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在明朝末年，以江苏南方的富人阶层为背景，由一些官僚士大夫，及其学生、子弟们所组成的一个政治派别。
这个“东林党”的故事，要从万历十年，也就是西元1582年，明朝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因病去世，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开始亲政的时候说起。
张居正病故之后，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开始亲政。
这时，一些朝廷官员，对张居正的改革新政进行了反攻倒算，许多新政，因此很快就被万历皇帝给废除了；张居正的家，也被万历皇帝下令给查抄了。
而对万历皇帝废除新政，查抄张居正的家的这个事情，传统的解释就是，张居正为人霸道，对万历皇帝过于严厉，所以，才导致了万历皇帝的报复。
这种说辞，其实就是一箭三雕啊。
其中的三雕之一，就是污蔑了张居正；之二，就是污蔑了万历皇帝；之三，就是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和其背后真正的恶人。
事实上，废除新政，对谁有利呢？
真正的仇恨张居正的人，会是谁呢？
张居正的新政所得罪的，是那些富人、以及那些富人们的打手，也就是活跃在朝廷中的那帮官僚啊。
张居正的新政为朝廷聚集了税源，加强了大明王朝的统治能力，对大明王朝是有利的啊。
所以，不是万历皇帝要报复张居正，而是那些富人、和富人们的打手——那些朝廷中的官僚要报复张居正。
真实的情况就是，在张居正死后，以前由张居正所承受的压力，这时候，一下子扑面而来，全部压到了先前躲在张居正后面享清福的万历皇帝的身上。
而万历皇帝，因为没有经历过这种阵仗，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压力，自然是无法招架。
他想通过改弦易辙、顺从那些官僚们的意志，来换取官僚们的支持。
所以，他就废除了新政，铲除了张居正的同党，清算了张居正的所谓“罪行”。
但是，这样的后果，又会是什么呢？
就是不同背景的官僚集团，分享了原来掌握在张居正手中的权力。
然后，他们之间，也相互勾心斗角，暗战不断，从而导致大明王朝财政拮据、军事衰败、苛征暴敛日益繁重、农民起义此伏彼起。
而这样的后果，又让万历皇帝幡然醒悟，他就想要另辟蹊径，效仿他的先辈嘉靖皇帝的“大礼之争”，向那些官僚们，收回本该属于他这个皇帝的“皇权”，以重整朝纲。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第一个，就与吏部文选司郎顾宪成，发生了冲突。
这个冲突的起因就是：万历皇帝，想立他的宠妃郑氏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而顾宪成则反对万历皇帝的这个企图，主张必须遵守“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传统礼制，太子，应该是王氏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
那么，我们看他们的表面上，是各有各的理由的。
万历皇帝的理由就是，我的家事，我做主；顾宪成的理由就是，传统礼法，不能废。
但是，他们这个斗争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一个要“皇权”，一个要“相权”；为了争夺“皇权”与“相权”之间的主导权，他们必须要有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应该还记得，万历皇帝的先辈嘉靖皇帝（明世宗朱厚熜），是怎么斗倒当时的官僚集团头子杨廷和的吧？
14岁的嘉靖皇帝，就是通过自己怎么进入北京，然后，自己的亲生父亲应该怎么封号，这两次表面上的礼仪之争，斗倒了官僚集团的头子杨廷和，从而树立了自己“皇权”的权威，在一段时间里，牢牢地掌控了朝政的主导权的。
那么，如果在这个立太子的事情上，万历皇帝能够通过挑战传统礼法，实现他的第一个我行我素、不受阻碍的小目标，那他就必然会在其它的事情上，也是得寸进尺，进而一步步地，使所有的事情，都能够由他说了算。
这样，“相权”就会被他一步步地削弱；官僚集团，就会被他一步步地踩在脚下。
所以，顾宪成在这个事情上与他对抗，绝不仅仅是为了捍卫礼法，其实质，就是为了锁死“皇权”，捍卫“相权”。
当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万历皇帝，就不一定真的是要废长立幼。
万历皇帝
