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在宋代,武将经商普遍存在,那么“宋代武将经商”有何特点?

在宋代,武将经商普遍存在,那么“宋代武将经商”有何特点?

唐末五代时期,藩镇势力拥兵自重,军阀为了增强自身的建设,普遍开展经商以扩大财源。

在有关宋代官员经商的历史记载中可以发现,宋代官僚集团,在参与商业经营活动时有诸多共性呈现,将宋代官僚集团分为武将群体和文官群体来看,二者在参与经商活动时的差异性也很明显,这些差异性,也正反应了宋代武将群体经商活动的特殊性。

武将经商活动规模庞大

在宋代,参与经商的官员受职务所限,必然无法在商业运营的全过程中亲力亲为,将经商的事项,交付他人是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文官和武将都是如此。

乾德四年五月,太祖曾下诏禁止官员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擅自经商:“自今其勿复令部曲主掌事务,及于部内贸易,与民争利。违者论如律。”

至道元年三月,太宗又下诏禁止“

文武官僚遣亲信于化外贩鬻

”,这两道诏令中的“令部曲主掌事务”,“遣亲信于化外贩鬻”可窥见委托代理人进行贸易是官员经商时的普遍模式。

文官经最常见的委托对象是僚属、仆从、家人、民间商贾。

宰相赵普“遣亲吏诣市屋材”,赵普在秦、陇二地贩运木材时派遣的人员是其亲吏。

真宗时期,身兼市舶使的广州知州张鉴委托对象商贾替自己走私海外,“以资付海贾,往来贸市”。丁谓被贬到崖州后雇佣一海外贩夫,“辄与数百络任其货易”以博取厚利。

仁宗朝,新知江州、刑部郎中萧固在桂州任职期间差遣僚属长途贩运,“令部吏市女口及差指挥入两浙,商贩私物。”苏辙在“论蜀茶五害状”中称“臣访闻陆师阂,去年自成都府移治永兴,仍取成都供给,有本府衙前杨日新者为之卖酒。”陆师阂指派衙中当差的杨日新为自己卖酒。

对比文官,武将掌握兵权,有军中士兵可供调度,在劳动力的使用上,具有触手可及的便利。

仁宗朝,庆历四年二月,滕宗谅“差兵士百八十七人,以驴车四十辆,载茶三百余笼出引,逐处不得收税。”在提及北宋时期武将经营商业活动的历史资料中,这是信息最详尽的一条记录,从“百余人,四十辆车,三百余笼货物”的记载可知,滕宗谅组织的这场贩茶贸易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了前文中委托数名僚属、仆从、家人、商贾的文官经商时的组织。

神宗朝,保州有将领组织军人烧炭、卖炭,“诸路州军多差兵级营置杂物,……所差兵士打柴烧炭,不任重役,往往投贼。兼先有保州烧炭,军员以纳课不充逃走。”从军人不堪劳役、无力纳课可知,将领将这些军人组织成生产队伍,分配劳动任务和赢利指标,烧炭卖炭俨然已是军中成体系的产业。

相比北宋,南宋的边境之患更加严重,武将在朝廷的地位大大拔高,武将集团的迅速崛起,使武将行事更高调张扬,随之带来武将经商规模的膨胀。

宋代,盐、酒作为受众群体广泛的国家禁榷品,商业利润极为丰厚。

也是武将组织贩卖活动时最常见的物资。

南宋武将利用军队中有大量劳动力的特殊性,从事走私贩卖盐酒等活动,其阵势之猖獗,民间尽知。

以致百姓都打着军方旗号,大肆贩盐。

此外还出现了“百姓依籍军兵声势私贩”,“军人、百姓结集徒众买私盐”的军民勾结卖盐现象。

可见军队平日里贩卖私盐时集体出动,阵势逼人,在民间影响极大,以至百姓中有不法者贩盐时,以冒充军队为策略。

因此,两宋的文官经商时多以委托僚属、仆从、家人、民间商贾若干名为主要经营模式,而武将动辄调度“百余人”乃至“八千人”参与经商活动,规模之巨,文官力不能及。

武将经商活动呈现常态化

在宋代,文官对于从商的态度各有不同,有文官希望成为商业经营者,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回报,也有文官保持清廉的态度,拒绝从事商业经营活动。

但宋代文官不管是否有意参与商业经营活动,都很难形成规模化、集体化的行为。因为文官在当时受政府管制、道德批判等压力过大,所以不少文官在从事商业经营时,都会三思而后行。

不过,宋代的武将却与文官群体不同,在当时,武将成为商业经营者已成为常态化。

宝元年间,元昊公开叛宋后,宋廷对西夏用兵多年,与辽国之间的形势同样紧张。

战事的频发导致用兵需求量激增,宋廷大量招兵,军费开销陡然增多。

为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分拨专门的回图贸易资金给将领,任其组织商业活动获取收益,并且这项专门款项有逐年增额之势。

由此激发了边境将领们,商业贸易的规模激增。

军队在这些贸易中获利丰厚,所得利润可达本钱的数倍。

嘉祐三年初,朝廷因考虑到“边事久宁”,曾一度对武将的经营活动叫停。

但在大量戍兵且军士衣食缺口严重的现实压力下,宋廷还是不得不复用旧法,出资给武将经营,助其牟利以贴补军用。

嘉祐三年初朝廷发布停止沿边各路回易的诏令,同年十月便下拨河东转运司绸绢十万“助籴军储”。

反映了在各军经费不足的窘境下,赡养军队是武将经营牟利的合理由头,朝廷即便有心整治也无可奈何。

纵观仁宗朝,军队营利性经营活动十分活跃,这是由战事增多直接导致的。

高宗南渡初期,武将经商活动的活跃度可谓达到两宋间的顶峰。

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吴玠与吴璘兄弟、刘锜等各家军营皆“赡军回易”,具体事例在前文中已有提及。

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在被罢兵权时,其军中财产陈列如下:回易利息及收簇趱积军须现在钱一百万贯,耕种并樁管米九十万石,在镇江府、扬州、楚州、真州及高邮县、江口镇、瓜州镇有正赐公使酒库、回易酒库、激赏酒库等共十五处。

可以看到,杭州城里军士酿酒、贩酒,民众和官府都习以为常,这一情景已融入杭州河岸的日常景象中,与寻常“商贾买卖骈集”无异,成为城市背景的一部分。

对比文官经商时动辄引发同僚抨击、民间非议,经商行为在武将群体中已成定式,不足为道。

相比普通民众经商,官员参与商业活动本身占据着常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在官僚集团中,相比文官,武将以国家资本为资金来源,以军中兵士为劳动力,占据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且在法律约束和公议舆论两方面,都享有更宽松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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