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博
宋朝皇帝对于江南，始终感觉到文化上的压力，因而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文化水平，到宋徽宗终于从文化上傲视江南，因而也就特别嚣张狂妄。
江南文化上承东汉以来的士族文化，经过儒学-玄学-佛学-文学的演变，成为士族圈子的准入门槛，唐代考察文学才能的进士科甩开其他科目，也是因为全社会心向士族文化，朝廷不得有所妥协之故，宋朝皇帝对文化的倾慕亦然。
所以，宋朝固然有新兴的平民社会，但贵族风范也尚有留存，二者合起来铸就了两宋的辉煌文化，如果换了明清的统治者，自惭形秽之下索性直接把江南毁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宋朝虽然仍是秦制国家，但宋太祖兄弟对艺文的重视，显示出暴力向传统低头的一面，值得褒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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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为什么要跟李煜斗诗
开宝八年（975年）十月初一，在被宋军重重围困的金陵城（今江苏南京）里，江南国主李煜，决定派遣南唐文坛名重一时的文臣徐铉前往开封面见宋太祖乞求宋军停战罢兵。
这时的金陵已在宋军的围城之中，度过将近一年最困难的时光。就在上一年，即开宝七年（974年）十月，宋太祖正式命将出师，让名将曹彬率领宋军主力大举南下，誓要彻底解决掉南唐这个南方最大的割据政权，扫平江南，一统天下。
一年来，宋军虽然未能速战速决攻下南唐的都城金陵，但在金陵城的外围一直小胜不断。南唐的军心民心已然涣散不堪，金陵城的陷落只在旦夕之间。此时的李煜君臣，只有寄希望于向宋朝求和停战成功，以求继续苟延残喘。
当日，徐铉一行出城后，宋军主帅曹彬派人将他们送往宋朝的都城开封。徐铉在江南文名甚盛，素来以文章言辞的巧夺天工为时人所称许。此次开封之行，南唐君臣期盼的就是他能凭着那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宋太祖撤军退兵。徐铉最初也颇以此自负，“将以口舌驰说存其国”。
此时的才子徐铉，虽然是个年近六十的老人，但在江南已成名多年。
史称徐铉十岁就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与南唐朝中另一位名满天下的文士韩熙载齐名江南几十年，“江东谓之‘韩徐’”。
然而这时，韩熙载早已不在人世。五年前，也就是开宝三年（970年）九月，韩熙载以将近七十高龄寿终正寝于金陵官舍，幸运地躲过了南唐的亡国之祸。
其时徐铉还提笔为他写下了一篇墓志铭，亲自送别了老友最后一程。他在文中回忆了自己与韩熙载的君子之交，“一言道合，倾盖如故”，也伤痛故人的离去，“一生一死，何痛如之”。
韩熙载是五代宋初江南最负盛名的文艺界大咖。他不但文章写得好，又精通音律，书画亦称得上是当世一绝，可以说是文艺圈的全能型人才。
徐铉夸赞他，“审音妙舞，能书善画。风流儒雅，远近式瞻”。连宋人也经常想望其风采。宋神宗时的名僧文莹在《湘山野录》中夸赞韩熙载乃“神仙中人”，称得上是多才多艺，“审音能舞，善八分及画笔，皆冠绝”，不但有着过人的音乐、书法和绘画的才艺，而且还是个大帅哥——“风彩照物”，每次出城游玩，都会引来人群的围观，大家都喜欢聚在他身边听他谈笑风生，完全不知疲倦。
传世名画《韩熙载夜宴图》表现的正是五代宋初江南士大夫的文艺娱乐生活。
画中的场景表面上是在描绘韩熙载与宾客们是如何纵情声色、纸醉金迷，其实却深刻地反映了江南才子们在日常休闲娱乐中的多才多艺，那种文艺互动性上的娴熟和优雅，令文人学子和达官贵人神往。
