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北宋边疆另有外患,受“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为发展作出了贡献

北宋边疆另有外患,受“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为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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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王安石变法改变了北宋的政治面貌,是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革运动。如果说王安石是这场变法的幕后倡导者,那么台前的实践者则是吕惠卿。

吕惠卿是北宋政坛杰出的改革家,其人博学多才、能言善辩。与恩师王安石合作推行新政,;后又与老师产生分歧甚至决裂,为自己招来无数恶名。

世人对吕惠卿的评价,可以用毁誉参半来形容。王安石赞其“学先王之道而能用”,司马光骂他“巧言令色绝非贤士”,宋神宗夸他“进对明辨,亦似美才”,苏辙则直言他是“辩诈奸邪诡变无度”之人。

支持他的人无不认为他才华横溢、见识超群;但在反对他的人眼中,却是个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人。为什么对同一个人的评价,会走向如此夸张的两个极端?吕惠卿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一、知音难遇,同道难求

自北宋建立以来,朝廷就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放任有权有势的地主阶级为所欲为,肆意兼并贫农的土地,同时又享有免交赋税的特权。

长此以往,全国的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地主贵族的手中,老百姓无田可耕沦为佃户,国家府库日渐空虚。

至庆历初年,长期遭受压迫剥削的农民终于忍无可忍,民间各地的起义浪潮此起彼伏。

与此同时,北宋在北方边疆另有外患。受“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北宋将精干兵勇全部收归京师充作禁军,而驻防边疆的大都是一些臭鱼烂虾,他们根本不是辽和西夏精兵强将的对手,以致北宋的对外战争时常败北。

面对这内忧外患的艰难处境,忧国忧民的王安石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屡次向朝廷建言,要想解决摆在眼前的两大难题,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进行一场彻头彻尾的社会制度改革。

不过,此时的王安石并不知道,忧心如焚的另有其人,那就是尚未成年的吕惠卿。

吕惠卿少年时,出身于一个小官吏家庭,父亲吕璹是福建漳浦一带的七品县令,勤于政务、性格正直,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深受一方百姓爱戴。但是,在北宋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面前,区区一个县令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轻轻的吕惠卿已经具备了远超同龄人的见识和眼光,对社会万象的种种弊端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想根治社会矛盾,首要任务就是禁止达官贵族和富商地主们继续兼并土地,而这一看法与王安石的政治观点正好不谋而合。

嘉祐三年,王安石苦心孤诣写就《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正式向天子提出“变更天下之弊法”的主张,力主富国强兵,反对地主豪强。天子对他的意见很认可,但苦于朝内缺乏变法人才,王安石独木难支,这件事就被暂时搁下了。三年后,王安石经欧阳修介绍,终于和吕惠卿这位未来的改革干才第一次结识。

吕惠卿年少有才,在四里八乡算是小有名气,尤其得到了大文豪欧阳修的赏识。在仁宗皇帝面前,欧阳修对吕惠卿推崇备至,称其“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可谓端雅之士,足称贤才之选”。

起初,王安石对吕惠卿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他本人十分崇尚儒家经典,变法过程中也多以儒家理论作为指导思想。

世人对他有刻板印象,认为他不过是个只知道寻章摘句的腐儒,对世俗事务并不通晓,所以长期以来,王安石没有多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只是因为神宗皇帝器重他,才得以在朝中站稳脚跟。

出乎意料的是,和吕惠卿一番交谈下来,王安石惊讶地发现,两人对儒家经义的理解出奇地一致,同时也为这位年轻人的才气所倾倒,认定他将来必定会成为出类拔萃的国家栋梁,因而在神宗面前一力提拔。

同时,吕惠卿对这位伯乐,同样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说:从前读儒家经典,只知道仲尼(孔子)值得尊敬;读其它治国经典,只知道佛家理论尤为可贵;如今才知道,介甫(王安石)才是我真正的老师。两人相见恨晚、志同道合,为后期在变法中的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朝堂智辩,说服神宗

熙宁二年,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掌国家大计,并安排吕惠卿在条例司,负责检阅文稿,变法正式开始。

改革中不论大事小事,王安石都会向吕惠卿征询意见,就连向圣上奏请的折子,也基本上都让吕惠卿代笔。

很快,均输、常平、青苗、农田、水利、募役等众多法令逐一颁布,朝野面貌焕然一新。吕惠卿的出色表现令神宗皇帝龙心大悦,决定将变法事务交给司农寺全权掌管,并晋升吕惠卿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兼判司农寺。

