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国的崩溃，意味着中国失去了确立区域国际社会秩序的权威中心。朱明崛起，致力于重建基于中华礼仪文化基础的天下体系，确立权威核心，成为确保周边环境和平与稳定的基础。这一努力既有符合周边各国利益的一面，也有同各国的具体利益存在矛盾的一面。明代的邦交策略就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肇建伊始：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一、明初的安全危机
元末明初，天下大乱。经过多年战乱之后，新兴的明王朝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局面。但其时，新朝所面临的形势是不容乐观的：
一方面是元朝残余势力的虎视眈眈。蒙古人战败退回北方大漠后，元顺帝聚拢部族不下百万之众，成为明朝最严重的威胁。
另一方面，东南沿海的安全局势也不容乐观。自南宋经济中心南移以来，特别是朱元璋定都南京，明初的江南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政治和经济中心。但是，恰逢此时海上贼寇兴起，而且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被打败后，其残部逃往海外，“导夷人作逆”，从海上威胁着明朝的统治。
二、南洋局势的变革
元朝统治时期，试图以武力强迫周边国家称臣纳贡，甚至设想直接征服占领其地，对蒲甘（今缅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南洋国家的征讨，具有牵涉面广、涉及国家多、发兵规模大等特点，给当时南洋地区的历史发展和国家间关系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和影响。
元军对南洋诸国的侵略，后来大多都由于受到顽强的抵抗而失败。值得注意的是，征讨缅甸却成为促使盛极一时的蒲甘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不仅如此，蒲甘的削弱打破了南洋诸国权力格局和力量对比的平衡。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泰人的崛起。历史上，作为南洋诸国中少数与元朝保持着良好关系的政权，泰人建立的素可泰王国借助元军入侵所造成的地区力量对比失衡和权力真空的出现，扩大其影响力。
实际上，元朝用兵南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打破了原有格局的平衡，加速了南洋诸国关系格局的重组进程。但是，元朝与南洋诸国的关系，尤其是元军入侵并不能看作是导致南洋诸国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以及南洋地区社会文化发生重要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从时间上看，元军到来之前，泰人首领因陀罗迭多已于 1220年前后即位，建立了泰人王国。
这说明，元朝应该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如果夸大元军在这一历史变革中的影响力，甚至是把它上升到使 13 世纪的东南亚产生“危机”的论点，那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它过于强调外来势力的作用，忽视了南洋诸国自身的发展变化历程。
由此看来，元朝时期的南洋地区，确实也处在一个较大动荡和变革的进程之中。明朝代元而起，不仅继承了元朝大部分版图，也继承了既成的周边国际环境，对南洋诸国邦交已上升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南方的稳定，既能确保全国经济中心和赋税核心地带的稳定，也能促使明朝放手处理北方边防。朱元璋即是在此客观形势之下，借鉴了元代对外关系的经验教训，着手开展南洋邦交。
睦邻友好：传统邦交秩序的重建
和平、怀柔
自汉武以来，但凡中国大地统一于一家一姓以后，历代王朝均认为应该顺理成章的拥有许多臣属国，朱明自然也不例外。朱元璋改变了过去元朝以强硬为主的模式，遵循传统的邦交策略，以和平交往为主要方针，采取怀柔的态势，来处理与南洋诸国的关系，以确保东南沿海边疆的稳定。
其关键所在，就是要消除元代中国与南洋诸国之间的“疑惧之墙”，否则建立任何正常的邦交关系将无从谈起。而这种正常关系的建构，新朝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毋宁比实物赏赐宜居先且有必要。