他的真正目的，其实，就是想用一招“指鹿为马”的诡计，分辨出这个朝廷中，谁是他可以利用的人，谁是阻碍他夺回“皇权”的绊脚石。
所以，在发现顾宪成这个首当其冲的绊脚石之后，他就立即找个由头，将这个绊脚石给削去官籍，革职回家了。
而顾宪成是江苏无锡人，时人称其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他回到家乡后，就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fū教、叶茂才等，时称“东林八君子”，发起了一个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二次，每月举行小会一次，从而形成了一个“东林学派”。
这个“东林学派”，实际上就是一个代表江苏南部的富人阶层利益的官僚士大夫集团。
他们以学术团体为标榜，实际上，则是为了在政治上，为他们江苏南部的富人阶层发声，谋取利益。
也正是因为他们是以“东林”这个地域为特征，是代表江苏南部富人阶层之利益诉求的一个政治派别，所以，他们就被外界称之为“东林党”。
当然，这么大一个中国，除了他们江苏之外，也还有很多其它的地方，那些其它的地方，也是都有富人的。
所以，那些其它的地方，也是都有和他们“东林党”一样的地方富人之代言人的；也是都有和他们“东林党”一样的，代表那些地方富人利益的政治派别的。
比如，山东有齐党，湖北有楚党，安徽宣城有宣党，江苏昆山有昆党，浙江有浙党，等等。
只不过，天下以江南为最富，所以，那些党派中，就以他们江苏南部的这个“东林党”的声势，也是最为强大。
这就反而促使那些代表其他地方富人利益的政治派别们，会联合起来，共同与他们这个全国范围内最为强大的“东林党”作斗争。
于是，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就这样形成了。
这个“明末党争”，表面上是一个“国本之争”，就是围绕着皇帝继承人的问题，而展开的一场朝廷争论。
但是，它的实质，就是其他的政治派别，借着支持皇帝自选继承人，而与“东林党”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旨在为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
事实上，其他的政治派别，是不是都在真心地拥护皇帝，维护皇帝的权威呢？
当然不是的。
在张居正一党被铲除之后，其他的各个政治派别，都是在乘势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他们各自背后的富人集团服务的。
所以，他们是不会真心地支持皇帝的，是不会真心地维护皇帝的权威的。
他们只不过是借着支持皇帝自选继承人，来共同对付这个势力最大的“东林党”而已。
所以，万历皇帝，正是因为看到他们这些官僚都不是好人，看到满朝文武，没有一个真心帮助自己夺回权力、树立权威，他的夺回“皇权”的希望，实在是渺茫，他才会在随后的三十年里“不上朝”，而拒绝做那些官僚党派的傀儡（另外，万历皇帝有腿疾，行动不便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尽管万历皇帝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也不妨碍那些政治派别，借着“国本之争”的由头，而你来我往，斗争不断。
他们正是通过这个“国本之争”的由头，而将他们的派性斗争合法化了，从而让他们能够在每六年的“京察”活动中，公开地打击异己，安插亲信。
这个“京察”，是一种考核京官的制度。
她规定每六年一次，对于称职者，给予奖励或者晋升；对不称职者，给予处罚或者斥退。
万历三十三年，就是一个实行“京察”的年份。
而这一年的“京察”，是由“东林党”人、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的。
他在“京察”中，就提出要处分浙党首领、内阁首辅沈一贯的几个党羽。
而沈一贯作为内阁首辅，就借用皇帝的旨意，反过来对杨时乔严加斥责，从而保护了自己的党羽。
但是，其他的“东林党”人，又群起而攻之，奏劾沈一贯欺上瞒下、徇私舞弊。
沈一贯在他们这些“东林党”的轮番攻击下，被迫称病不出，于次年退休。
万历三十九年，又是一次“京察”。
这时，是“东林党”人叶向高主持朝政，所以，这一次，齐、楚、浙、宣、昆等党派的一些人物，就都被罢了官。
但是，由于明成祖从南京迁都北京以后，仍在南京保留了一套中央官署，这次在南京主持“京察”的，是齐、楚、浙党方面的官员，于是，他们就与北京方面，对等地排斥了南京的所有“东林党”一派的人。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齐、楚、浙等党派的官僚多居要职，于是，他们又排斥了“东林党”的人。
