此一则高宗充分放权，同时也默认了秦桧对主战派的打压。
1142年，在秦桧的“努力”下，南宋最终和金达成和议，和议由此也成为南宋对金关系的基本国策。相应地，秦桧变成了国人口诛笔伐的对象，与“和议”这一卖国行径捆绑在一起。
高宗只能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既实现了“和议”的战略构想，又拿出秦桧作为“挡箭牌”，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而忧的是充分放权导致了秦桧利用台谏官员，起初只是弹劾主战派，后来便党同伐异，政见只要不合，都被排挤出权力中枢，渐渐地，南宋的政局由秦桧势力所把持，开启秦桧长达10余年的“独相”时代。
直至1155年秦桧的去世，标志着其专制时代的结束，但也将难题留给了高宗：如何延续“和议”国策的情况下，清除秦桧死后余党对政局的影响，继而牢牢掌控南宋政局，这便是高宗实施此后“绍兴更化”的目的。
正如上述提及的和议与秦桧紧紧联系，故高宗首先需要将秦桧本人与和议的路线相分离，那么首先得正名。公元1156年三月，距离秦桧去世不到半年，高宗发布诏书：
……是以断自朕志，决讲和之策。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岂以其存亡而有渝定议耶！近者无知之辈，遂以为尽出于桧……
明明白白昭告天下，尽管秦桧权倾朝野，但“存在感”不强的高宗才是和议路线的“总设计师”，并且强调：
1、和议路线不会变动，从而打消金人一度的疑虑；
2、强调和议与北宋时期的“澶渊之盟”有异曲同工之处，自己完全是在效法“祖宗”，同时还不忘标榜此举是“兼爱南北”。
正名的目的是表明“和议”的正当性，让弹劾秦桧的大臣无法质疑。紧接着是实施“绍兴更化”：
任命核心班子人选的原则是要贯彻和议的路线，高宗优待秦桧及其遗孀，却果断拒绝秦熺“染指”相位，而是选择了万俟卨、魏良臣、沈该、汤思退作为宰辅。其中万俟卨、魏良臣是坚定的主和派，万俟卨还是构陷岳飞的主角之一；沈该、汤思退则被高宗视为非秦党。恢复原有制度因战时需要，北宋曾有过宰相兼枢密使，这样既熟悉兵务又能便于协调政务、军事，而宋金和议后，本应恢复两府分立，秦桧却将此权宜之计作为制度延续下来，目的是掌控大权。秦桧去世后，高宗从制度上不允许宰相不得兼任枢密使。罢黜“秦系”台谏官秦桧专制时期，台谏官同时又担任经筵官，台谏官是秦桧党同伐异的工具，而经筵官能“察人主之动息”，如此一来，在秦桧既能控制台谏，又能掌握君主的一举一动，对于高宗来说，此举无疑是“僭越”，是很危险的。为此秦桧死后，高宗任命了陈诚之、汤鹏举分别担任经筵官、台谏官，以恢复耳目的功能。
得益于和议，宋金持续了一段和平时期，直至1149年，金国后院起火。海陵王完颜亮、执政的金熙宗均有意推进女真民族的“汉化”，后者希望在保证女真贵族利益的基础上推进，前者则更彻底，海陵王认为女真贵族对于中央、君主的集中是很大的威胁。
矛盾不可调和，加之金熙宗晚年昏庸，海陵王便趁机发动政变，杀了金熙宗，自立为帝后，开始大规模诛杀宗室，接着在制度层面开始变革，以全面掌握大权：如罢行台尚书省，从而结束了地方分权自治的历史，再如将执掌军事决策权与统兵权相分离，作为最高军事机构长官的枢密使不直接统兵，只在有战事时，皇帝直接任命统帅人选。
“安内”最终是服务于“攘外”，何为“攘外”？海陵王早在金熙宗执政期间，便将“帅师伐国”作为三大目标之一，故其对于南侵一直是心心念念，篡位后的一系列措施稳定政局，只是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迁都燕京（北京），完颜亮主要有以下考虑：
1、金上京（黑龙江阿城白城）地处偏僻，不利于中央与地方在经济、政治上保持紧密联系，当时驻守中原的军事贵族因“山高皇帝远”，势力渐大，对中央构成很大威胁；
2、迁都既可以远离大规模的清洗导致的冤魂笼罩，也可以摆脱女真的旧势力；
