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完全不具备这个实力。因为历史演化出来的大势不在两宋,甚至也不在中原。大势是笼统的。所以,理清大势一定要看具体。而这个具体,第一要看的就是钱。
隋唐以后,中原王朝只能采取内部挖潜的方式来打造军事力量。这个内部挖潜,具体就是后周和北宋完善形成的中央禁军制度。
所谓中央禁军制度,简单说就是用钱把中原农民打造成职业军人,也就是禁军。这个手段,从五代之初便开始玩,一直玩到了北宋。
中央禁军有两个优势,即优中选优和绝对忠诚。所以,从制度设计的初衷而言,中央禁军就是举国精锐。而要一直保持精锐,既需要战场淬炼又需要常常濡养。这个常常濡养还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士兵要有士气,为国征战要有尚武精神,但北宋的调性是重文轻武,这一点,北宋肯定没戏;
一方面是行政要有效率,武器、粮草、兵源以及赏罚激励制度都要到位,这一点,北宋勉强能够做到。
因此,所谓的两个优势,在悬置战场淬炼的情况下,北宋最多也就拥有了一个半。忠诚能做到,北宋禁军鲜有造反,安禄山这种人也难以出现。但精锐与否就不好说了,有的精锐,而有的则纯属垃圾。
中国历代王朝始终没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长期保有一支能战善战又绝对忠诚的军队。北宋和南宋也不例外。而北宋禁军能够拥有一个半的优势,已经算难能可贵了。
但是,即便两个优势都占全,一个劣势也就全给抵消了,那就是太贵。
具出天下禁军、厢军人数,禁军五十五万余人,约支三十余万缗,厢军二十余万人,约支七万缗。
这是宋哲宗时期的养兵成本。
这个成本实际并不高,北宋承担下来也没问题。北宋四川地区发行交子,而交子的准备金是三十六万缗,即“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一个四川养不起,那就再加一个江南,依靠这两个经济重镇来养兵,总该够了吧。
但,这只是平时。
战时工资,就不能这么算。而且,这只是工资。除了工资,还有兵器、铠甲、粮食、马匹,等等。这些花费比养兵的工资高太多。
宋朝有这个劣势,那隋唐呢?
隋唐是混合政权,除了武装中原的农民,也就是府兵,还可以武装草原的胡人,也就是部落兵。部落兵是不是“战斗民族”,可以不管;但从部落民到部落兵的转化成本要低很多。
同时,府兵也可以看做是中原的“部落兵”,从军户到士兵的转化成本,也要比宋朝的禁军低很多。府兵要自备兵器、铠甲、战马,甚至还自备从军干粮,而朝廷只承诺分战利品,但不给工资。就冲这一点,宋朝禁军便没法比。
即便如此,大唐帝国也扛不住连年征战。
在唐与吐蕃的战争中,府兵已经扛不住了。而当时还仅是武则天时期。于是,大唐帝国只能扩充长征健儿这种职业兵来应付边地战事。
到玄宗时期,缘边军镇已经主要是这种职业兵了。职业兵的养兵成本和转化成本,都要比府兵贵。但足够好用,所以大唐必须用。这就是形势比人强。
虽然同样是职业兵或职业军人,但大唐和北宋军制设计完全不同:唐朝是分战区的,一个节度使相当于一个战区,职业的精锐部队分属各个节度使战区;而北宋则只有一个中央卫戍区,职业军人就是中央禁军,全在汴梁。边地打仗怎么办?那就从中央派兵派将。
既然职业兵取代了府兵,那么养兵成本也一定水涨船高。但大唐有办法。大唐不给钱却给政策。于是,本应朝廷承担的养兵成本,却转嫁到了节度使身上。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养兵,自然就要拿到财权和行政权。河西、陇右、西域这些节度使,部分自己承担、部分朝廷承担。因为这些地方太穷。而河北,主要是安禄山的范阳军,那就全让安禄山想办法。
这么干,一定会出问题。那就是朝廷无法控制、忠诚无法保证。
谁给自己发工资,那就给谁干活。职业官僚就是这么来的。皇帝给发工资,那就听皇帝的;诸侯给发工资,那就听诸侯的。而军队也是这个逻辑。皇帝给发工资,那就听皇帝的;节度使给发工资,那就听节度使的。
安史之乱,就是大概率出现的问题。
所以,北宋以史为鉴,惩唐与五代之弊,一定要把中央禁军制度玩成路径依赖。首都汴梁都给打没了,但大宋王朝仍然不允许出现唐朝的节度使。
于是,宋朝打造军事力量,只能依靠内部挖潜。但内部挖潜的成本太高。所以,宋朝别想搞对外战争。战争是个高消费的游戏,钱不够就没法玩。
这是北宋。那北宋的对手,西夏和大辽呢?