当然，这样的利用各自手中权力，你来我往地相互排斥的斗争，其实还不算是最激烈的。
最为激烈的，是围绕着皇位继承权而发生的宫廷三案，即“梃tǐng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万历四十三年五月的一天，有个男子，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闯入皇太子所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的侍从，一直闯到前殿檐yán 下，才被抓住。
负责审问的浙党官吏，认为这个名叫张差的男子是个疯颠病人，就草草结案。
理所当然的，“东林党”一方不会善罢甘休。
他们这一派的刑部主事王之寀cǎi ，通过单独提审，和与刑部许多官员共同审讯，迫使张差供出了，是名叫庞保和刘成的两个太监，指使他去闯宫的。
而这两个太监，都是万历皇帝明神宗的宠妃郑贵妃宫内的。
“东林党”就据此推断，这是郑贵妃和她的哥哥郑国泰的阴谋，所以，就坚决要求彻底追究。
这时，万历皇帝只得亲自出面，下令立即将张差斩首，又把郑贵妃宫内的两个太监在内廷打死，从而了结此案。
而王之寀cǎi 随后就遭到了其他派别的官僚们的攻击，万历皇帝，就乘机将他削职为民。
这就是所谓的梃tǐng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皇帝病死，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
一个月后，明光宗得病，宫廷医生崔文升进了泄药，明光宗服后，病势加重。
鸿胪lú 寺丞李可灼zhuó自称有“仙方”。
明光宗服了他进奉的两颗红丸后，不出一天，就在九月初一突然驾崩。
这时，首辅方从哲，还拟旨赏赐李可灼白银五十两。
“东林党”人杨涟、惠世扬、高攀龙等先后上书，指出故意用泄药的崔文升是郑贵妃的心腹，责问方从哲为什么加以庇护，还联系梃击案，声称张差谋逆，是郑国泰的主谋。
但是，由于这时的大权掌握在郑贵妃和方从哲的手中，此案就被压下了，未予追究。
这就是所谓的“红丸案”。
明光宗死后，由十六岁的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明熹宗。
明熹宗朱由校的生母早死，他是由郑贵妃送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李选侍照顾长大的。
朱常洛即位为明光宗皇帝时，这个李选侍正在得宠。
明光宗想要封她为皇贵妃，她还不满足，想要明光宗立她为皇后。
但是，礼部侍郎孙如游回应说，两宫太后，以及众位妃嫔的谥号都没有议定，且待大行皇帝的葬礼举办完毕之后，再行立后不迟。
明光宗驾崩时，李选侍是居住在乾清宫的。
明熹宗朱由校继位后，李选侍不肯迁出去，还是和朱由校一起住在乾清宫。
她还让心腹太监，盗窃宫中珍宝，去贿赂首辅方从哲，又放出空气，说皇长子年幼，宜由李选侍以太后的身分，“垂帘听政”。
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人立即大为光火，指出皇长子已经长大成人，这是“将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
惠世扬更是大胆地指斥：“李选侍原为郑氏私人，丽色藏剑。”
他们同时指责方从哲，通过内监得贿，同郑贵妃勾结。
由于皇帝朱由校这时已有16岁了，相较于他的祖上朱厚照15岁，朱厚熜14岁都能够亲政，他也确实能够亲政了，所以，“东林党”人这一次终于占了上风，李选侍，被迫移出了乾清宫。
这就是所谓的“移宫案”。
在这前后的三大案中，“东林党”失败了两次，只有这最后一次，他们是终于取得了胜利。
但是，他们取得了胜利又如何呢？
也不能高兴得太早呀。
因为，他们马上就会遇到他们的另一个对手——大太监魏忠贤呀。
这个魏忠贤，是在万历年间，就入宫做了太监了。
由于他的脑袋好使，当时的大太监王安很善待他。
特别是，他受到了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客氏的喜爱，跟客氏形成了夫妻一样的情人关系，所以，在客氏的这种裙带关系下，他也就受到了明熹宗朱由校的重视。
那么，朱由校重用魏忠贤，就真的只是，因为他是自己的乳母客氏的情人吗？
当然不是的。
魏忠贤之所以受到朱由校的重用，当然还是他自身的能力，被朱由校看中了。
我们不得不说，朱元璋的子孙们，个个都是很聪明的，天生就是政治家的料。
朱厚照15岁，朱厚熜14岁，都是无师自通的政治家。
而这个朱由校，16岁，也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政治家。
