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关系上应以和为贵。任何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仇恨的政策都只能带来中华民族的衰亡败落，导致社会的大倒退、大破坏。
东汉以后，北方的游牧民族一批批地迁徙到了中原及周边地区定居，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内出现了各民族混居的情况。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氐羌、匈奴、东胡3大族系。北方的匈奴族自东汉末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臣服于汉朝，东汉朝廷划并州（今山西北部及陕西北部、宁夏河套地区)为南匈奴族的居住区域，定居的5000多个部落与汉族杂居，给予免除赋役的优待。南匈奴的部落头人单于享受列侯待遇，子孙承袭。南匈奴的上层人物逐步接受汉族文化，改姓刘氏。
曹操当权时又把南匈奴分为5部，选择部落首领为都尉，另派汉族官员为司马。左部都尉率部居于兹氏县一带，右部都尉率众居于祁县一带，南部都率众居于蒲子一带，北部都时率众居于新兴一带，中部都尉率众居于太陵一带。
曹魏末年，又有不少匈奴部陆续南迁。迁至中原地区的共有19个部落，在各少数民族中势力最为强大。原来活动于东北地区的东胡族系在汉朝初年被匈奴打败，有些部落移居到乌桓山一带居住，改称“乌桓”或者“乌丸”，帮助汉朝打击匈奴。东汉末年军阀袁尚诱使乌桓为他作战，被曹操打败。曹操把乌桓迁至内地安置，乌桓族接受汉族文化.改称桓氏。
其他的东胡族部落也随之逐步内迁，散居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最强大的是鲜卑族各部落，有居于辽河流域的慕容氏，甘凉地区的乞伏氏，河西地区的秃发氏，晋北地区的拓跋氏，原匈奴族活动地区的郁久闾氏（后改称柔然）等等
。
原来活动于今青海、新疆地区的氐羌族，与汉族的交往历史极为悠久。汉朝灭亡后，不少氐羌部落逐步内迁，散居在今天的川西、陇西地区。很多氐羌部落接受了汉族文化，改姓汉族姓氏，从事农业生产。
东汉末年至魏晋之交，中原战乱频繁，形形色色的汉族军阀豪强残酷压迫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驱使少数民族为他们去打天下，而不少野心勃勃的少数民族首领也企图混水模鱼，扩张自己的势力，进而仿照汉族的统治方式。称王称霸。尤其是很多内迁的少数民族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内迁后社会分化加剧。部族下层群众身受部族上层贵族以及汉族地主豪强的欺凌压榨，或者流离失所，或者铤而走险。
黄河流域的社会矛盾日趋复杂，民族关系日趋紧张。面对这样的形势，魏晋统洽者提出的对策却是煽动民族仇根，转嫁统治危机。曹魏末年名将邓艾任城阳大守时，向当时主政的司马师建议：“戎秋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需要深加提防。”对于内迁的匈奴族应该分而治之，不使其连通一气，对于已和汉族杂居的氏羌族也要加以甄别分居，防止少数民族的习俗破坏了汉族的礼教。他的建议深得司马师的欣赏，得到采用。
在晋朝大军平定江南后不久，侍御史郭钦就向晋武帝建议：
内迁的少数民族现在虽然驯服，可是难保将来不会闹事，万一少数民族起兵造反，少数民族的骑兵只要3天就可以进击洛阳。应该乘着平吴大胜的余威，把平吴的大军调到北方，并且将全国的死罪囚犯流放到河西及北方边缘地区居住“实边”，逐步把各少数民族逼出塞外。
这个建议没有得到晋武帝的首肯。
郭软的建议是直接向皇帝提出的，知之者不多。西晋元康九年(299年)，当时的山阴令江统公开上书朝廷，他的这篇《徙戎论》轰动一时，得到了统治阶级中很多人的赞赏，并对于后世也有着长远的影响。《徙戎论》宣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汉族皇朝统治中原，各少数民族听从皇命守卫边疆。而北方的“戎狄”各族最为狡诈，“弱则畏服，强则侵叛”商高宗、周文王、汉高相、汉文帝之类的贤明之君都无法使之归于良善驯服，不可抱有教化训导或与之和平共处的幻想。现在各少数民族居住在黄河流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然要惹是生非。为预防起见，他建议以武力为后盾，实行强制性的徒戎”，把各少数民族迁回塞外老家去。
