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南宋立国和中兴，是以宋高宗的智慧和仁宽思想，丞相张浚的忠义和担当为基础。然后有吴玠、吴璘、刘锜以及张、韩、刘、岳等名将的抵抗，才打败金人，平定内乱，建立川陕、荆襄、江淮防线，奠定南北对峙基础，张浚隆兴北伐，迫使金人求和，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恢复南宋正统地位，成就乾淳之治。高宗、孝宗父子和张浚张栻父子的贡献是第一位的。转载文章存在一定疏漏，但总体可读。
转载 浅析南宋的历史地位与“宋韵”文化播报文章
史跑跑
2022-01-14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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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所创建的南宋，既受其声名之累，也因在对金、蒙战争中屡遭失败，被迫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人们也因此以“弱宋”视之。
如果真是这样，人们不仅要问，当其周边军事力量十分强大的西夏和金朝，相继被蒙古灭亡以后，为什么南宋仍然能坚持抗蒙战争近半个世纪之久，战争又进行得如此可歌可泣？
为什么它不像汉、唐、明、清那样被农民起义或革命战争所推翻，而是被蒙元军队所摧毁？为什么在它亡国以后，有这么多遗民为之痛惜哀悼？
一、要正确认识南宋所处的时代
北宋（960—1127年）和南宋（1127—1279年）人称两宋，本是同一个朝代，它立国320年，国祚比秦汉以降任何一个朝代都长。
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赵构（1107—1187），乃北宋徽宗的第9个儿子，也是北宋最后一个皇帝钦宗的八弟，帝系一脉相承，国祚从未中断；
南宋初年统治集团中的主要成员，从中央到地方、从文臣到武将，都无一不来自于北宋，只是在新形势下，他们的官职有所变动而已；南宋的基本国策，所遵循的“祖宗之法”，与北宋并无两样；南宋的思想文化、学术宗派与北宋更有割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此外，南宋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与北宋也如出一辙。那么，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中，两宋处于怎样一个时代呢？
生活于四百多年前的明代政治家、史学家陈邦瞻认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原始社会经夏、商、周三代至战国，是第一个阶段。自两汉到唐、五代，是第二个阶段。从宋代起，则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
他还认为，直到陈氏所处的明代，无论是国家制度、官僚体制、思想观念、民俗风情，无一不与宋代相似，此实为社会发展变化的大趋势。
对此，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过去言必称“唐宋史”，改为“宋元史”；从过去讴歌“大唐雄风”，转而赞扬“宋朝文明”，就是这种转变的明证。
以上可知，仅从南宋所处的时代和出现的一系列新气象来看，它的历史地位就不容小觑。
长期以来，学界对两宋史的研究并不平衡，即对北宋的研究远比对南宋要广泛和深入得多。
造成这种原因，从主观上来说，认为南宋是北宋的继续，研究了北宋，多少也就了解了南宋；从客观上来说，北宋的史料因有南宋而得以受到较好保存，南宋特别是理宗朝以后的史料，却因其灭亡而遭到大量散失，这也多少增加了对南宋历史研究的困难程度。
总体而言，对南宋史的研究尚有欠缺，对一些重要内容，要么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要么人云亦云，多有不足。
这就严重地影响到对南宋历史地位的正确认识，并由此产生对宋韵文化的怀疑，以为在如此腐朽无能的朝代里，焉能产生出这么优秀的宋韵文化？
二、要正确评价宋高宗的功过
要正确认识和研究南宋历史，对宋高宗作如何评价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民间或学术界，对于高宗除公认的书法成就以外，几乎被彻底否定。
客观地说，尽管高宗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他本人的一些优点———在位时的勤政和俭朴、关心民生、重视海外贸易、抑制佛教发展、晚年主动“内禅”等方面来看，治绩还是可圈可点。
在南宋诸帝中，他对南宋一朝的贡献为最大，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宋高宗所建立的南宋，才使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在南方大地上获得了很好的传承和发展，才使经济重心最终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从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宋高宗杀害民族英雄岳飞和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这两个问题。高宗杀岳飞，可谓自毁长城。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其真实原因，除了“恐金病”作怪以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岳飞违反了宋朝统治者特别是高宗的武臣观。高宗抵御金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只要能获得偏安局面和迎回生母韦氏，议和条款无论多么苛刻，他都会接受；岳飞抗金，却是为了收复中原失地，一报“靖康之耻”，坚持不与金人妥协。
