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年正月三日，在位于北宋首都开封的皇城中，正在执勤的守卫徐荣发现左承天门的南角屋脊鸥尾上，系着一条长约二尺的黄帛，缠以青缕三道，封处隐隐有字。徐荣连忙将此事禁报上级。皇帝宋真宗得奏后，结合自己数日前梦中所见，确定此为天降之书。由此，宋真宗政治生涯中最具争议性的“天书事件”拉开了序幕。
天书降临后，真宗接受了百官的祝贺，随即在朝中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奖励了发现天书的相关人员。“景德”年号也因为天书的降临而改为“大中祥符”，而更为盛大的泰山封禅仪式也在第二次天书降临后于十月份举行。为了答谢上天降书，朝廷设立了各种节日以示庆祝，如天棋节、天庆节了、天祥节等，真宗同时还命令举全国之力修建规模宏大的玉清昭应宫，以供奉天书。
直到四年后，真宗还费时两个多月，声势浩荡跋涉至山西，亲祀汾阴。整个真宗朝，围绕天书费财耗力之举不可胜数。一直到真宗去世，天书事件才告一段落。新皇帝仁宗和皇太后深感此事给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一致决定，将前后所降天书陪葬，不可留于人间。
“天书封祀”作为宋真宗朝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对天书现象产生之原因、过程、文化背景、君臣表现及历史影响，学者们都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述和探讨。如张其凡先生归纳认为“天书封祀”的发生原因有六个方面，即广大士民压抑心理的抒发、财政积累所造成之基础、伸张皇权之私衷、真宗抑制心理之发泄、欲夸示四夷的政治需要、当时的宗教氛围。
胡小伟先生则认为是宋、辽之间一种文化竞争。他认为制度、文化的趋同发展之快，使宋人反而产生了危机感。“天书降神”未必不是一次巫术意义上的“文化战争”。路育松先生认为“天书封祀”目的是为了论证宋室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性，是真宗用天命的形式解释宋王朝权力来源，以此掩盖太祖篡权夺位的事实，论证其统治的合理性、神圣性。
如何在己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不同视角和研究方法，对“天书”事件产生的原因、过程进行更具有细节性的探讨，将是本章研究所要关注的重点。在现有的研究中，葛剑雄先生的观点对笔者最有启发，他认为“宋真宗伪造‘天书’，为封禅而进行运动，结合当时的时局来看，可以说是期望国家强盛的一种体现。”
笔者拟围绕“天书事件”中最关键的核心人物一一宋真宗，探讨其亲自策划、制造天书的具体细节，尝试把天书的出现置于宋代哀翰传统的大环境下来考察。本章拟从太宗信道奉神对真宗的影响、道教天书的书法属性、真宗本人作为天书制造者的可能性、天书对宋代帝王皇权的塑造与影响等角度进行论述，最终希望对真宗朝“天书事件”有一更深认识。
太宗信道奉神对真宗的影响
开宝末年，宋太祖赵匡撤病，召道士张守真入宫，设黄蓦酸降神，张守真将天神真言禁告太祖，赵匡育即以国家社程托付晋王赵光义(即宋太宗)。有学者认为这是宋太宗成功地利用道士张守真制造的神学依据，以皇弟身分嗣承皇位。
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戊申，此年真宗十五岁，他的父亲宋太宗此夜读书于禁中，及至夜深，太宗发现有苍鹤飞立于屋脊之上，直至他读毕掩卷方飞去。事后，他对大臣说起这件事，大家均认为是太宗好学所致，感动了上天，遂降瑞显灵。宋太宗相信天神降临之说远不止这一件，为了获得亲征太原的胜利，他请来了道士张守真，在上清太平宫设酿，祈求天神降言，以保大捷。
“天书事件”之所以能在真宗朝被成功策划并获得一定的政治文化效果，部分渊源于宋太宗家族的迷信神灵以及当时道教文化影响。以“神道设教”是古代皇权社会帝王常用的伎俩。周良霄先生认为:“刘邦之后，历代的开国君主，包括割据一方的统治者，莫不编造奇征异貌的古怪神话，以此证明其与神相通，来张扬自己是来自上天的威力。”
对宋真宗而言，自景德元年与辽签订了擅渊之盟后，虽然边境得到了稳定，但毕竟是以岁币求得的暂时和平。为了达到“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的政治威慑，真宗需要一场运动来宣示自己天授皇权的神圣，进而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
道教天书的书法特质