王安石变法受惠的是老百姓,自然得到万民拥戴;但它不可避免地动了贵族地主阶级的蛋糕,所以很快遭到皇亲国戚的极力反对。

其中闹得最凶的,就属三朝元老魏国公韩琦,以及御史中丞司马光。有一次,司马光为神宗皇帝读《资治通鉴》,以汉代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例,称自古以来“因循守旧则治、改弦更张则乱”,言外之意就是祖宗之法不可擅动,王安石变法居心叵测。

一旁的吕惠卿虽然年少,但在这位老前辈面前却是当仁不让,不卑不亢地说:汉惠帝除“三族罪、妖令言、挟书律”,汉文帝除“收拿令”,每一项都是千古巨变,最终也收获了很好的成效。

您老人家怎么能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呢?吕惠卿一番辩驳,将司马光被怼得哑口无言,下不来台。最终,吕惠卿凭借有理有据的辩才,赢得了神宗皇帝的肯定,赢得了这场新旧势力的大辩论,也维护了变法的顺利进行。

熙宁七年春,中原遭遇百年不遇的旱灾,致使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对变法心怀不满的文武百官趁机发难,将天灾人祸全部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认为此等天灾就算放到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可无奈旧势力人多势众,连慈圣皇后和高太后都跑到神宗面前嚼舌根,说“王安石乱天下”,搞得神宗左右为难。无奈之下,神宗只能罢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贬为江宁府知府,挂衔吏部尚书,由韩绛和吕惠卿接替变法大权。

三、变法受阻,惠卿蒙冤

王安石遭到陷害之后,领导变法的重任一下子落到了吕惠卿一个人的肩上。任参知政事期间,他没有辜负恩师的信任和推荐,继承遗志、推陈出新,一边与顽固守旧派勇敢斗争,一边捍卫新法的改革进程。

万幸的是,在这条无比艰难的道路上,有一个人一直坚定地做他的后盾,那就是宋神宗。神宗私下里常和吕惠卿聊天,说:自从王安石罢相后,朕能仰仗的只有你一个人了。

如今小人们消停了许多,爱卿定能有所作为。可见这位天子的头脑始终是清醒的,只不过他孤掌难鸣,无法为改革家们提供更多的帮助了。

在此期间,吕惠卿杀鸡儆猴,将郑侠、李士宁等一批反对新法的官员送进了牢狱,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遭受了牵连。

王安国时任秘阁校理一职,虽然和王安石血脉相亲,却一贯反对变法,屡屡纠结朝中旧臣,对变法大肆攻讦。为了保护变法成果不受破坏,吕惠卿秉公无私、铁面执法,给予王安国严厉处分,将其罢归乡里。从这以后,吕、王之间生出嫌隙、渐行渐远。

有阴谋论者认为,吕惠卿兴狱问罪、罢黜王安国,本质上是为了陷害王安石,逼迫其远离北宋权力中心,从而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其实,这种揣测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客观来说,王、吕之间在新法条目、官员任免等方面,确实产生过一定的分歧,但说到根上也只是政争而已,远远谈不上政敌。从变法的角度来看,两个人自始至终都是师徒、知音、同道和至交。

熙宁八年,王安石再次拜相,吕惠卿主动向宋神宗请辞参知政事之职。神宗不解:“王安石此番回朝,你二人正当齐心协力,重整变法,何言辞官呢?”吕惠卿答道:“朝廷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王安石。

之前王安石罢相,我在朝中尚可代理新法大业。如今恩师既然重归相位,只要陛下坚定支持他的变法策略,让其发挥出全部的才能,那么天下必然大治。倘能如此,实乃社稷之幸、万民之幸,臣纵然离去,也像还在朝中一样。

”这种顾全大局、心胸宽广的豪言,绝不是一个贪图权势、忘恩负义的小人所能说出来的。

结语:

近代以来,不断有权威学者为王安石变法翻案。梁启超赞其为“夏商周之后第一完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列宁更将其肯定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虽然王安石和吕惠卿深陷北宋党政泥沼,主张的变法也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但毋庸置疑的是,两人在宋朝乃至整个古代封建社会当中,都堪称卓越的改革先驱。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同道情谊,经过岁月的洗礼打磨,也是历久弥坚。

参考:

1、《资治通鉴》

2、《宋史纪事》

3、《涑水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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