朱元璋唯恐诸国不知中国的王朝更替，以故择日登基，昭告天地，正其帝位后，就陆续派遣使臣前往域外宣布新朝建立。南洋诸藩国若同意加入明朝重建的“册封——朝贡体制”，则必然会交还元朝颁赐的印信，而接受明朝的印绶册诰，奉新朝正朔。对于那些没有意愿加入，或者向来没有接受册封传统的国家，朱元璋也不作强制要求。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遣使昭示安南，后又于洪武二年（1369）遣使占城、爪哇；洪武三年（1370）则遣使前往暹罗、三佛齐、真腊、渤泥等国，“颁赐玺书”、馈赠“大统历、织金绮缎、纱罗等物”。
明朝颁赐的玺书内容大同小异，意思差不多就是，这里已经改朝换代了，我怕你们不知道，特地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朝贡、册封。找我，上一个王朝给你们的印信，作废。
不过，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南洋诸国并不像以往，马上遣使回访。
造成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还在于当时的中国，一方面，元朝军力尚盛，盘踞北方；另一方面，汉人政权也不止一个，明朝大一统的时日还处于正在进行时。于是，朱元璋实现统一后，再次遣使诏谕各国，向其表示友好，告知元朝的残余势力已被彻底打垮，恢复无望。
朱元璋的睦邻友好策略和遣使活动在南洋诸国中得到回应，对双方邦交关系的建立取得了明显效果。其中，有不少国家在接到明朝所发出的善意信息之后，遣使回访：例如占城国王阿答阿者遣其臣蒲旦麻都进贡方物，并纳元所授宣敕。
此后，从洪武三年（1370）到四年（1371），三佛齐、渤泥、暹罗等国也先后遣使来朝。明朝与南洋诸国的邦交关系迅速扩展，据学者统计，此时与明王朝建立邦交关系的海外国家达 30 个，其中大多数在南洋地区。
不打仗、多送礼
在邦交关系良好开篇的带动下，朱元璋下了一道文书：宗旨就是，不征诸国。其意图当是为了与元朝的征伐政策划清界线，消解诸国对新王朝的疑惧心理，巩固刚建立的邦交关系。先是下诏将安南、占城列为“不征之国”。后来，又陆续增加其他国家，也就是著名的“十五不征之国”，将其列入《皇明祖训》。
另一项宗旨是——厚往薄来，因为双方邦交关系基于正大和光明磊落的立场，所以诸国 “不过纳赞表诚而已”，来贡的土物不必厚，“土布十丈”即足以象征奉正朔。相反的，对于来朝使臣，一般都是赠予厚礼，多加赏赐的。
双方遣使的不平衡发展
总体而言，洪武初年较为积极主动的南洋策略，打开了明王朝与南洋诸国交往的大门，外国使者数量和次数也逐渐增多。然而，吊诡的是，朱元璋遣使诸国的积极性却突然冷却，而且直至他去世时都不曾改变。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朱元璋最重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朱元璋对南洋诸国的遣使有着明显的分期性。初期主要是重建邦交关系的南洋策略之实践，主动遣使诏谕诸国，并对其表示明朝的善意，“十五不征之国”的承诺更是给南洋诸国吃了一剂定心丸。
然而，在这大好开局之后，南洋策略却出现大转折，除了应付诸国请求，以及因礼仪需要的象征性遣使之外，朱元璋不再外派使臣。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点，无论是洪武前期还是后期，遣使的目的国多位于与中国地理位置较近的半岛国家，这既反映这一时期朱元璋地理认识的局限性，也表明他的南洋策略在成功重建传统的“册封——朝贡体制”及其君臣关系，开启双方和平友好大局之后，反而转入保守。
反观南洋诸国，在双方的邦交之门打开后，他们的回应是积极的，遣使朝贡出现了朱元璋登基以来的一大高潮，无论是派出使臣的国家，还是来朝的次数，都是空前的。
这不能不说是朱元璋南洋策略的成功，但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认为这不符合过去诸侯朝见天子三年一贡的规定。于是，制定了诸项规范朝贡的礼仪制度，下诏令南洋诸国遵循“三年一贡”，同时令“藩夷外国当守常制，无更烦数来朝。使臣亦惟三五人而止”。但，并没有多少国家严格遵守该规定。
渤泥不知什么原因不再来朝，爪哇和真腊在洪武前半段时期还算是基本遵循了规定，其他时间段以及其他国家还是由着自己的意愿来派遣使臣。奇怪的是，朱元璋似乎也并没有强行制止那些不按规定遣使的国家。比如暹罗，从洪武三年至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去世，这二十九年间，来了35回。可见，洪武年间的明朝和暹罗关系是极其密切的。
但不是所有的使臣来访都是朝贡，除了朝贡之外，还有请求册封、报告国王去世、有事求助明朝、对赏赐的谢恩、给皇帝贺寿以及其它琐事。其中，像谢恩和给皇帝贺寿应该看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朝贡，而非例行朝贡。至于请求册封，报丧、求助等事项，并不能当做是朝贡，尽管有些是趁着朝贡时顺便提出来的。
总之，南洋诸国派遣使臣来到明朝的历史事实，除了传统观点认为的朝贡之外，还包含其各自的政治目的，或者希望借助明朝的实力实现自己的独立，或者希望明朝保障其政权安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