这两个家伙都是混合政权。底色是游牧文明,却混杂了农耕文明,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了新的胡人政权。
幽云十六州的面积并不大,自然不是大辽的主体和底色。但幽云十六州的人口,占了大辽的六成多。这么多的人口,当然不是为了打仗用,而是为了赋税用。那打仗怎么办?大辽有自己的草原骑兵。澶渊之盟后,大辽不跟北宋打了。但大辽并没有停止对外战争。其对蒙古草原和东北丛林的战争,从来也没停过。
契丹如此,西夏也如此。
党项人也是混合政权,一手在横山耕田织布,一手在贺兰山牧马挤奶。所以,这两个家伙,聚齐了两种文明要素。
要打仗,它们拥有可以低成本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草原部落人口;要财富,它们拥有可以高效率转化为财富能力的农耕生产方式。而且,以此基础的西夏和大辽,也对政权设计进行了改组,比如大辽的南北两院制。
所以,西夏和契丹,都是混合政权。简单说,农耕地区,我能统治;草原地区,我也能统治;两者的好处,我全能占尽。
混合才能出战斗力。而单一就悲催了。混合可以看作是一种创新,而单一则可认为是一种僵化。单一而僵化的北宋只能内部挖潜,然后采取高成本的方式把中原农民转化成职业军人。
等契丹被女真人灭了,北宋也就变成南宋了。
宋朝(把北宋和南宋捆到一起说)主要是被女真人给打蒙了。这家伙的崛起速度太快,契丹挡不住,宋朝更挡不住。但只要能扛住女真人的一波冲锋,宋朝也就转危为安了。
宋军VS金军完全不成问题,甚至可能比VS契丹还轻松。
因为女真是个丛林底色。
契丹人出自东北,但契丹的草原底色更重。所以,契丹就能拿出冷兵器时代的最强军事存在,即游牧骑兵,而且足够多。契丹对阵北宋的的时候,游牧骑兵就跟不要钱似的,要多少有多少。
女真人也出自东北,但女真的丛林底色更重。它也能拿出游牧骑兵,但数量有限。在东北的丛林之间,以渔猎生活为主的女真人,不可能拿出足够数量的游牧骑兵。
所以,女真一旦入主中原,就必须搞移民。这也是形势比人强。派出一群贵族、一支军队就想在中原搞殖民,这几乎不可能。所以,女真人要统治中原,就必须全族押上。
以猛安谋克为基层单位的女真人,整乡整村地向中原移民。而一旦移入中原,那女真就连丛林底色也消失了,逐渐变成纯正而单一的中原政权。
所以,女真人的劣势是人口太少。
前期太猛,可以顺风出剑,一下就把契丹打没了。因为契丹血太薄,不够女真人一次冲锋。接着再猛,还是顺风出剑,这一下又把北宋打跑了。但接下来还得继续猛,因为宋朝血太厚。但这时候就需要重剑无锋了,而女真也就只能歇菜了。
宋朝一旦反应过来,把主要矛盾和工作重心确定在打仗这件事,那么,中原农民转化出来的禁军、厢军,也跟不要钱似的,要多少有多少。都要被打死了,还留着钱干啥?
等宋金战事进入僵持阶段,女真人也就那么回事了。而且,它比南宋的局面还惨。
首先,已经脱胎为较为单一的中原政权。所以,军事力量的转化方式,就跟南宋大体不差。虽然东北和北方留有一定数量的游牧骑兵,但这些游牧骑兵要盯着草原,而不能用来对付南宋。完颜亮动用了,却导致金朝只能挖界壕抵挡蒙古人的进攻。
其次,必须直接面对来自草原上的蒙古人。南宋偶尔会服也偶尔不服,南宋人民的日子过得滋润,一直有不服的资本。而蒙古人则从来不服,甚至都不是服与不服的问题,而是必须要跟女真人死磕到底。
所以,大金这个胡人建立的单一中原政权,早晚会被灭掉。女真扛不住蒙古人,那南宋呢?