《徙我论》虽然得到朝野中很多人的赞赏，可是当时西晋皇朝已发生“八王之乱”的空前内争，顾不上全面推行这项政策，而且边疆地区已发生少数民族首领起兵反晋的战事。就在江统上书的前一年，关中地区的一支氐族部落因不堪忍受汉族地主豪强的压迫及连年的灾荒，在首领李特兄弟的带领下，不顾官府的禁令，前往蜀郡求食，大批不同民族的饥民也道随李特人蜀。
妄想割据益州的刺史赵廞为了实现个人野心，先是笼路李特兄弟，想利用他们的号召力把这10多万流民变为他的私家武装。当他的阴谋败露后，他又实行武力镇压，杀死李特的弟弟李痒。李特和另一个弟弟李流率领流民起兵，杀死赵廞。西晋朝廷派出新的益州刺史罗尚来到成都，宣布赦免李特兄弟，但又按照（徙我论》的主张，逼迫流民必须在当年的7月以前离开益州。
李特代表流民请求在秋收以后携粮离开，罗尚一概不准，出动军队驱赶流民。流民们忍无可忍，推举李特为“镇北大将军”，攻打成都。这场战争打了几年。李特与部下约法三章，严明军纪。而罗尚则贪残无度，益州百姓歌谣：“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后来李特、李流先后战死，他们的侄子李雄率众占领整个益州地区，自称成都王。这个由氐族首领建立的地方性政权后来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占据今四川及云南、贵州部分地区，维持了40多年。
氐族首领李特率众起兵，宜告了西晋统治者排斥、压迫内迁少数民族政策的破产，是内迁各少数民族在晋朝统治大动荡时起兵反晋的信号。就在李雄称王的同一年(304年)，匈奴首领刘渊也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
和李特兄弟一样，刘渊也是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少数民族首领。他是匈奴冒顿单于的后代，由于汉高祖曾与冒顿约为兄弟，所以冒顿的子孙内迁后都改姓刘氏。刘渊家几代居住在晋阳，他自小学习儒经，精通《春秋左氏传》，青壮年时长期在中原朝廷任职，西晋时被任命为匈奴北部都尉，深得人心。
刘渊比晋朝统治者更有政治头脑，不受晋朝统治者鼓吹的民族仇根政策的影响。起兵时，有些匈奴族首领主张：晋朝把我们当奴隶，我们起兵是要恢复呼韩邪单于的大业。而刘渊却说：消灭晋朝就如摧枯拉朽一般的容易，但要争取汉族人的拥护就不容易了。汉朝的恩德久远，刘备才能以益州一州之地与中原抗衡。我们是汉朝的兄弟，重建汉朝就能获得汉族人的支持。出于这样的考虑，他定国号为“汉”，尊奉汉朝皇帝为自己的祖先，力图推行民族和解政策。
可惜的是，他的部下并不能领会他的用心，相反大多数将领都以残杀、迫害汉族人民为能事。他的平晋大将军刘景进攻洛阳，在延津打败晋军后，一次就屠杀了无辜的汉族人民3万多，所到之处，一片废墟。
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即位，他虽然博通经史，文武双全，但却残暴异常，他放弃争取汉族人民拥护的政策，代之以民族仇杀、民族压迫的政策。在攻下洛阳后，纵兵烧杀抢掠，将残存的晋朝官员满门抄斩。战争中胜则屠城，败则驱赶汉族人民迁往自己的都城平阳地区。刘聪推行“胡汉分治”，在其统治的并州地区，汉族人由左右司隶统管，匈奴及其他少数民族则设匈奴单于左辅、右辅统管。
到刘聪的族弟刘曜称帝后，进一步推行民族压迫政策，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不再尊汉朝皇帝为祖先，立自己的儿子为大单于，把各级官员都改为匈奴首领称呼，一律由少数民族相任，汉族人只能是被统治者。
s由匈奴族建立的这个割据政权存在了20多年，就被另一个国号叫“赵“的少数民族政权消灭了，这后一个赵国（史称为后赵)的创始人羯族的石勒，石勒出生于个定居在并州上党武乡的羯肤小首领家庭、由于阶级分化。石勒少年时。家中已是赤贫，只得替人打短工做“田客”为生。
西晋未年上党地区遭遇天灾人祸，石勒和一些羯族青年出外远荒，被晋朝的官员当作逃奴追捕，好不容易才得以逃脱。走投无路之际，得到一位有良心的晋朝官员郭敬的接济。石勒感激不尽，就向郭敬献策说：现在饥荒严重，羯族人无以为生，您可以劝羯族人到冀州去逃荒，到了那里再把羯族的青壮年卖给当地人做奴隶，您可以得到一笔奴隶的身价，羯族人也可以得到一条活路。
郭敬听了虽然动心，可他官小位卑，做不了这事。不久，晋朝的并州刺史、新蔡王司马腾果真大规模地开始实行一整套民族迫害或策。司马腾下令在并州搜捕羯族青年，每两个人套上一个木枷，押解到冀州去出卖为奴。石勒也在其中，被卖到冀州茌平(今属山东)一户人家当耕奴。好在主人见他面貌奇特，勇武有力，在奴隶中很有号召力，怕他领头闹事，就把他放了，石勒善于相马，被当地的一个豪强汲桑雇去放牧马群。西晋末年诸王混战，冀州成为战场，石勒纠集18个同伙乘乱为盗、汲桑坐地分赃。后来汲桑起兵反晋，石勒就成了急先锋，首先攻破新蔡王司马腾盘踞的邺城，杀死司马腾，将邺城烧杀一空。
