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前身，是分布在以河北邯郸的漳河流域为核心的族群，创造了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到夏朝末年时，以商汤为首的商部落已经发展壮大，经过不断迁徙，商族的势力范围已经深入到河南东部商丘一带，与夏朝的仆从国葛国为邻。
孟子曾说过：“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商汤借口葛伯不祭祀，发兵灭掉了葛国，随后又发动了对豫东一带韦、顾、昆吾三国的灭国大战，扫清了夏王朝东线的军事屏障。
自此，商文化的势力进入了豫中地区，商汤在郑州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郑州商城，仅宫殿宗庙区（宫城）的范围就多达40万平方米，这就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
根据考古发现显示，在商文化尚未进入河南之前，位于洛阳偃师的二里头文化（晚夏文化）不仅汇聚了大量的人口资源，而且不断向外辐射，晋南和整个河南地区都发现了大量二里头二、三级文化聚落，与二里头遗址形成了众星捧月态势。
这一发现也表明，夏朝的核心疆域正是河南和山西南部，二里头是夏朝中晚期的中心都邑。而夏商鼎革的完成，也是以商文化全面取代夏文化核心区域为显著特征的，获得夏王朝此前的土地资源和人口资源，是商汤灭夏的主要目标。
首先在河南，随着郑州商城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建成，二里头文化对周边文化的辐射逐渐停滞，二里岗早商文化开启了对二里头夏文化聚落的全面取代。原本属于二里头文化二级聚落的望京楼（今河南卫辉）、大师姑（今河南荥阳）、东赵（今河南郑州）等遗址，出现了与郑州商城规划理念一致的改造，这些地方的二里头文化被二里岗文化所取代。
而在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偃师二里头遗址以东仅仅6公里的地方，商汤在这里营建了偃师商城，在夏朝都城近在咫尺的地方，出现早商文化的军事城邑，恰恰表明了二里头夏都在夏朝末期时失去了中原腹地的主导地位，被郑州商城代表的商王朝所取代。偃师商城的建设初衷，应当是镇抚原夏都一带的夏遗民。
其次在山西南部，原本与二里头文化高度近似的二里头东下冯类型，开始出现二里岗下层文化遗迹，垣曲商城和东下冯商城先后拔地而起。显然，在攻占了河南全境之后，商汤对太行山东南麓、晋西南地区的原夏朝故地进行了重新确认和控制。
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动作，以商汤为首的商族群，完成了对夏朝故地的全盘接收，彼时的商从过去的夏朝诸侯，跃升为天下共主。
从文化堆积和文化分期来看，郑州商城的使用时间达200年以上，这也说明，商汤灭夏之后，商朝的王畿并未另择他处，而是像夏朝一样选择了九州之中的河南。
而二里岗早商文化的分布，也是围绕郑州—伊洛一线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此时的商朝疆域西达豫陕交界，东至江淮，北至商族故地河北漳河流域，南至湖北黄陂盘龙城。
即使此后商朝因种种原因进行了五次迁都，直至最终定都豫东的安阳（殷墟），作为昔日王畿的洛阳、郑州一线，依然是商朝经营的重点。在武王伐纣之前，周人皆自称“西土之人”，这是因为关中以东皆属殷商，周人称之为“东土”便是这个原因。
然而让人困惑的是，当周武王从公元前1046年一月二十六日在镐京（今陕西西安）誓师伐商起，直到二月二十一日西周大军在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渡河北上，在将近一个月时间里，周军如入无人之境，并未遭遇任何抵抗。
据《汉书》载：“孟津去周九百里”（汉代九百里约等于今天的700多里），周武王从西安向纣王离都所在地朝歌（今河南鹤壁）进兵时，穿行了河南数百里，在洛阳—郑州沿线商朝军事据点和大型城邑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在洛阳孟津一带渡过黄河北上。
商周时期，车战已成为主要的战争形式，据史书记载，周武王伐商的兵力构成是：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如此大规模的动静，想要在一个月时间里悄无声息穿行整个河南地区，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那纣王又是什么时候得知周军来犯的呢？
《吕氏春秋》有记载：“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
鲔水在盟津东北三十里，减去胶鬲从朝歌出发后在路上所走时间，大体测算可知，纣王是在周军抵达盟津前后才收到了前线预警，急忙派使臣胶鬲前往质询“西伯将何之”（西伯侯你要去哪？），得到武王公开答复：“我要前往殷都”。
换言之，当西周大军从陕西进入河南以后，并没有任何一处殷商城邑向朝歌示警。那么这块商朝的龙兴之地，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考古工作者在对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一带的殷商文化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豫西地区保留有丰富的二里岗文化遗存，这跟上文提到的商汤分别在偃师和郑州修建大型都邑相吻合。但整个豫西地区却罕见殷墟四期文化遗存。
