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历史上领土面积最大的封建王朝，元朝奠定了如今中华民族的版图基础。它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朝代，相比于成吉思汗以武称雄横行欧亚，开国皇帝忽必烈以文治天下成就元朝政治最清明的时期，武可开国称霸，文可治国安邦，后者与前者相比起来同样是不遑多让。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也是元朝最强势的一段时期。在混乱动荡的国内环境和紧张对立的种族矛盾充斥其中的建国伊始，忽必烈是如何灵活运用政治手段肃清国内矛盾，使国内恢复到战争前有条不紊的社会秩序之中的？
本篇将按时间的顺序纵深剖析忽必烈为稳定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廉政举措及其所带来的影响。
1251年忽必烈长兄蒙哥登基蒙古帝国大汗后，忽必烈被任命负责总领漠南汉地事务。在蒙古与汉族相差极大的观念之下，忽必烈并没有像其他统治者那样任人唯亲，只把蒙古族人当人看待而将其他人当作异类，也没有将汉人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促进蒙汉交流与文化相融。
明代著名学者宋濂曾评价忽必烈：“世祖度量弘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作为有度量、知人心、善谋术的一代明治，忽必烈任用了一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家学士，完全不被狭隘的民族观念所裹挟，而是主张效法唐太宗选贤举能、唯才是举，使自己治下形成了良好的政治氛围。
“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元史中记载的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忽必烈不仅效仿李世民惜才爱才，还和当时的秦王一样怀着更大的野心，不满足目前所处偏安一隅的角落，而要在全天下励精图治地力图造就一个太平人间。
早在1244年忽必烈的潜邸时期，便开始思考如何“大有为于天下”，于是忽必烈宴请四方有学之士，问以治道，最终得出了必须“行汉法”来治理中原地区的结论。由于当时蒙古族人与中原人的经济体制与生活方式截然不同，就算蒙古人占领了中原地区，还是会处于一种“统而不治”的局面，这个问题被眼光敏锐的忽必烈早早发现。
蒙古贵族往往忽视了如何统治中原人民的问题而是把关心的重点放到了怎样去掠夺更多的土地和财物上，游牧民族长久以来的侵袭策略使得他们并没有在“治天下”这方面多下功夫，直到迎来了忽必烈发现了这个长久以来不可避免地问题并找到了它的答案。
蒙古人的战争虽然最终取得胜利，杀死了大量作为生产力的百姓，但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还无法使中原地区的生产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和蒙古族“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的游牧传统相比，中原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更加适用于人口众多、疆域辽阔的中华民族。
历史的发展总是由先进的文明取代落后的文明，先进的制度取代腐朽的制度，封建制度在如今看来虽是落后专制的象征，但同当时蒙古族还处于的奴隶制社会相比起来称得上是更加先进的制度。
蒙古人虽然是战争的胜利者，却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属于被中原地区吸收同化的一方，“行汉法”成为了蒙古人统治中原的唯一出路，既是偶然窥得的治世之典，也是大势所趋的历史条件下所作出的必然选择。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在随后的几年，迁都大都，覆灭南宋，继唐、宋之后一延续了近百年的封建王朝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李商隐曾写过一首诗：“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这句话可以看作是忽必烈推行廉政措施的原因，刚刚建立的元朝政权无论在经济的恢复、政治的管理上都远远达不到一个稳定的程度。
现在的状况和汉朝刚刚建立时颇为类似，在经历了长久的战乱动荡，汉朝在汉文帝、汉景帝等几位廉洁治国、奉行节俭的皇帝治理下逐渐从战火之后的贫瘠中恢复过来走向繁荣与强盛。在结束了多年的战争后，要想恢复国家的经济状况、使得国家一天天变得强大起来，廉政措施成为了既是基础又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的存在。