画面中，韩熙载时而聚会听乐，时而凝神观舞，时而击鼓助兴，他不但是这场文娱晚会的“金主”，更是导演和主演。
韩熙载自己就是文艺圈的明星，而普通的土豪，则只能花钱追星，一边喝酒，一边喝彩罢了。连南宋大诗人陆游也不得不感叹韩熙载“才气逸发，多艺能，善谈笑，为当时风流之冠”。
韩熙载这些江南有文化的权势之家的玩法，是当时宋朝的那些没文化的新贵们想都想不出来的。太祖来自民间，他能想到的奢华生活，只是一般的声色犬马而已。
宋人记载了一个太祖爱民如子的故事，其中最值得玩味的是，太祖担心富贵人家的子弟没有民间生活的经验，很难当个好官，他常常不无忧虑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贵家子弟，唯知饮酒弹琵琶耳，安知民间疾苦！”饮酒弹琵琶，大概就是太祖能想到的最文艺的生活了吧！
徐铉能与韩熙载齐名多年，自然也是文采风流、言辞便捷。南唐后主李煜对徐铉此次入汴之行寄予厚望，金陵城被围后，南唐京城之外最大的一支生力军是屯驻在湖口（今江西九江）的“上江兵”，由神卫军都虞候朱令赟统率，“拥众十万”，因此李煜多次派人带着诏书前去湖口，让朱令赟带兵驰援金陵。
朱令赟以后方不稳，一直不敢进兵。然而在徐铉临行前，李煜却对徐铉说：“你既然要前去开封谈和，（为表示求和的诚意）我当立即派人让上江援兵停止进兵，不要他们东下来援了。”
徐铉听后立即劝道：“臣此次前去，未必能够排难解纷，现在金陵城中大家都盼着援兵来，人心士气全靠这个支撑，陛下奈何要阻止援兵前来呢！”显然，徐铉这时也没有多少信心能够说服宋太祖撤军。
虽然做了最坏的打算，徐铉一路上还是在努力筹划如何说服太祖的办法，制订了一套非常详细的预案，“日夜计谋思虑，言语应对之际详矣。”
事实上徐铉当时虽然人在江南，名声却早已驰誉中原。后来在太宗朝跟徐铉成为同事的文臣、太宗时的宰相李昉回忆说，徐铉在江南，因为多次担任馆阁文职，得以饱读南唐宫廷的藏书，因此成为博学多识的大学者——“连任书府，繇是经史百家烂然于胸中矣”。
除此之外，徐铉还擅长撰写“诏书诰命”，是江南朝廷的文宣喉舌和制诰大手笔，“落笔洒翰，应用无穷，皆混然而成，有雅正之体”。时人认为，论风流他不及韩熙载，论文采则过之。
李昉说，徐铉的制诰文章，“当时名士如韩熙载者无敌”。其时宋朝的兵部侍郎王祐，恃才傲物，一般人他都看不上眼，却常常在人前说，当今人物只有徐铉才称得上是“文质彬彬，学问无穷”。另一位宋朝的文臣陈彭年更是夸张地称许南唐时代的徐铉是“当代文宗”。
可以说，宋朝的群臣早就听闻徐铉的大名，在等待徐铉前来的日子里，宋人竟然在另外一个战场上如临大敌，严阵以待。
太祖的大臣们都纷纷跑来劝太祖早做准备，他们劝太祖说，徐铉此人“博学有才辨，宜有以待之”。徐铉到了开封见到太祖，留下了许多传说，太祖那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金句正是在和他辩论之际脱口而出的。
不过，我觉得太祖与徐铉的各种“名场面”中，最值得玩味的故事，是武将出身的太祖在徐铉的挑唆下，不得不在宋朝自己的大殿上与“诗人皇帝”李煜隔空赛诗。
据说，徐铉见到太祖后，竟然大言太祖“不文”，也就是想借炫耀李煜的“有文化”，从而让“没文化”的太祖失去圣王的天命，在自惭形秽后主动放弃吞并南唐的妄念。据说，他在大宋的朝廷之上，“盛称其主（李煜）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
说罢，他当场给宋朝君臣背诵起了李煜的诗，并夸耀李煜，“《秋月》之篇，天下传诵”。说着说着，就吟唱了起来。太祖这时竟大笑起来，说道：“寒士语尔，我不道也！”这样的穷酸秀才的诗句，太祖当然不屑为之。
可是徐铉却质疑太祖不是不屑写诗，而是不会写诗，他当即用犀利的言辞怼上了太祖：“大话谁都会说，有本事写一首诗看看。”