3、为南下攻宋做准备。燕京较之上京，无论从兵出中原以及粮草运输等方面都便利许多。
如此一来，完颜亮有了底气，1158年接见南宋使者孙道夫率先发难，指责南宋胆敢不归还叛逃南宋境内的人以及偷偷购买军马，反了吗你？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和议以后，宋金之间交流日趋频繁，也传回了越来越多金有意攻宋的消息，事态突然变得日趋严峻，不得不按下“绍兴更化”的暂停键。
高宗被迫推翻了原先的设想，利用新台谏官弹劾自己任命的主和派并予以大部分罢免，任命了叶义问、朱倬、陈康伯等人为新的核心班子，采纳了叶义问的建议，从船只的添置、戍卒的招募、军事的演练以及军马的放牧等六方面早做准备，暗中加强军事防备。
所谓“大部分罢免”，旧核心班子重要成员汤思退得以保留，而备战也只是暗中，表明在宋金没有彻底撕破脸的情况，高宗还抱有幻想，为和议留有余地，直至1161年御前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宋金和议的终结。
随着金的“尺度”越来越大，1161年，海陵王甚至再度迁都开封，准备南下攻宋。有鉴于此，在御前会议后，高宗沿长江重新部署了防备金人南侵的防御体系：
上游任命吴璘为四川宣抚使，令其与四川安抚置制使王刚共同负责川陕防线；中游成闵所部三万人驻防武昌，夔州路安抚使李师颜策应荆南；下游成为了布防重点，浙西诸郡及衢州军队于平江府集结、江东诸郡军队于池州集结、福建诸郡军队于太平州集结、江西诸郡军队于江州集结、湖南北沿边诸郡军队于荆南集结，另任命汪澈负责湖北、京西的军事调度，刘錡负责江淮地区的军事调度。
对于南下侵宋，金内部意见不一，时任宰相认为上天不久会让南宋灭亡的，一针见血地指出“赵构无子”的巨大隐患，高宗无子势必会因立嗣问题造成内耗，那时南宋政局不稳，即便不出兵，金也能“手拿把攥”令南宋臣服。
高宗不会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其早在1132年就从宗室子弟中选择了赵昚、赵璩接入皇宫，当作接班人培养，之所以一直悬而未决，是高宗认为自己还年轻，尚有“造人”的可能（唯一儿子于1129年去世后），20余年一晃而过，时间证明了高宗是“不能也，非不为也”。
高宗亲身经历了“靖康之变”余波，因新近继位，根基不稳，差点因“苗刘兵变”被赶下台，加之“靖康之变”的影响，高宗对军队能否一战，心存疑虑，进一步来说，如发生一次“靖康之变”，自己被俘，若立下皇储，起码宋室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否则宋室势必因立嗣问题造成内耗，搞不好将“呜呼哀哉”，实在没办法向列祖列祖交代。于是1130年，赵昚被立为皇子。
可见高宗选择立嗣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是为了便于宋金开战后，再次逃亡，而是从南宋政权的稳定出发，否则高宗不用花费心思调整核心班子以及重新沿长江进行军事布防。
然而高宗始料未及的是，金内部再次发生政变。海陵王虽被誉为金国历史上最具改革精神的君主，但其一则得位不正，其次是为了侵宋横征暴敛，不得人心，国内的根基并不稳固，其1161年九月领兵南下，十月完颜雍变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是为金世宗；海陵王则因战事不利，被部下刺死。
刚刚继位的金世宗有意与南宋恢复和议，恰好符合高宗的心意，但金人的再次南侵，点燃了南宋军民抗金的热情，而高宗重新布局，主战派上台，亦无法满足高宗的再次求和，若强行调整，一则时间不允许，其次可能造成政局的动荡，心力交瘁之下，高宗禅位于赵昚，是为宋孝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