忽必烈在他治下的一切地区一律禁止部下干扰民众，如有违反，全部按照法律规定行事，丝毫不纵容姑息，这一措施不仅改变了蒙古军队烧杀抢掠般的军队作风，也为忽必烈收到了许多在百姓当中的声望，淡化了蒙古人长久以来的侵略者的形象。
此外他还恢复了王安石时期的国家控粮政策，在丰收年代将多余的粮食收集起来，留待饥荒年代免费向百姓发放，并组织公共救济，将粮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还在后来规定地方长官需要对老人、孤儿、病患提供救济。
这些着眼于基础民生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给百姓带来了休养生息的动力和稳步向前的信心，社会各方各面的秩序逐渐朝着战争前的状态发展。
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家梁秋实曾说过：“贪者自贪，廉者自廉，关键在于人，与钱本身无涉。”对于那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官员们，忽必烈该杀的杀、该罢免的罢免，官员队伍的核心集中到那些真正有能力的汉人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廉洁公正的官场风气。
元朝时期官员的贪腐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有一名叫阿合台的色目人负责管理中央财政，他利用诸如清理户口、垄断专利、滥发钞票等各种方式为朝廷和自己的腰包大肆敛财，在蒙蔽欺瞒忽必烈的同时大权在握一时间在朝中无法无天，最终被大臣们设计杀死。忽必烈知晓始末后没收其全部靠贪赃枉法累积起来的家产，将其党羽全部肃清，还下令剖棺裂尸给今后胆敢贪赃枉法的官员们树立了一个典型。
《资治通鉴》有言：“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在治国之道上，忽必烈仔细研究了官员制度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将其分为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改革，通过规定官吏升迁任用标准和淘汰冗官两项举措，以保证官员的选拔质量和规模的有序发展。
一方面忽必烈决定下定决心改变蒙古人野蛮无理，一切不按照规矩办事的行径，在总结前朝的经验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了官吏升迁任用标准，在改变元朝官员鱼龙混杂、蛇鼠一窝的局面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官员队伍的冗杂混乱也是困扰忽必烈的又一个问题，因此精简官员成为了忽必烈改良官场的首选，以此淘汰了许多无用的官员，政府不再成为养“闲人”的场所，官场积极向上的风气也逐渐朝着更有益的方向上发展。
作为仅仅持续了98年的短命王朝，元朝在忽必烈的带领下本应延续得更加长久，奈何在历史的局限与其后代统治者的不作为下轰然倒塌，可以说蒙古人从未真正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人，反而在中原文化的洗礼下失去了原有的特色，带着落后腐败的气息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
忽必烈在位期间的一系列廉政措施，虽然成就了元朝一段政治最清明的时期，但也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其后统治者不断地阳奉阴违与胡乱篡改，使得元世祖忽必烈呕心沥血稳定下来地局面功亏一篑。
“遂辟雄图，混一中外；德威所指，无远弗届；建号立制，垂模一代；崇儒察奸，旋用旋败；英明克断，用无祗悔。”一位清代文学家这样评价元世祖忽必烈，此外孙中山、曾国藩、宋濂、朱元璋等人都对忽必烈一生的所作所为大加赞赏，毫不吝惜赞美之词。
与“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比起来，忽必烈足以称得上是位文武双全的君主，忽必烈流传到今天的一首七律诗，我们至今可以从中感受到帝王胸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净刹玉毫瞻礼罢，回程仙驾驭苍龙。”一股气吞山河、一飞冲天的气势油然而生。元朝的幸运之处在于，它有一个忽必烈，但其不幸之处也在于此，它只有一个忽必烈。仅仅一个人的励精图治远不足以改变那个时代，更多的历史是需要依靠劳动人民创造的。
元朝建立开始既是巅峰，一时的廉政让忽必烈治下的时期成为元朝最强盛的时期，但只有经久不衰的廉洁公正才会成为一个民族能够持之以恒、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我们可以从忽必烈的廉政措施中得到很多启示，对于保持我国乃至全世界权力部门的清廉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