殿上的群臣听到徐铉如此的挑衅之语，都被吓得睁大了眼睛——“惊惧相目”。他们觉得太祖一介武夫，写诗当然写不过李煜，徐铉在这个场合哪壶不开提哪壶，如果让太祖下不了台，碰到逆鳞的后果，恐怕当场就有血光之灾。
可太祖听后，却从容淡定地说：“我当年混迹江湖的时候，曾游历关中，在归来的路上，经过华山脚下，醉酒之后，倒卧在田间就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睁开眼睛看到一轮明月升空，一时感触，曾吟出一句诗：‘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
月亮没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一片黑暗，可当明月腾空之际，四海天下都被照得通亮了。如此描写月亮，岂不比风花雪月的月亮大气多了。徐铉听罢，不禁心头一震，吓得立马在殿上连呼万岁。
宋太祖这句诗，虽用语平常，却对仗工整，兼以气象雄浑，文气劲健，确有开国之君的规模气度。反观李煜的诗词，美是美，但尽是些风花雪月、忸怩作态的亡国之辞。这样一比较，两位皇帝的诗词大赛已经高下立见了。
显然，徐铉和朝堂上太祖的臣子们都低估了他的文学天赋。青年时代的太祖，吟诗作赋，也是信手拈来，并不是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江湖少年。太祖还是会写诗，也懂诗的。
就在徐铉一行来开封的当年，开宝八年（975年）年初，太祖还亲自主持了当年的科举考试。史书记载，当年二月二十五日，太祖在“讲武殿”主持了新科举人的考试，他亲自出了诗、赋考试的题目。
这次考试还有当时尚在南唐统治下的江南进士跑来参加，虽然考得不好，但考虑到他们“间道来归”的一片忠心，也给了他们比进士出身稍差一点的“三传出身”。
打仗不行，打嘴仗也输了之后，徐铉当然只能黯然离场。两个月后，李煜眼见大势已去，开城投降，宋军在曹彬的率领下开进金陵城，在江南立国近四十年的南唐（其实在亡国前多年，南唐就早已慑于宋朝的淫威，自去国号，改称“江南”了）就此告终。
金陵围城之中的这段太祖与后主比诗的小插曲，预示着在宋军于战场上打服南唐之前，宋朝皇帝已经靠着自己的文艺才能折服了江南。
然而，这个故事表面上看起来是太祖赢了，其实反映的却是宋初君臣在文化上的不自信，要真论吟诗作对，太祖的文采风流当然不及李煜。久经战乱的中原，在文艺上的水准自然也整体上不如自唐代以来承平日久、繁华依旧的江南。
对于江南才子，太祖是羡慕的。徐铉此行，尽管没有达到劝服太祖缓兵的目的，但太祖还是对他礼敬有加，并没有因为他即将成为亡国之臣而折辱于他，史称“上虽不为缓兵，然所以待铉等皆如未举兵时”。
李后主虽然亡了国，但他在文化上给宋人的压力，一直要到北宋末年“文采风流胜李主百倍”的宋徽宗出现才真正消散。只是那时风水轮流转，面临亡国之忧的一方成了宋朝自己。
宋太宗为什么要追求多才多艺
其实，宋太祖作为马上皇帝，最喜欢的还是打猎，对艺文的兴趣非常有限。文化才能更高的宋太宗，也仍然热衷于踢球等体育运动，并不只对艺文感兴趣。不过，太祖在日常生活中不太静得下来，而太宗其实是喜静不喜动的，因此，他在“静”的方面，发展出更多更符合皇帝身份的爱好。
琴棋书画是文人雅士的必备技能，太宗在琴、棋、书三项上都有相当高超的造诣。江湖传言，太宗曾经亲自设计和制作过乐器中的极品“九弦琴”和“七弦阮”。
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僧人文莹对太宗的九弦琴和七弦阮非常感兴趣。众所周知，古琴一般都是七弦，分别称为宫弦、商弦、角弦、徵弦、羽弦、文弦和武弦。他到处打听，才知道，太宗所制的这张九弦琴，“盖以宫弦加廿丝，号为大武；宫弦减廿丝，号为小武；其大弦下宫徽之一徽定其声，小弦上宫徽之一徽以定其声。”即以宫弦为基准略作损益变化，得以增加大武和小武二弦，加上原来的七弦，是为九弦。