事实上，他的爷爷万历皇帝，也并不是没有政治才能，而是张居正，给他的爷爷挖了一个坑。
他的爷爷万历皇帝，是被张居正所挖的坑，给埋到坑里面了，所以，才英雄无有用武之地。
我们知道，明穆宗朱载垕临终前，是以高拱、张居正及高仪三人为顾命大臣的。
可是，后来，为什么只剩下了张居正一个人呢？
那就是，高拱先挤走了高仪，然后，张居正又联合太监冯宝，搞垮了高拱。
太监冯宝，不仅帮助张居正赶走了高拱，他更是以他的东厂提督的身份，支持了张居正的改革。
所以，张居正的改革能够成功，太监冯宝，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既然后来张居正倒掉了，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太监冯宝，还能够独善其身吗？
所以，在张居正被抄家的同时，太监冯宝，也是被奉旨离开北京，到南京去居住的。
冯宝死后，他的弟弟就被削职下狱，他的家，也是被查抄了的。
所以，由于支持张居正改革的太监冯宝，跟着张居正倒霉了，那么，接下来的皇帝身边的大小太监们，还会是和冯宝一样的人吗？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嘛！
接下来的大小太监们，肯定就是被那些官僚派系所收买、或者恐吓住了的嘛。
所以，万历皇帝，为什么三十年“不上朝”呢？
就是因为，张居正提前使用了他身边的可用之人，导致他自己，最终无人可用呀。
皇帝，跟官僚集团之间，因为“君权”与“相权”之争，是天然地对立的。
而在这种“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对立中，太监，就是皇帝身边，最可利用的人。
他们比外戚还要好用。
因为，外戚，往往会有家世背景，从而与富人集团沆瀣一气。
但是，太监一般都是穷苦人出身，他们是没有家世背景的，他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就是皇帝。
所以，他们对皇帝是最有依附感的，也就是对皇帝最忠心的。
而当万历皇帝，因为张居正提前利用了太监，导致他自己没有办法用到太监之后，他不就是掉到了坑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吗？
所以，万历皇帝，就只好三十年“不上朝”。
所以，他的孙子朱由校，就是从他的悲剧中，也是从自己历代皇祖的执政经验中，领悟到了，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利用太监。
这就是朱由校重用魏忠贤的根本原因。
明熹宗朱由校在即位之初，就封他的乳母客氏，为奉圣夫人。
但是，“东林党”人，将照顾朱由校长大的李选侍赶出乾清宫，杜绝了李选侍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的可能之后，他们又担心，朱由校的乳母客氏，会侍宠干政。
所以，他们就又提出，要按例将客氏赶出宫去。
这一回，朱由校就不惯着他们了。
客氏不过是朱由校的乳母，一个下人而已，她哪有干政的资格呢？
你们害怕她一个下人干政，是在怀疑皇帝没有自主的能力了吗？是在怀疑皇帝不堪大任了吗？
于是，一干人等，一脚踢到了铁板上，立即被无情地斥退，几乎全部被罢免官职。
当然，“东林党”人，是有派性的，尽管第一批死掉了，也阻止不了他们的下一批，又蜂拥上来。
为了锁死“皇权”，确保皇帝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他们针对客氏及其情夫魏忠贤的斗争，并不会知难而退，而是会一轮赶着一轮，不停地继续下去。
但是，一轮又一轮， “东林党”的官员被罢免的越来越多，而魏忠贤的官职，也是越做越多，越做越大。
毕竟，魏忠贤能够得到客氏的钟爱，他自己绝不会是一个酒囊饭袋，再加上皇帝有意地偏袒于他，所以，对于“东林党”的攻击，他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而他对“东林党”的反击，则是一捶一个窝呀。
因为，他掌握着东厂啊，他能够利用职权，直接对他看不顺眼的人，进行调查办案啊。
所以，几个回合下来，“东林党”人被贬、被杀的，不计其数，包括杨涟、左光斗等等“东林六君子”，都被逮捕入狱；有些人，还相继地死于狱中了。
最后，“东林党”在各地设立的“东林书院”，也都被朝廷给捣毁了。
更重要的是，打趴了“东林党”，就可以对穷苦的农民们减税，而对“东林党”背后的那些大地主、大商人们加税，从而使朝廷有钱可用。
这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呀。
朝廷有钱了，才可以打胜仗。
所以，明朝末年的对后金的两次胜仗，也就是“宁锦大捷”，都是在魏忠贤的手上取得的。