南宋更没戏。因为南宋也是单一中原政权,跟金朝一样。金朝后期的各种操作,其主要学习对象就是南宋。这么说,政权一定要“杂交”才有优势吗?单一而正宗的中原政权,难道就不行吗?
不行。
单一的政权,只能汲取单一的力量。南宋要打仗,打仗就要组织军事力量。然后,这个军事力量怎么组织?南宋先把农民转化为职业军人,然后供应职业军人到战场厮杀。这个成本,高得可怕。
相比西夏,北宋是头巨象。但宋夏战争打了一百多年,西夏灭了吗?
西夏是一头杂交的饿狼。党项人可以低成本地武装游牧骑兵,配合山川形胜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就能扛住北宋的短暂冲击。那北宋一直冲击、长时间冲击,不行吗?北宋这么玩,西夏早灭了。
但,北宋做不到。
大隋四征高句丽,包括隋炀帝杨广的三次百万大征伐,但高句丽没灭。于是,大唐五征,唐太宗征完、唐高宗继续征。前后加起来,搞了七八十年才把高句丽弄死。隋唐加起来,尤其是唐高宗时期,那才叫连续冲击,依靠庞大国力死命碾压,不停冲击、长时间冲击。但这个操作,北宋玩不了,只能搞短暂冲击。
宋太祖赵光义时期,北宋冲击了,但没把西夏冲死。宋仁宗时期,北宋又冲击了,却连遭三川口惨败、定川寨惨败和好水川惨败,宋军总犯川字劫。宋神宗时期,北宋堪称举国冲击,却被西夏硬怼了回来。到了宋哲宗时期,北宋终于出了个明白人章楶,宋夏战争出现逆转。逆转是逆转了,但灭掉西夏还需要时间。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兵太贵,这就是症结。北宋负担不起连续不断地举国征伐,甚至连局部战争也扛不住。
北宋如此,南宋也如此。
要恢复中原,南宋必须连续冲击。而北方的山川形胜,还需要南宋打持久战,一波又一波地连续冲击。打下山东,这还不够。因为山西高地俯瞰天下,所以还要打山西。打下山西还不行。因为关中自古形胜,所以还要打关中。刘裕北伐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先灭山东的南燕,再逼山西的北魏,最后灭掉关中的后秦。但山西的北魏没被灭掉,北伐只能功败垂成。同时,还有河北。赵光义时期,两次幽州之战却两次败北。赵光义的确不行,但南宋哪个皇帝能比赵光义更行?
关键是这么打仗,南宋打不起。南宋打不起,灭掉金朝的蒙古人呢?
蒙古人打遍欧亚大陆,而且越打越强。领土扩张,往往会遭遇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但,蒙古人几乎挞伐了整个欧亚大陆。如果不是蒙古大汗们动不动就玩一个暴毙,蒙古人还不知道会打到哪里。
蒙古是单一的草原政权。单一是单一了,但蒙古人在单一中升级了。
北方草原,无论是匈奴、鲜卑、柔然还是突厥,它们统统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草原帝国。大汗家的弟兄子侄能打、能团结,那北方草原就会横扫中原,至少也能硬碰硬。如果大汗家的兄弟子侄不能打、不团结呢?那就歇菜,等着被中原帝国横扫过来暴虐。
成吉思汗有四个弟兄,可以说都能打。成吉思汗的第二代、第三代,可以说也都不怂。但成吉思汗是靠弟兄子侄打天下吗?不是。成吉思汗靠的是那可儿。
被克烈部偷袭之后,成吉思汗一路逃到班朱尼河。喝了浑浊的班朱尼河水、吃了带血的野马肉,大家才算活了下来。但这个大家总共多少人?包括铁木真在内,总共20个。
就在此时此地,成吉思汗玩了一场草原版的“三湾改编”,即班朱尼河之盟: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
这19个部下中,除了哈撒儿是铁木真的弟弟外,其他人都不是孛儿只斤氏的家族成员。家族不同,那信仰相同也行。问题是信仰也不同。铁木真信仰萨满教,但这些人里有基督徒、有穆斯林,还有佛教徒。
包括铁木真在内的这20人,就是蒙古帝国的早期创业团队。而铁木真的这些个那可儿,在后来都成了他的左膀右臂。正是因为那可儿的效忠用命,成吉思汗才打下了蒙古帝国的基本盘,即统一蒙古草原。