但这只是一个传说，文莹并未见过实物。后来他到开封，遍寻九弦琴和七弦阮不获，有宫中的“待诏”（在皇宫里为皇帝提供文艺服务的伎术官）跟他说，九弦琴和七弦阮都收藏在宫中秘府，连他们都没看过，你就不用到处去找了。文莹只得悻悻而归。
太宗的棋艺在当时也可称一流。太宗时代有名的神童才子杨亿，晚年回忆说“太宗棋品至第一”。平时陪他下棋的人很多，其中棋待诏贾玄水平最高，“臻于绝格”，时人都把他比作唐玄宗时名震天下的棋待诏王积薪。贾玄因好酒贪杯，英年早逝，太宗一度非常伤心。
大臣之中，有潘慎修、蒋居才等人棋艺也不错，据说到了三品的境界。内侍宦官中，陈好玄的水平最高，达到四品境界，他们也经常陪太宗下棋。
由于宫中以太宗棋品为最高，没有敌手，自贾玄以下，都要“饶棋”（让棋）才行。其中大臣潘慎修与太宗对弈时，常受四道饶棋，而且即使如此，他也招架不住太宗的凌厉攻势，曾写诗感叹：“如今乐得仙翁术，也怯君王四路饶。”
太宗的棋术是否真有如此高绝的水平，我以为当不得真，待诏和大臣们很可能是逗他玩的，看看潘慎修输棋输得这么开心就明白了嘛。
另外，太宗对棋局的套路布局也有深入的研究，相传他曾亲自设计了所谓的“弈棋三势”，一曰“对面千里势”，二曰“天鹅独飞势”，三曰“海底取明珠势”，并且画成“棋图”颁赐给近臣。
大臣和待诏们最初都看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经太宗指点解释后，才纷纷“叹服神妙”。此后宫中的待诏们还经常用太宗的“三势”进行演练，并且把每一局落子的过程都记录下来画成“棋势图”，一一收藏。
宋初著名的文学家王禹偁，在太宗晚年曾任翰林学士，正好碰到太宗赏赐这套三势棋谱，他后来还写诗夸赞太宗多才多艺，诗中有云：
太宗多材复多艺，万机余暇翻棋势。
对面千里为第一，独飞天鹅为第二。
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阵堂堂皆御制。
中侍宣来赐近臣，天机秘密通鬼神。
这首拍马屁的诗写得意趣干枯、用语粗糙，读起来真的是味同嚼蜡，就算在专门为了颂圣谀主的应制诗中也是写得较差的，显然作者是没怎么用心。诗人可能真的没法对太宗的才艺有发自肺腑的欣赏，反倒写出了被迫营业的无奈。
虽然宋初承五代战乱之后，文坛一度有些萧索，整体来说，这个阶段的宋诗确实水准有限。但王禹偁却是宋初诗人群体中少数能够在文学史上留名的人，按理说不至于写成这样。
琴棋书画中，太宗最自豪的是书法。宋人夸赞太宗的琴技和棋艺，或许有帝王自带的主角光环，但太宗的书法是真拿得出手的才艺。
“文书行政”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得以平稳运行的制度保障，每个合格的皇帝，应该每天都是处于奋笔疾书的状态。想必即便是太祖，在当上皇帝以后，他用笔的时间也远远多过于用剑。
打天下要用剑，治天下得用笔。太祖最有名的写字故事，是开宝五年（972年）八月给京西转运使李符亲笔题写“李符到彼，似朕亲行”的八个大字，李符拿到这幅太祖的亲笔御书后，把这八字做成一面大旗，为一路上的视察工作增加了不小的助力。
宋人很少有机会见到太祖的字，北宋末年，趁着改建秘书省的机会，徽宗曾经亲自捧出一些太祖的书法真迹给大臣们观赏，并且夸耀太祖的书法也是一流水准。他说：“世人只知道太祖皇帝靠着神武平定天下，却不知太祖是天纵圣学，他的字其实也写得非常漂亮！”
蔡京的儿子蔡絛，正好参加了这次徽宗组织的秘书省观书会，因此有幸见过北宋宫廷中收藏的太祖书法。
他说：“太祖书札有类颜字，多带晚唐气味，时时作数行经子语。又间有小诗三四章，皆雄伟豪杰，动人耳目，宛见万乘气度。”有意思的是，太祖的落款，往往自称“铁衣士书”。
铁衣寒光，戎服挺立，如此自称，可见太祖始终不改武将的本色。有史料记载，太祖晚年曾私下抄写《金刚经》默默诵读，被前来奏事的赵普撞见，太祖特意叮嘱赵普不要向士兵们泄露此事，还说，“有人见到了这个事情，要是问起来，只需给他们说朕是在读兵书就行了。”