而在他的前后，明朝对后金的作战，都是屡战屡败的。
所以，魏忠贤和张居正一样，也是明朝末年的一把“抓钱手”。
他有他特殊的本事，他对于明朝，绝对是有功的。
但是，他再有本事，也只是一个太监呀。
他没有自己的家世背景，他唯一的靠山，就是皇帝朱由校。
可惜的是，朱由校却仅仅是当了7年的皇帝，就死掉了。
由于朱由校没有子嗣，他死后，他的十八岁的异母弟、信王朱由检，就接替他登上了皇位。
这个朱由检，就是著名的明朝亡国之君——明思宗崇祯皇帝。
作为朱元璋的子孙血脉，这个崇祯皇帝，他也绝对不是个笨人。
我们看他，登基不到三个月，就扳倒了权势熏天的太监魏忠贤，要说他没有一点头脑，这是很难做到的。
虽然，他的祖上朱厚照、朱厚熜，也都是小小年纪，一上位便扳倒了对手，抓住了权力。
但是，朱厚照、朱厚熜所面对的，都是朝廷大员，是官僚；而他崇祯所面对的，是魏忠贤，是太监。
朝廷大员们的权力，是相互牵制的，而且，他们无法直接染指后宫；而太监的权力，是没有相互牵制的，更危险的是，后宫、皇帝的身家性命，就直接在他的掌控之下。
这就决定了，朝廷大员们，很难直接弄死一个皇帝；而掌握着权力的太监，就很容易直接弄死一个皇帝。
所以，崇祯能够不被魏忠贤弄死，反而是干净利落地弄死了魏忠贤，同时剪除了魏忠贤的党羽，这也是他的本事。
这说明，作为朱元璋的子孙，他朱由检的智商还是很在线的。
但是，智商不等于智慧。
智商，是天生的；而智慧，是从生活中磨炼出来的。
崇祯皇帝有智商，他有智慧吗？
显然是没有的。
我们来把他和他的皇兄朱由校相对比较一下，看看什么叫智慧。
朱由校以帮助自己上位有功为名，是重用了“东林党”，而疏远了其她的那些小党派。
但是，他却始终是偏袒保护着“东林党”十分痛恨的魏忠贤，甚至，还总是让魏忠贤压着“东林党”的一头。
这就起到了什么效果呢？
就是他利用魏忠贤，作为他的白手套，从而通过魏忠贤，使他真正地控制了朝政。
正是因为他通过魏忠贤控制了朝政，他才能够借着魏忠贤的这个白手套，从那些大地主、大商人的手中榨出钱来，使朝廷有钱可用。
那么，为什么朱由校能够想到，利用魏忠贤来作为自己的白手套呢？
这也是他从他的爷爷万历皇帝的屈辱生活中，领悟出来的。
他的爷爷万历皇帝，因为清除了对朝廷忠心耿耿的太监冯宝，导致再也没有忠于朝廷的太监可用，朝廷中就只有“东林党”以及与“东林党”作对的其它党派官僚。
而这些官僚相互争权夺利，却都不忠于朝廷、都不忠于皇帝。
所以，要想改变这个局面，朱由校就必须物色一批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太监，让他们去制衡那些替富人们充当打手的官僚派系。
这就是朱由校的策略，也是他的智慧。
他的这个智慧，是他从他的爷爷万历皇帝的屈辱生活中领悟出来的。
那么，他的异母兄弟朱由检，会不会同样具有他的这个智慧呢？
不会。
因为，他们兄弟俩，虽然只相差五岁，但是，就是这个相差五岁，就使他们具有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具有完全不同的对于这个世界的看法。
万历皇帝去世的时候，朱由校有14岁或者15岁，他这时候，已经是很懂事了。
所以，他是理解他爷爷的屈辱和辛酸的。
所以，他也肯定会思索、寻求破解他爷爷所面临的那种困局的办法。
但是，朱由检这时候，有多大呢？
朱由检在他爷爷万历皇帝去世的时候，只有9岁到10岁，这个年纪，他能够懂事吗？他能够理解他的爷爷，遭遇了什么吗？
那么，在朱由检的成长过程中，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听到的，又是什么呢？
他看到的，是“东林党”的人，一批一批地被魏忠贤拿下；他听到的，是“东林党”人的，浪潮一般的舆论宣传。
在“东林党”人浪涛一般的舆论宣传中，魏忠贤，肯定就是“恶贯满盈、罪恶滔天”哪。
所以，由于魏忠贤不掌握舆论工具，只做不说；他的皇兄朱由校，又不方便解释，也是只做不说。
这就导致朱由检，被“东林党”的舆论战给洗脑，他就认为他的皇兄朱由校是昏君，而太监魏忠贤，就是一个“大恶魔、大奸臣”。
这就是由于他的人生经历太单薄，生活圈子太逼仄，导致他的思维境界，太低了。
他没有看到世界的真相，却盲目地自以为是。
其实，他的皇兄临死的时候，是特别地嘱咐过他，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
只是，因为当时还有其他的大臣在场，所以，他的皇兄，也不能把话说得太明白，只是希望，他自己能懂。
可惜，当一个人，已经被一种存在于他的大脑中的固有意识所左右，这种意识对于他，就是一种惯性意识，那是很难被新来的外在意识所折服的。
魏忠贤死了，魏忠贤与“东林党”之间的政治平衡，就被打破了。
而在朝廷政治失去平衡的情况下，“皇权”，就没有凌驾于政治平衡之上的基础，他就很容易被一个单独的势力打倒在地，很容易被一个单独的势力踩在脚下。