为此，常常对高宗的旨意加以抵制。在重文抑武的时代，当然为高宗所不允。
其次，高宗对诸大将虽然皆有猜疑，但对岳飞为尤甚。在历史上，封建帝王对身边少数宰执大臣和统领一方的武将的贪渎和好色，往往故意放纵。
岳飞虽然终官至枢密副使，但他一不蓄姬妾，二不营私利，还经常将自己和岳云的战功推给别人，将自己的财物支持抗金事业。可是他这样做，偏偏犯了封建社会里大臣不贪财色的大忌。
第三，违反了赵宋统治者严禁武臣参与政治的“祖宗之法”。绍兴七年二月，岳飞赴行在，初九日，在接受高宗引见时，面奏高宗，希望立建国公（孝宗）为皇子。
高宗将这件事与岳飞平时的各种表现联系起来，认为这是武人干政的表现，对他产生了更大的不信任感，成为岳飞后来遭杀身之祸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岳飞与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不同，他追随高宗的时间较晚，虽然战功卓著，但主要是在平定游寇和抗击伪齐与金兵方面，没有在危难时刻扈从过高宗。
故高宗对岳飞的感情淡泊，只是将他作为一枚抗金棋子加以利用而已，所以对他更容易下得了毒手。
签订“绍兴和议”，对南宋而言无论在政治上、领土上、经济上都是丧权丧国的行为，但若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确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
从议和以后对宋、金两国的社会发展看，更有其积极的一面。因此，明清间一些有识见的爱国士大夫，对签订宋金和议都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并客观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总之，从宋高宗一生的所作所为而言，人们不能因为他杀害了岳飞，签订了“绍兴和议”就要对他作全面否定。客观地说，高宗是一位有功有过、功大于过的人物，总体上应该予以肯定。
三、要正确理解所谓的“权相政治”
南宋历史上先后出现了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四个权相专权的局面，成为南宋政治的一大特色。于是人们便称南宋政治为“权相政治”。
实际上，南宋权相的权力，都是帝王为了需要或感恩而主动授与。高宗重用秦桧，是因为两人对金朝政策上的一致性，他需要利用秦桧来抑制反对和议的声浪，说得直白一点，是要秦桧成为维护“绍兴和议”的卫士。
宁宗前期重用韩侂胄，后期重用史弥远，是因为宁宗自己不够聪慧，以及政事多受制于后宫之故。
权相们虽然很有权势，但限于国家体制（主要是文武分治），在以忠君爱国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南宋，根本无力挑战皇权，他们一旦失去帝王的需要和信任，顷刻便会被抛弃，韩侂胄的被杀和贾似道的贬死，即是明证。
因此，在南宋国家，无论是年幼的或病中的皇帝，都可垂拱而治，不会有被权相篡夺的危险，政权之稳定，为汉唐以来所仅见。
四、要正确认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意义
自北宋仁宗朝到南宋，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几乎混为一体，从而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的发言权，产生了一种“与君主共治天下”的思想和责任感。而此处所言的“共治”，就不限于地方长吏，而是整个士大夫阶层。
在南宋，这种“共治”意识更为强烈。士大夫参与对国家的治理，不仅仅是听命于君主的被动行为，更是一份责任，甚至出现了士大夫与君主共天下的言论。
南宋士大夫不仅有强烈的“共治”意识，也有具体的“共治”行动。
如果帝王没有遵循“祖宗之法”，或其行为违背孔孟之教，士大夫就会提出尖锐的批评，或予以抵制，很少有人因此而遭到迫害。
帝王任命某个官员，如果士大夫认为他不称职，撰制诰的官员可以抵制不行，台谏官可以上疏弹劾，使任命遭到流产。
南宋士大夫在朝廷里享有众多的发言权，少受文禁之害，当是宋韵文化能够成长的又一个有利条件。
五、南宋经济的发展超越了前代
南宋社会虽然前后受到金和蒙元的入侵，战乱不少，但还是享受到了超过100年以上的和平生活。这种和平环境，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
“靖康之变”以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不仅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金朝，也为土地广大的唐朝所不及。
随着人口的增加，北方生产技术的传入，加之南宋政府采取招集流民、开垦荒地和其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使中国南方的荒地、荒山、海涂、湖滨得到了尽可能的开发，垦田大幅度增加。