大概是因为抄写《金刚经》这种菩萨心肠，与杀伐果断的统帅形象不符。何况前方将士正在浴血奋战，怕他们知道了有损士气。
太祖的字，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底子，同时又受到晚唐书风的影响。晚唐书家最有名的是柳公权，柳字的根基就是颜字，而在颜字的基础上又稍加变形，形成了严峻刚劲、锋芒凌厉的特点，正与蔡絛评太祖书法“雄伟豪杰”的特点相合。
太祖传世书迹不存，不过如想体会太祖书法的风貌，可以去看在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宋代尚意书风之前，一般的书法家的字。如北宋前期的石延年（字曼延）的书法风格，范仲淹说他是典型的“颜筋柳骨”，刚劲挺拔，气势撼人。后人从中大概可以看到太祖书法的影子。
宋人看重太祖的字，是书以人贵，而太宗的字却是真的好，他在书法上是下过大功夫的。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 十一月六日，真宗把太宗的遗物——“镂文红管御笔”，拿出来赏赐给宰相王旦等人，顺便跟他们聊起自己多年来看着父皇勤练书法的往事。
他说：“先帝处理完政事，常常一有空就拿起书法字帖开始观看揣摩，没事时就一心钻研笔法，只要看到某个书法家的字体精妙，就一定会花功夫去学，而且只要想学，就一定能学得成。朕以前在宫中陪侍先帝的时候，曾见他为了学好古代大书法家钟繇的字，从早到晚都在练，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
为了练好字，太宗经常于深夜在内东门北偏的小殿里点上蜡烛，召集侍书和待诏、书艺等宫廷伎术官前来和他一起切磋，经常搞到半夜三更才肯就寝。太宗身为皇帝，写字虽是必备的技能，但稍微写得差一点，其实也无妨。但太宗写字，显然是奔着成为一流的书法家的目的去的。
太宗何以在练字这个事情上如此苦心孤诣呢？对此，太宗晚年有一段独白，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至道二年（996年）六月五日，太宗让身边的宦官拿着他写好的飞白书作品二十幅赏赐给宰相吕端等，吕端等人得到太宗的“御书”后，一起跑到便殿来“称谢”。太宗趁机跟大臣们聊起了他自己练习书法的初衷：“朕君临天下，复何事于笔砚？但中心好之，不能轻弃。岁月既久，遂尽其法焉。向来有江浙人称能小草书，朕因召问之，殊未知向背，但务填行塞白，装成卷帙而已。”
此时离太宗去世不到一年，这段独白可谓是他对自己一生练字的总结。这番话概括起来，要点有三：一是自己真的喜欢书法；二是自己长期写字练字，时间久了，自然就掌握到了书法的诀窍；三是可以在江南文人面前显摆一下。
我认为，在这段总结里，以自己的书法成就去跟江南文艺界争胜，才是太宗几十年如一日地勤学苦练的真意。
宋人朱长文赞许太宗的书法，“体兼数妙，英气奇采，飞动超举，圣神绝艺”。流行的篆、隶、草、行、飞白、八分等多种书体，太宗无不精通，“而草书冠绝”。
太宗的书法以草书为最佳，他也颇以此自负。太宗早年学习二王的书法打下了不错的根基，之后靠着丰富的宫廷收藏，得以遍观晋唐以来草书名家的笔迹，吸收各家之所长，加上身为皇帝，可以高价打造专用的书写工具，如前文提到的太宗御用的镂文红管笔，在笔墨精良和笔法精妙的双重加持之下，太宗的草书确实粲然可观。
从收录在北宋人潘师旦所刻《绛帖》中的太宗草书诗帖中，可以见到，太宗的草书下笔果断明快，线条匀净爽滑，结字雍容华贵，文雅之气跃然纸上。
江南文化的发达给宋初宫廷造成的压力，太祖已领教过。太宗时代，放眼天下，最有名的书法家，正是那个在亡国之际还幻想着以江南的文采风流与太祖争胜的徐铉。