宋仁宗在真宗去世后已经明确指明:“前后所降天书，皆先帝尊道奉天，古灵既昭答”。真宗之所以选择“天书”这种形式，是当时尊奉道教、吸收道幸之说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天书事件并非是当时道教的极度兴盛与强势下的户物。恰恰相反，是天书封禅事件带动了道教的繁荣。在天书出现的第二年，真策才开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由官方出资兴建道观，大力提倡道教的发展: 天书事件之后，为了进一步崇奉道教，真宗还以御制《大中祥符颂》、《真游颂》、《圣祖临降记》赐天下道藏。更为极端的是，在大中祥符八年正月，真宗还将自己的小女儿送入道门。
有学者说:“在天书事件中，王钦若是导演，而剧中的主角是宋真宗”。‘不管各人分工如何，这场闹剧的策划与组织者们当初在确定“神道设教”究竟应该采取哪种形式时，应该是参据经典、多方咨询后才慎重决定的。
所谓“天书”乃宋真宗朝独有的瑞物，查《唐六典》，唐代基本瑞物包括大瑞、上瑞、中瑞、下瑞四等，其中并无天书。就“天书”这种祥瑞形式而言，在整个真宗朝“神道设教”系统中，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和政治意义。方诚峰先生指出:“真宗朝符瑞主要有天书、神降、瑞鹤，特别是前二者，是真宗朝祥瑞体系的前后两个核心。二者出现、展示的方式，更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
可以明确肯定，天书是道教特有的文化产物。从降临形式上来看，真宗朝“天书”降临与道教经典中天书降临氛围非常接近。就艺术形式而言，我们还是将真宗朝所降天书纳于宋代哀翰传统和书法视野范畴内来考察，尽管天书本身所蕴含的政治意义要远远大于艺术史研究价值。可以这么说，在“天书事件”中，书法(符篆)本为宗教所用，而宗教又为政治所用。艺术与宗教与政治，环环相扣，各自分工，上演了真宗年间的一场政治大戏。
天书就是天子之书
邓小南先生认为:“天书事件从策划到展开，赵恒亲自登台扮演”、“亲自制造‘天瑞’，以夸示四方”。不知道邓先生所言真宗“亲自制造”包不包括真宗亲自书写这个层面。但从真宗信奉道教、好名嗜书的角度来看，真宗完全有可能亲自捉刀伪造天书，并将天子之书升格为天降之书。 从个人书法才能来说，真宗为“近世好文之主”。《书史会要》称其:“善书，甚得晋人风度，评者以谓妙在全备八法”。文献记载中，真宗不仅善书，还兼善各类书体，篆书尤为擅长。
从传世的真宗书法作品中来看，更有非常多的篆书作品，如《汾阴二圣配窖铭》、《至圣文宣王赞并加号诏》、《龙门铭》等都是真宗御制、正书并篆额，可见真宗对不仅熟悉篆书，而且有着非常高的创作水平。而前云“天书”中“文莫能辨的篆搐”之体，对熟悉小学、精通篆书创作的真宗来说，不应是太大的难题。
从天书的帛文内容来看，《宋会要辑稿》原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盖恒即真宗讳也)……”将帝王名讳书写于帛上，恐一般大臣或代书者不敢为之，否则会有欺君阁上之罪。客观地说，如果我们相信“天书”并非神仙所赐，而是人间凡人所书的话，那么其作者也只有真宗一人可以为之。
再从个人书写习惯来说，真宗皆能自撰自书，不轻易假他人之手。杨亿(字大年)大概曾散布过一些真宗命臣下代笔的言论，结果被真宗深夜召见宫中，以自书手稿对质。
宋真宗还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在身前就建立自己的御书收藏机构的皇帝，他将其命名为“天章阁”，马端临解释其含义为:“以在位受天书祥符，改曰天章，取为章于天之义。
由此可见真宗已经将自己的“天子之书”等同于“天书”，将此二者无意识的合并，恰恰证明所谓的“天书”和赵恒的“天子之书”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也许在他心目中，天子之书神圣性丝毫不能逊于天降之书。当维护皇权和国家政治需要有一个神降“天书”出现时，自己作为天子，人间的神，其亲笔所书就是天子之书，是名符其实的天书。
结语
在心知肚明的真宗眼里，这些敢于直言的臣子委实可爱。“天书”如果是真宗亲笔所为，而非他人代笔的话，那么反对“天降之书”就意味着反对“天子之书”进而质疑皇权。真宗是想通过天书这一手段将皇权塑造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以弥补擅渊之盟后自己内心的赢弱和皇权不振的现象。对于清醒的臣子，他还是存有爱才惜才之心。“天书”不过是他玩弄政治权术的一个手段而已，只不过这次动静大了一些。
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