由于粮食和经济作物产量的增加，手工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除矿冶业以外，南宋的丝织、陶瓷、造船、造纸、印刷等手工业部门，无论是技术水平还是产量，皆超过了唐代和北宋。
由此也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兴盛和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开始崛起，并催生了新型的市民文化。
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被完全切断，在“背海立国”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向，出现了由汉、唐的“头枕三河（即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輥輶訛的历史性转折。
南宋政府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加上航海技术的进步和造船业的发达，“海上丝绸之路”至此正式形成，从而每年为国家获得上百万缗的外贸收入。
在南宋，无论是农业的产量和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还是货币经济的普遍出现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要超越唐代和北宋。与同时代的北方地区相比较，更不可同日而语。
那里的社会经济即使不倒退，发展也极为缓慢，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的没落”“人口大量减耗”“农村经济的加紧崩溃”。
至此，中国经济重心继北宋元丰（1078—1085）年间开始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以后，又大大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将北方经济远远地抛在后面，从而成为今后八百余年不可逆转的态势。
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是南宋得以立国的经济基础，也是宋韵文化获得进一步繁荣的物质前提。
六、要正确评估南宋的军事力量
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成千上万的宋军不堪一击，望风解体。
从宋金议和前后到宋蒙战争开始的近百年间，南宋统治者面对外敌入侵的严重威胁，对军队建设尚称重视。因此，在这一漫长的时间里，南宋军队的进攻力量固然不足，防御力量却大为加强。
正因为如此，南宋抵抗蒙元的战争，能够坚持45年之久，其顽强的斗争精神实超过了西夏和金朝。
南军军事力量不仅超过了北宋中后期的力量，而且先后涌现出了像宗泽，岳飞，韩世忠等一大批杰出将领（其中不乏文臣出身），也为北宋所未见。
此外，南宋士兵的勇敢精神，也值得赞扬。在最后的崖山之战失败后，10万南宋军队投海殉难的悲壮之举，在中国军事史上留下了十分悲壮的一页，充分体现了南宋人民的爱国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这些思想正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南宋拥有一支看起来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但最后仍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中间的原因何在？
原因是当时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不是文明程度，而是勇敢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拥有机动性强、冲击力大的骑兵。在这方面，草原民族往往占有优势。
到宋代，特别是南宋，前期所面对的女真军队，战斗力不比匈奴和突厥弱，因为汉化较深，他们已有了入主中原的雄心，所以不仅要掠夺财富，也要一步步地占领土地。
南宋战马，主要来自两广，不仅数量少、质量差，而且距离前线路途遥远。南宋由于骑兵弱小，军队的机动性差，一旦发起对金、蒙的进攻，稍待时日，粮食和后勤补给就发生困难，只得被迫退兵，南宋军队几次北伐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此。
可是女真军队主要是骑兵，他们飚进飚出，疾如迅雷，又可以战养战，战斗力之强大不难想见。后期所面对的蒙古军，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抗击蒙古的战争必然会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南宋军事力量的弱小，既是相对的，也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如果仅以军事腐败、指挥无能这样简单化的解释，恐难以服人。
七、璀灿的南宋文化显示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宋朝文化受到学界高度推崇。在南宋，由于文禁不密，士人著书立说，并无太多禁忌。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对于文化的需求也更加旺盛。