石勒的遭遇只是当时贫苦少数民族人民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从他的道遇中可以看到西晋统治者及地主豪强对于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压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压榨促成了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汉族统治阶级，甚至对于汉族人民的极端仇视。石勒起兵后出于这种仇视情绪，大肆屠杀晋朝官员，他的军队极具破坏性，战斗力也很强。在汲桑死后，石勒先投奔刘渊，但很快就自立门户，割据冀州。
当319年刘曜政国号为赵时，石勒就在同一年也自称赵王，建都襄国。石勒不识文字，但喜欢听人讲读《左传》《史记》等历吏书籍，自称：我要是遇上汉高祖，就该俯首称臣，和韩信、彭越之流一起为汉高祖打天下；要是遇上东汉光武帝，可以和他逐鹿中原同争天下，不知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就该光明磊落，不能像曹操、司马懿父子那样欺负孤儿寡母。石勒仇视晋朝高官，但却懂得任用下层汉族读书人为自己出谋划策，比全然排斥汉族人的刘曜要高明得多。
他自立门户后不久，就组织汉族读书人为“君子营”，掌管文书簿记，还任用汉族读书人张宾为主要谋士。因此石勒的势力后来居上，终于攻灭前赵，基本统一北方。不过后赵依然是一个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政权，石勒规定羯族人为“国人”，是统治者；汉族人虽然可以做官，但只能做小官、参谋宜，不可做独当一面的主官。禁止讲“胡”字，连“胡饼”也要叫“麻饼”。只是他本人对汉族官员还比较宽容。
有一次，一个羯族军官喝醉酒骑马冲入皇宫，石勒大怒，把守门官找来问罪，守门官是个汉族人，惊惶失措地说：刚才有个“醉胡”冲进来，和他讲话他也不懂。石勒笑了，说：“胡人正自难言。”石勒任命汉族人樊坦为参军，有一次召见樊坦，见樊坦衣衫破烂，就追问原因。樊坦一时忘记忌讳，说：前不久遭到一伙无道羯贼”抢劫，家财荡尽。
石勒笑着说：“羯贼”如此残暴，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发现失口，赶紧磕头请罪。石勒说：我的法律只对俗士，与你老先生无关。随后赏赐给樊坦一大笔财宝。
石勒称帝后不久就病死了。他的子侄们为了争夺帝位大打出手,最后的胜利者是石勒的侄子石虎。石虎行伍出身。登上帝位后一味迷信武力，穷兵黩武。有一次出动18万大军游猎，自已站在高处观看，得意洋洋地说：我父子有如此军队，还怕什么天崩地裂！自认为无论怎样倒行逆施都不会得到惩罚。
西攻凉国，南征东晋，北伐前燕：又迁都邺城，大兴土木，征发几十万百姓为他兴建宫殿，在民间征集13至20岁的美女3万多人以充后宫，拆散无数家庭，逼死无数良民。为了镇压异己，特立“私论”“偶语”法令，恐吓臣民。这样暴虐的统治竟然也维持了15年之久，直到石虎病死为止。石虎的子侄之间又爆发了争夺帝位的残酷战争，掌握重兵的石虎的养子冉闵乘机夺取皇位。
冉闵原来是魏郡内黄（今属河南）的汉族人，他的父亲在12岁时就被石勒收为养子，改姓为石。冉闵少年时就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很快就成为石虎的宠将。夺取皇位后，冉闵改国号为“大魏”，恢复自已的冉姓，史称冉魏。冉闵大肆屠杀石氏子孙，又怕羯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造反，他就仿照西晋统治者的办法，通过煽动汉族对少数民族的仇恨来获取支持。
他先是下令凡少数民族持有武器者格杀勿论。邺城的少数民族见汉族人当了皇帝早就惶恐不安，听说了这个法令，纷纷潜逃出城。冉闵索性下令大开城门，宜布：与我同心者进城，与我不司心者出城。百里以内的汉族人纷纷进城，而城里的少数民族纷纷出城。冉闵见只有汉族人支持自己，就下令对少数民族进行大屠杀，凡汉族人能杀死一个“胡人”，把首级送到凤阳门下的，文官官升3级，武官拜牙门都尉，百姓赐爵。
冉闵也亲自带着卫兵到处搜寻少数民族。当天邺城就有上万的少数民族被杀，几天内中原一带的少数民族被屠杀了20多万，也有的汉族人只因为鼻子长得高一点、胡须长得密一点就被误杀。