所谓那可儿,也可译做伴当,既有部下又有伙伴的意思,实际是一种亲密的主仆关系。主人与那可儿之间以口头誓约,然后彼此忠诚,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因此,蒙古帝国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于匈奴帝国、柔然帝国和突厥帝国。其源初的权力构成,不是父子兄弟的逐级放大,而是大汗与那可儿的高度垄断。而其结果就是蒙古帝国的包容性更强。种子不同,长出来的庄稼不可能相同。蒙古部落不是凝聚了其他草原部落,而是把整个草原变成了蒙古人的草原。
再配合千户制的基层集权以及黄金家族的顶层分封,蒙古人主导的草原世界实现了等级提高。这就是一个变态加强版的草原政权。其组织能力、动员能力以及持续输出暴力的能力,远超历代草原帝国。于是,一个真正属于草原的时代大势正式形成。而大势形成的关键人物,就是成吉思汗。
但是,英雄都是乘势而为的,逆天改命的英雄少之又少。成吉思汗属于哪一个?他仍旧属于后者。因为还有比那可儿、千户制这些主体演化更为重要的客观大势。
一个大势是中原无帝国。但凡中原有个帝国,也没蒙古人什么事。女真人为什么修界壕而不修长城?所谓界壕,就是先挖沟,再用挖出来的土再修一个土围子。因为女真人无法动员强大的人力物力去修长城,所以只能修土围子。女真人是这幅德行,那就别提西夏人了。
一个大势是气候。《多雨、干旱、蒙古帝国和现代蒙古》这篇论文,通过测算古树年轮的方法,考证认为13世纪的蒙古草原气温升高、降雨充沛,出现了一段少见的气候优越期。因此,蒙古人不是因为气候灾难而要生存才出去打世界的,而是因为气候太好而有了本钱才出去打世界。结合历史更能看得清楚:蒙古帝国征战欧亚大陆的时候,每个骑兵都要配备好几匹战马。北宋、契丹、女真以及西夏的骑兵,什么时候有过这种装备水准?
另外一个勉强算的大势,是蒙古人自己搞定的,那就是干废花剌子模。草原要生存,必须依靠外部资源注入。战争抢劫不是获取外部资源的最佳方式,贸易才是。所以,草原帝国普遍重视贸易,而帝国大汗也有维护贸易的义务。西边的花剌子模限制了蒙古人的贸易,所以成吉思汗必须进攻花剌子模。而打废花剌子模之后,蒙古人也就打通了贸易路线,同时收割了足够雄厚的商业贸易力量。
所以,蒙古人的战争,竟然打出了正反馈。统一蒙古草原,则以蒙古草原为基本盘;扫荡欧亚大陆,则以欧亚大陆为基本盘。
冷兵器时代的最强军事存在是游牧骑兵,蒙古人要多少有多少。传统时代最稀缺的战争资源是马匹,而蒙古人也是要多少有多少。再加上商业贸易力量,那蒙古人就成了无敌的存在。
这时候,蒙古帝国VS南宋王朝,谁生谁败,也就可想而知了。但蒙古人征南宋征得要多费劲有多费劲。
蒙古人自己竟被南宋搞死一个大汗,而连锁反应则导致第三次西征被迫中断。因为无法正面突破,蒙古人甚至取道云南,绕道大半个中国去打南宋。即便是这样,蒙古人也没能灭掉南宋。
客观原因是秦岭淮河一线的山川形胜,以及南宋不容小觑的组织能力和资源优势。但蒙古人的主观原因则是战略出了问题。打蛇打七寸,而蒙古人死活找不到南宋的七寸在哪里。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就是襄阳。而一旦蒙古大军攻破襄阳,那其他的仗完全不用打,南宋临安甚至“无血开城”。
主观犯错了,而且犯的还是战略级错误,但重要吗?
不重要。
因为蒙古人一直在乘势而为,犯多大的错误都没关系,大势可以给找补回来。而南宋呢?南宋也一直犯错误。甚至,你都可以说蒙宋对峙就是一个互相比烂的过程。蒙古人的操作不咋地,南宋的操作也不咋地。但是,南宋即便操作正确又能如何?大势不在南宋手中,南宋多少个正确操作也抵不过大势的力量修正。所以,别说北伐中原、统一北方,南宋就是保有国祚也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