一天晚上，太宗突然把陪他写字的“书学”葛湍叫来，问道：“徐铉的草书写得怎么样？”葛湍回答说：“徐铉一向用心于籀篆书体，草书不出名。”太宗于是兴致大好，继续问葛湍：“徐铉见过朕写的字没有？”葛湍说：“陛下的书法深藏宫中，臣子们除非得到诏书赏赐，否则没有机会见得到。”太宗听后大喜，当即从一堆自己的书法卷轴中抽出两幅递给葛湍，说：“一幅赏赐给你，另一幅你带去赏给徐铉。”
徐铉一向以篆书写得好而闻名，因此与唐代的李阳冰齐名，《宣和书谱》认为，“识者谓自阳冰之后，续篆法者惟铉而已”。篆书在唐宋时代，在士大夫的日常书写中基本用不上，因此没有太大的书写实用价值，所以大多数人都弃而不学，精于篆书者寥寥无几。徐铉精于字学，又喜欢写篆书，还有一定的功底，因此擅名士林。
事实上，行草书才是宋人日常书写中最常用的书体，徐铉平时作文写字经常用到的肯定也是行书或草书，这方面的水平应该也不会太差。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私诚帖》，是唯一一份传世的徐铉书迹，虽然称不上一流水准，但也颇得颜体行草书的精髓，同时又用笔有籀篆意，结字舒展而丰腴，正是晚唐五代以来流行的书风。
抛开篆书不谈，太宗在行草书上的造诣终是略胜徐铉一筹，大宋皇帝在文艺才能上胜过江南才子，足以震撼宋初的文艺圈。
除此之外，太宗在书法上还有一重要成就是将几近失传的“飞白书”重新发扬光大。雍熙三年（986年）十月，太宗以“ 飞白书”写了几幅字送给宰相李昉，并说：“朕退朝以后，并没有虚度光阴，除读书以外，也经常练字，楷书、草书都在练，最近又学习了飞白书。写字虽然谈不上是什么帝王事业，但也好过打猎听歌吧！”
这话有点“内涵”自己写字的娱乐方式，至少比太祖打猎的消遣要有档次得多的意思。
但这番对话里，更重要的是表彰自己的“帝王事业”。太宗虽然嘴上说练字不算帝王事业，但实际上他晚年用心于飞白书的学习，正是独辟蹊径的帝王事业。至道二年（996年）二月间，太宗说起自己学习飞白书的初衷，是因为飞白书要以小草书的功底为基础，“小草书字学难究，飞白笔势罕工”，一般文人士子，没有这样的功力，也没有这样的功夫去钻研和传承飞白书。
太宗的草书功底好，又有书法的天赋，把飞白书学成了，能够延续这项濒临失传的绝技，对书坛来说，那就是大功一件。太宗自己也以此自许地说：“朕习此书，使不废绝耳。”
太宗的书法成就，在帝王形象的塑造上是给他帮了大忙的。
太宗曾把自己所写的草书作品送给宋初的文学家王禹偁，后来王家把这幅字当成传家宝一直收藏着。百年之后，王禹偁的子孙王奥与大文学家苏轼做了朋友，一次偶然的机会，苏轼看到了王家收藏的这幅太宗书法，在睹物思人之际，苏轼竟然发出了“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天纵之能，溢于笔墨”的感慨。
“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竟成了后人想起不会打仗的太宗时最习以为常的标签。所以说，写得一手好字怎么就不是帝王事业呢！
太宗身为皇帝，而能做到文人士大夫都做不到的事，以自己独步书坛的书法成就引领新时代崇文尚雅的新风尚，大宋皇帝从需要与江南士子争胜，一下子成为天下士人的榜样了。
本文节选自黄博的新书《宋风成韵：宋代社会的文艺生活》，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从意识形态、诗词、书法、占卜、文化产业等多个方面，解析宋朝文化繁荣的原因，讲述宋朝的文化史与文化流变，非常精彩，对这些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强烈推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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