更为严重的是，朝廷中的官僚，都是分派性的，都是在为他们各自的背后富人阶层服务的。
而最没有背景，最容易忠于朝廷、忠于皇帝的宦官集团，又被铲除了。
剩下来的宦官们，还敢忠于朝廷、忠于皇帝吗？
在被“东林党”所把控的朝政里，朱由检生活节俭，勤于政事。
可是，他所面对的局面，却是越来越艰难；他所接收到的噩耗，也是越来越多。
为此，他前后六下《罪己诏》，把一切责任，都归咎于自己的身上，希望，以此激励官僚们振作精神，努力工作。
但是，他的一切努力，换来的就是，他自己在梅山的歪脖树上，自缢身亡。
当时，他的身边，仅有一名太监。
他死时，是用长发遮住自己的面部，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
这样的打扮，据说是“无颜面对列祖列宗”的意思。
而在临死之前，面对大明王朝的灭顶之灾，他没有习惯地继续下他的《罪己诏》，而是面对群臣，悲愤地斥责：“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
他还说：“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
那么，魏忠贤早被他所杀，所以，魏忠贤不会是他所说的误国奸臣，而这些误国奸臣，是谁呢？
此时此刻，他又不由自主地哀叹：“忠贤若在，事不至此！”
是啊，满朝皆奸臣，只有魏忠贤是忠臣。
可惜，魏忠贤，又被他自己给杀了。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那么，我们从头再思考一下，这“崇祯之死”，说明了什么呢？
这“东林党”之祸，又说明了什么呢？
自从夏朝大禹传位于他的儿子夏启，建立“家天下”以来，这个“家天下”的核心人物，由天子变为皇帝，掌握天下大权，前后是有4000多年。
而天子或皇帝掌握天下大权，只能是掌握原则，掌握方向，他自己并不能亲自去执行这个原则，并不能亲自去执行这个方向。
天子或皇帝，必须要委托一些人，辅佐自己去执行这个原则，执行这个方向。
而这些辅佐天子或皇帝执行原则、执行方向的人，就是官，就是官僚。
官僚中的为首者，就是“首辅”，就是“相”。
那么，“家天下”中的天子或皇帝，是以家族的形式来掌握天下大权，这些官僚们，又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辅佐天子或者皇帝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也是以家族的形式，来辅佐天子或者皇帝的。
这就有所谓的“门阀世系”。
但是，由于“皇权”与“门阀世系”的矛盾纠葛，到隋唐的时候，那些“门阀世系”就被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寒门士子”为主的学者型官僚。
但是，学者型官僚们，是否就甘愿臣服于那些世袭上位的皇帝呢？
他们肯定不甘愿。
但是，以个体对个体，他们肯定又不是那些皇帝的对手。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型的官僚们，就会有意无意地，相互靠拢、形成一个集团。
他们以集团的优势，去对抗个体的皇帝，这样，就形成了“学阀”和“党派”。
而从“门阀”到“学阀”，这就不但是官僚们的家世背景给联合起来了，而且，官僚们的大脑，也给联合起来了。
这样，就导致这时的“学阀”，比当年的“门阀”，在能量上就不是几何数的增长，而是指数性的增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个皇帝，仍然仅凭你的个体力量，怎么斗得过那些由“学阀”控制起来的党派集团呢？
所以，“崇祯之死”，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聪明，而是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大。
那么，怎么才能够改变，这种“皇权”与“相权”之间不对等的现状呢？
这就要看，这个“皇权”的本质是什么？
“皇权”的本质，就是中央集权，就是把大家的权力集中起来，统一地替大家打造和维持一个大家所共同认定的秩序。
但是，这个中央集权，她只能有“家天下”的这样一种形式吗？
她就不能和那些官僚们所组成的党派一样，也采用一种党派的形式吗？
“寇可往，我亦可往”。
所以，面对官僚们通过“学阀”而形成的党派，中央集权，也可以通过一个“党阀”，来形成一个党派。
我以我全社会民众所支持的中央集权的党派，对抗他们由富人阶层所支持的“学阀”性的党派，这样，鹿死谁手，谁可料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