什么意思呢？从考古学角度理解，整个商朝历史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以郑州商城为中心的二里岗文化阶段、以中心都城屡迁不定为特征的中商阶段、以安阳为中心的殷墟文化阶段，这三种文化一脉相承，都属于商文化，只不过在地层关系上存在先后。
殷墟文化是商朝晚期文化，包括了盘庚至帝辛（纣王）12位帝王时期，而殷墟四期则是末代帝王纣王在位时的文化遗存。
豫西地区罕见殷墟四期文化遗存，意味着纣王在位时，包括豫西、豫中半个河南在内的地方，都已经没有商朝人的聚落。不仅如此，这些地方也并未发现先周文化或其它方国文化对商文化的取代，俨然有点像“无人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东地区出现了“晚商文化东渐”的现象。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当中原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发展演进时，山东却有着自己独特的发展脉络：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海岱文化—岳石文化。
当商朝建立时，商王对山东一带的控制十分有限，考古发现显示，二里岗上层文化仅在津浦铁路微山湖一线（今山东微山县）以东地区有零星发现。
而到殷墟四期文化末期时，商文化已深入东夷文化的腹地，除胶东半岛尚残存有东夷珍珠门文化外，晚商文化已经遍布山东地区，并向苏北和皖北辐射。山东半岛考古文化面貌的全盘商化，与史书记载的纣王对东夷发动的大规模战争相吻合。
上述发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两点关键信息：第一，纣王在位时依然保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能支撑起商朝对从未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的东夷地区的军事占领和新据点的经营，这些新的商族聚居点后来还成为西周初年武庚（纣王子）叛乱复辟的重要力量。
第二，纣王对河南半壁的舍弃，应当与周文王的经营拓展无关，并非商周战争所导致的结果，否则无法解释伊洛一线为何既未发现殷墟四期文化，也未发现先周文化遗存。史书当中也没有任何记载提到周文王、周武王在灭商前曾攻占偃师、郑州一带的殷商旧都。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伊洛一线的疆域，是纣王调整王朝治理重心后所作出的舍弃。即，纣王放弃了对殷商旧疆域的经营，转而调动资源东向发展。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商朝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纣王宁可舍弃河南大片领土，甚至无视西周多年来的蠢蠢欲动，也要发兵山东，攻打东夷呢？
东夷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力量存在。早在黄帝时期，华夏联盟对蚩尤九黎部落的战争，就是得到了以少皞为首的东夷的支持才取得的胜利。
同样，夏朝能够建立，也是大禹通过涂山会盟，建立了稳固的夷夏联盟。夏朝末年时，商汤听取伊尹建议，借故不向夏朝纳贡，以试探夏桀能否调动九夷之师，当收到九夷不至的消息时，商汤立刻发动了对夏的战争。
有意思的是，在郑州商城遗址中，不仅发现了下七垣先商文化的身影，同时也有大量岳石文化因素。河南大学侯卫东教授曾将这一现象解读为“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代表的外来精英阶层主导了夏商之际国家、社会和文化的重新组织”，换言之，商朝的建立，同样是争取到了东夷这个政治盟友的结果。
但夷商联盟就如同昔日的夷夏联盟一样，到商朝晚期时，也反目成仇。
早在殷墟一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就出现了对夷方的征伐记载，当然，此时的战争还是零星冲突为主。到纣王的父亲武乙在位时，东夷已公然与商朝为敌。史载：“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不仅如此，同时向商朝发难的还有西边的周国。“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所以，纣王继位之初，商朝面临着东西两线的军事压力，东边是东夷叛乱，而西边则是日益强大的周国。
在选择东征还是西讨上，纣王颇有点难以抉择。据《左传》记载：“商纣为黎之蔸，东夷叛之”（纣王在黎国阅兵，东夷叛乱）。
纣王在黎国（今山西长治）阅兵，本意是震慑西边的周人，但没想到却给了东夷可乘之机。最终，纣王做出了优先稳固东部疆域的选择。
他释放了原本囚禁在羑里的周文王，还赐给他弓矢斧钺，给予他征伐之权，并维持了与周文王的表亲关系。在以怀柔手段稳住了西线之后，纣王集中了几乎全国的军事资源东向作战。
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纣王对东夷的战争规模空前庞大，军队一次往返的时间跨度长达6到8个月，并出现了俘虏夷人首领的卜辞。
基于军事上的压倒性优势，纣王以放弃半个河南的代价，完成了对整个山东半岛的征服。
然而，正如《左传》评价的那样：“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军事部署上的西轻东重，给了周人灭商的机会，周武王带着数万大军从容地穿行了整个河南，直到兵临朝歌南郊时，纣王才临时拼凑起一支乌合之众，但为时已晚。
牧野之战仅仅打了不到一天，昔日强大的商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