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乌台诗案后，苏轼变了，学会了收藏锋芒，学会了豁达和宽容。
其实苏轼哪有变过？
把他吓到半死的乌台监狱、从北宋“顶流”跌入谷底的黄州贬谪生涯......都没能让他学会在朝堂“站队”。
宋神宗去世后，以高太后和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得势；之前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被贬的苏轼，自然成为他们笼络“同道中人”的首选。
从犯官，到正三品官（翰林学士），苏轼踩着保守派急需“扩招”的风，实现了“王者归来”。但凡有点觉悟的人，大概率都会趁机为自己捞够政治资本。可苏轼呢，不但没有越飞越高，反而“好了伤疤忘了痛”，不停地炮轰保守派。
变法派“坐庄”时，苏轼反对变法；保守派“当红”时，他又整天跟保守派“杠”。不容于任何一个党派的苏轼，最后主动申请去地方任职。
苏轼并不是天生的杠精。
他反对变法，是因为王安石的改革被各地官员层层加码，让老百姓苦不堪言；他反对保守派，是因为有一些变法内容是有利于老百姓的，结果被保守派全盘抹杀。
他做出的每一个决定，落脚点都是如何让老百姓过得更轻松、舒服一些；他的摇旗呐喊，无关政治，既朴素又简单。
这也是为什么这位单纯的“政客”只要在朝廷就会得罪权贵，轻则被边缘化，重则贬官坐牢；但只要远离朝廷，无论是在地方任职，还是被贬得天高地远，他的全身才华便能通通绽放。
在黄州，给他一块有钱人不屑吃的肥肉，他会变出一块“东坡肉”；把烤焦的剩面给他，就成了“东坡饼”；在杭州，把淤塞的西湖给他，他还西湖一个苏堤；把他放逐到惠州，他就每天乐呵呵地吃着杨贵妃都不能常吃到的荔枝，享受着做岭南人的福利（“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妨长作岭南人”）；再把他流放到当时北宋最南边的儋州，他竟让一个南方荒蛮之地不仅头一次出了一位举人，还诞生了一位进士。
苏堤
我们惊叹苏轼总能奇迹般地化解厄境。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境界，究竟如何修炼而来？我相信和他童年、青少年时光的经历有着不小的关系。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
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在四川眉州（今眉山市），他要是穿越到千年后的今天，照样能和现代人成为死党和好哥们儿，因为他的童年，不就是我们的童年嘛！
小时候的苏轼和小伙伴一起挖沟灌水、在土墩上燃放“烽火”、漫山遍野地撒欢儿摘果子吃，每天都在探索“世界真奇妙”。
玩累了就躺在牛背上，一边放牧，一边读书（“川平牛背稳，如驾百斛舟”）；当然，学霸的童年也犯过严重的“拖延症”，比如父亲布置的的阅读作业《左氏春秋传》，到了规定时间他才读到桓公、庄公的章节，不足整本书的一半。（“计功当坒春秋余，今乃初及桓庄初。”）
苏轼日后非常喜欢用文字记录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用孩提时代的无忧无虑来治愈自己，不然后世人怎么可能知道他当年躺在牛背上读书呢（“我卧读书牛不知。”）而且我猜苏轼很有可能不是在真读书，而是在神游，因为他在瞟不远处的河岸呢！（“舟行无人岸自移”）。就像现在的孩子贪玩总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被家长发现，诗里的小苏轼也被千年后的家长抓住了“把柄”。
生命和理想哪个更重要？母亲给出了答案
苏轼有一个近乎完美的原生家庭。由于父亲苏洵常年在外游学，母亲程夫人就成了苏轼生命中的第一位“引路人”。
程夫人非常注重孩子的品格培养，家里的小院种满了各种绿植（“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高树红消梨，小池白芙蕖”），引来小鸟驻足。由于程夫人禁止家里人捕鸟，来苏轼家筑巢的小鸟越来越多，甚至筑在低矮的树枝上，大胆地和人类互动。
克制捕鸟时的一时快感，获取的的却是一座令人长久快乐的“百鸟园”。苏轼后来成为党争的牺牲品，从巅峰跌落至冰窖，一次比一次贬得远，却总能心怀善意地对待这个世界，和母亲本身温良的品性、对孩子的正向指引是分不开的。
三苏祠 苏轼母亲和姐姐
有一次母子俩聊到《后汉书》里的范滂。范滂被汉灵帝捕获，难逃一死。和家人诀别时，他让母亲忘记分离和悲伤。没想到母亲却支持儿子的选择，因为她知道，在党锢之祸的东汉末年，名声和长寿不可兼得。（“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苏轼问母亲，是否支持自己做坚持理想的范滂。程夫人说，“你若能做范滂，为何我不能做范滂母亲呢！”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苏轼要做的远不止离家远游呢！程夫人隐藏了自己的担忧和不忍，毅然支持儿子向着阳光的方向奔跑。