冉闵征发30万大军进攻石氏后赵政权的老巢襄国，又通知东晋，请求东晋派兵一起“灭胡”，可是东晋政权却不予理睬。冉闵的民族仇杀政策使得久居内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被迫逃往边疆，各少数民族割据政权联手抵御冉魏的进攻。冉闵虽然经反复苦战彻底消灭了羯族石氏政权的残余势力，但被鲜卑族的前燕打败，冉闵被俘杀，这个以煽动民族仇杀起家的政权前后只存在了3年就灭亡了。
然而，冉闵的民族仇杀政策逼迫大批早已在内地定居的少数民族人民逃往塞外，原来居住在边疆地区的汉族人民为躲避少数民族的报复，纷纷迁往内地。流民充斥道路，饥寒交迫，尸横遍野，造成惨绝人寰的大破坏。从西晋统一至冉魏的灭亡，60多年间，黄河流域的汉族及内迁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遭受了空前的苦难，这个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地区也遭到巨大的破坏。
在古代的史籍上，古代史学家把这种苦难和破坏全都归咎于内迁的各少数民族，所谓“五胡”即：匈奴、羯、鲜卑、氐、羌，这一段历史被称之为“五胡乱华”。绝大多数古代思想家都对江统的《徙戎论》赞不绝口，认为晋朝统治者没有接受江统的建议是导致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反映了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反映了宣扬民族歧视的封建史学“正统”。
从我们以上的叙述中，不难发现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谁。西晋皇朝及前赵、后赵、冉魏政权所推行的民族压迫、民族仇视政策才是造成这种苦难和破坏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一直有赖于各民族的交往与融合，汉族本身就是融合了先秦的诸夏族及北方、南方各族而形成的。本来东汉以来各少数民族的内迁形成了北方各民族融合的机会，少数民族人民向汉族人民学习先进的农耕技术，汉族人民向少数民族人民学习畜牧技术，各民族之间经济上互补有无，文化上互相影响，对于各民族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魏晋统治者却推行了一整套民族压迫政策，在经济上奴役各内迁的少数民族，汉族地主豪强肆意压榨“胡奴”胡婢”“胡佃”，像石勒那样的苦难遭遇是当时少数民族下层贫苦人民难以逃脱的命运。
有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也深受汉族皇族、贵族的奴役，如羌族的部落首领姚馥就曾长期为晋武帝牧马。在政治上魏晋统治者力图控制各内迁的少数民族，千方百计加以监视，向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索取人质，还经常驱使少数民族人民出战，去为他们攻打政敌、镇压异己，用此族出征彼族，妄想让各少数民族自相残杀，甚至还打算把所有内迁的少数民族全部赶到塞外去。
在文化上汉族统治者视各少数民族为野蛮人人，比之为兽类，认为胡俗将破坏汉族的礼教传统，千方百计要隔绝各民族的交往。这种民族迫害政策必然会引起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而一些少数民族的贵族首领也有意宜扬民族仇恨，在仇视、压追汉族人民的基础上推翻西晋皇朝，建立自己的统治。这样一来就促使民族矛盾日趋激化。阶级矛盾被民族矛盾掩盖，各类社会矛盾通过民族冲突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得这一时期的民族矛盾冲突格外激烈、残酷，造成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民族悲剧。这是多么惨痛的历史教训！
另外，仅就所谓“徙戎”政策进行分析，也可以发现，这项政策既野蛮粗暴，又没有任何实际可行性。要将已内迁几干年、上百年，已定居两三代的上百万少数民族人民驱赶到几百里外的塞外，即使没有遭到强有力的武装反抗，仍然需要动用相当数量的军队和物资、修建多条道路才可能实现。而且少数民族迁出后，还要从其他地区迁入上百万汉族居民。这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要承受这样的代价是难以想象的。正因为如此，魏晋统治者才没有采纳徙戎”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