北方文化人陆续南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才能，与南方文化相交融，兼收并蓄，取长补短，从而造就了璀灿的南宋文化。
中国文化的重心，也在此时转移到了南方，在此后的八百多年间，也从未遭到逆转。南宋文化的繁荣，表现在多个方面。
北宋以来的新儒学，经过多种师传和演变，在南宋形成了主要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吕祖谦、陈亮、叶适等浙东学人为代表的事功之学。
此时的儒家学者大多来自平民，他们大都具有较为强烈的民本思想。在后期抗击蒙元的战争中，更是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当然，在宋理宗将程朱理学（道学）奉为官方哲学以后，学习理学往往成为读书做官的敲门砖，一些理学家以及自以为信仰理学之人，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往往脱节。
道学的一家独大，缺少了对立面，也使它的思想理论逐渐僵化，这是必须指出的。
在穷山僻壤，也时闻读书之声。对后世启蒙教学影响最大的教材《三字经》《千字文》，都撰于南宋。由于南宋读书人多，受到儒家思想熏陶的人也多，国民素质从整体而言，都要高于唐朝与北宋。
南宋知识分子关心本朝政治，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借助于史学研究，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借鉴。
北宋经过“靖康之变”以后，国史、实录、会要大量散失，如果没有南宋史学家的精心搜集和整理，就会给后人研究北宋史带来很大困难，正可谓功不可没。
此外，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严肃，考辨详瞻，并创立了纪事本末体、纲目体、学案体等新的史学体裁，推动了史学的进一步繁荣。
在历史上，唐诗、宋词以它们灿烂多姿、高度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享誉中国古代文坛。
但是，由于唐朝文化的普及不高，有条件从事文学创作的官僚士大夫和一般知识分子远不及宋朝之多，因此从作者人数和创作数量来看，宋诗并不在唐诗之下。
《全宋诗》所收诗作，超过20万首，也“倍四于《全唐诗》”。虽然唐朝距今天比宋朝远，散失的诗文肯定比宋朝多，但即使如此，数量相差也不应该如此悬殊，由此足见宋诗之盛。
而在宋诗中，南宋诗人和诗作又超过了北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文化的兴旺。
此外，南宋的绘画、书法、雕塑、音乐、舞蹈、戏曲、考古和金石学等，也都有长足的进步。
特别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造船和航海技术、罗盘针的发明和应用、“火枪”“突火枪”和火炮的发明、法医学的肇始、医院始分科诊治、精确程度不亚于公历的《统天历》的制订、高次方程的数值解法、积数求和的算法等，都足以彪炳史册。
八、总结
综上所述，以往人们对南宋社会评价不高，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认为它作为一个偏安政权，国土狭小，军事力量不强，实在不值得称道。二是受到开国之君宋高宗的声名之累。这些都是缺乏对南宋历史的深入了解和受到义理史观的影响所致。
实际上，宋高宗其人虽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对创建南宋有功。正由于有南宋的存在，南方经济才获得了进一步的开发和繁荣；正因为有南宋的存在，自北宋开创的宋韵文化，才能在南方获得传承和发展。
宋韵文化，既使宋代士大夫和广大市民阶层享受到了较高的生活品质，也增强了他们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产生了以岳飞、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为代表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士大夫和将领。
南宋的外部环境虽然十分不利，造成军费开支浩繁，财政困难重重。但是，在一百多年的岁月里，由于统治者的作风比较开明，生活相对节俭，既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又比较关心民生。因此，国内尚称和谐，没有大的民变，也很少发生与少数民族的战争。
爱国家、爱民族成了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抗击金朝特别是蒙元的战争中，经常有英勇顽强、可歌可泣的表现，显示出巨大的文化软实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军事力量的不足。
当然，南宋一朝的问题也不少，它除了存在着封建制度固有的历史局限性以外，在政策及施政上也有许多失误，特别是压抑武人太甚，对贪官污吏过于宽容，从而削弱了抵抗外敌入侵的能力，增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
但就总体而言，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朝代，也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朝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