苏轼后来果然做了宋朝的范滂。无论朝堂是新党还是旧党把持，他始终只会为“正义”和“真理”站队。苏轼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兄弟二人金榜题名之时，母亲已去世，却不知道悉心教导的儿子已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
苏轼剧照
“押中”考题的父亲
苏轼人生的第二位“引路人”便是他的父亲苏洵。虽然父亲常年在外，但并不是“甩手掌柜”，反而对苏轼兄弟的教育非常严格。三字经里“始发愤、读书籍”讲的就是大器晚成的苏洵27岁才“开悟”发愤读书，苦读不休六七年，最终名满天下。
苏洵很反感北宋初年空洞浮夸、无病呻吟的文化风气，非常擅长写以古喻今、字字诛心的策论；他的《六国论》还被放入了高一部编版语文课本里。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文坛以欧阳修为首的反对浮靡之风的“诗文革新运动”正兴起，这与苏洵的文字主张不谋而合。就在这位史上“最牛老爹”的教导和影响下，苏轼、苏辙也将重点放在了以结合实际、解决问题为目标的学习上，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死记硬背。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苏轼兄弟俩科考这一年，主考官居然是欧阳修；而这一年的科考题目正是一篇讨论国家对于人事管理的策论 - 《刑赏忠厚之至论》，这完全就是为苏轼、苏辙“量身定做”的题目啊，不得不感叹苏洵提前为儿子“押对”了题目。兄弟俩第一次参加科举就一击即中。苏轼拿了第二名（榜眼），苏辙第五名。
苏轼苏辙剧照
而苏洵呢，在京城“陪读”的这一年也没闲着，他把自己写过的文章寄给欧阳修。由于过去多年的游历生涯和扎实的学习过程，苏洵的文章也获得了欧阳修的高度赞誉，引得众人竞相传颂。
一时间，“戏剧化”的一幕出现了。谁也没想到，京城“流量”最高的苏洵、苏轼、苏辙，竟是父子三人。很多考生都把他们的文章当做“高考”范文一样认真拜读，当时有一句话叫做“苏文生，吃菜根；苏文熟，吃羊肉。”也就是说只要能熟读三苏的文章，就能登科及第，享受荣华富贵。
这位“最强猎头”，挖掘的人才占据了现代语文课本半壁江山
苏轼的第三位“引路人”就是欧阳修。前面说了，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强调文章不要走“高冷”路线，要接地气、要为社会服务。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当时以“西昆体”为代表的诗风有非常强大的根基，从晚唐到五代再到北宋初年，已经流行了上百年。
这就好像清华美院推出的一系列时装秀，老是用西方标准来设计一些丑化中国人的装扮，来定义所谓的时尚，虽然我们觉得不对劲，但是在过去十几二十年，却无从反驳。这和北宋初年的文坛是一样的，虽然有人反对浮夸空洞的文风，但无力改变现状，直到欧阳修的出现。
欧阳修不但和范仲淹、梅尧臣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诗文的改革，还提拔了一大批后辈，包括曾巩、王安石、苏轼等，这些人不但是日后北宋政坛的中流砥柱，还是中国几千年文坛最耀眼的星星。
欧阳修剧照
中国现代高考试卷一般都会封住考生的名字，以防止舞弊，这种做法源自北宋科举的“糊名”制。不过北宋防作弊的方法似乎更“狠”，不但遮住考生的姓名，还让人专门誊写考生的答案，避免主考官通过字迹来辨认考生身份。
当欧阳修读到苏轼的文章时，觉得非常惊艳，这正是自己要找的人，本来想直接给个状元，但后来一想，这文章写得如此绝妙，除了自己的学生曾巩，恐怕天底下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于是为了避嫌就给了苏轼第二名。
苏轼的才华让欧阳修感叹，“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欧阳修不但没有一丝担忧苏轼以后真的会超越自己，还将他引荐给当时的男团顶流 - 文彦博、富弼、韩琦等，这些人都是苏轼从小到大仰慕长大的。唯一令他遗憾的是其中一位已经去世，他就是苏轼和母亲对话里提到的范滂的后代 -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
范仲淹剧照
欧阳修求才若渴，海纳百川；他吸纳了一大批有才之士，却没结党营私。他要做的是将孤立的文字变得有血有肉，让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值得传承下去，最终他取得了成功。否则，我们今天就无法读到与唐诗并立的宋词。
苏轼能碰到欧阳修，实在是千里马遇上伯乐的幸运。
小时候，我们盼着长大；长大后，无论取得多大的成就、遭受多么惨烈的代价，让我们印象最深刻、梦里徘徊最多的场景，总是迈入社会之前的光阴。入仕前的苏轼是无比幸运的，有父母和恩师的指引和提携，才造就了这位穿透千年时光，闯入现代人内心的大文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