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洪迈《容斋笔记》，看到有“记张元事”一则，不过，从洪老夫子的行文来看，他对张元是同情满满，其言开篇便曰：“自古夷狄之臣来入中国者，必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汉，脱武帝五柞之厄……”
张元这个人，于普通历史爱好者来说还是很陌生的，但是，有好事者曾列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十大奸臣，秦桧、吴三桂这些人当然是必然要有的，而张元却也是赫然在列，不过，也许人们识得其中九人，而独不认得这张元是何方人物的。
由于当时的宋元辽金，都不认可西夏为一个正式的国家而不为其修史，国史的缺失使得西夏成为历史一个神秘的存在，其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散见于其他各国的史料或野史笔记中，所以，很难有一个比较权威的认知。
至于张元，他是否真是叫这个名字都无法确认，有说他本名张源，很多人认为他为了引得当时西夏王元昊的注意而故意改名，因为与他一起的好友名为吴昊，两人题字于壁，以当时的“犯讳”触上，故而得以面见元昊而被重用。
书载，张元，字雷复，西夏军师、国相，陕西华阴人，屡试不第，遂投西夏，策划对宋战争并取得大胜，后因元昊未采纳其扩大战争，“出兵渭州，待机取长安”的战略而息兵罢战，忧郁而亡。
尽管对他的记载都不是很确切，后人皆可提出一堆的置疑，但有两点可以确认，即，他是一名汉族的落第士人；其提出的战略思想让西夏在同宋军的决战中取得完胜，正因为这两点，作为一个帮助异族打本族的人，被认定为汉奸，那肯定是有道理的。
张元活动的主要轨迹，大致发生在宋仁宗一朝，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考科举求出身是寒门士子的唯一上升通道，张元肯定也是寒窗多年苦读，准备一跃龙门，货售帝王家，一展鸿鹄之志。
有人考证说他是同包拯包大人同期参考，这个我没有资料确认，不过不重要，但大致可能是在这一时段内他参加的考试，但他却没有包大人那么好的运气，因殿试被黜落，无缘进士，因为当时实行的是末位淘汰制，没考上进士就等于是个白衣之人，而不象清、明之时，那秀才和举人的名头，也能算是个出身的。
进士被黜，这对“负气倜傥、有纵横才”的张元实在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他有个好朋友便是郁郁不得志的吴昊，应该还有个叫姚嗣宗的，这几人都是大才之人，不仅注重文辞，而且关注经世治国之能，他们还针对当时边患，实地考察山川地形，所以，他们皆自视胸有百万兵的天纵之才，当然是看不起那些靠文赋上位的冬烘文士人。
石路逶迤更几回，马蹄蹀躞翠岚堆；
青山缺处闲云度，红树丛边返照来；
远水苍茫帆影没，长天历落雁声哀；
旗亭遥指荒村近，旅邸秋风更酒杯。
这首诗是张元所作的《山行》，我不敢肯定是他在边地所作，但这在荒山野水中的感叹，倒是很符合他当时的心境。
青山红树，石路远水，长风伴秋雁，旗亭接荒村，从心情上心，虽然秋风带来阵阵的惆怅，但依稀还未吹走那心中的希望，从诗的水平来看，张元还是很有些水平的，在宋初之时，算个二流那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们在边地考察游历，按说，如果有好的战策，当然应该去拜谒当时边地领兵的最高将帅，其作为进阶之资以求得赏识，但是，他们却“耻于自售”，而西北最高军政首领韩琦和范仲淹，不知是否闻得他二人之名，史书只记载为“韩、范疑而不用。”
也就是说，他们不耻于主动上门兜售自己，而是旁敲侧击地搞行为艺术，“放意诗酒，出语惊人”，但是，效果非常不好，“而边帅皆莫之知”，于是，这几位想引起边帅注意之人皆“怅无所适。”
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张、吴二人知道西夏元昊立国称帝，广纳人才，于是便入西夏国，期以在那能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引起元昊的注意，才上演了上面那出改名的闹剧，即醉酒闹事，“引笔书壁曰‘张元、吴昊饮此。”
剑走偏锋，这出奇之招还真有奇效，当二人被押到元昊处时，元昊大怒，问他们为何敢犯其名讳，却不知张元理直气壮地说，“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这一句话把个大夏国王噎得不轻。
元昊乃北魏鲜卑后裔，本姓拓跋，其祖先归顺唐朝，被赐姓李，后又依附宋朝，被赐姓赵，是一个多姓之人，故而张元以作怼，倒也一针见血，相宜相合。
元昊虽受了点羞辱，却并不生气，他就认定这二人是大才之人，这其中是否也包括姚嗣宗不得而知，因为后世都将张元和吴昊视为一体，后来的吴、姚二人便没有了踪影，只是叙述张元，所以，我们只知道他被元昊收在帐下出谋划策，于是，张元便开启了助元昊对大宋王朝攻城略地的行程。
至于他是如何从一个谋士一步步高升，其仕途过程并无记载，最终止步于哪样官职也无人知道，那简介中所说的军师或国相，都是后人臆测之言，但是，他作为深入了解宋朝内幕之人，至少在元昊众多的谋士中被倚重，当是毋庸置疑的。
五丁仗剑决云霓，直取银河下帝畿；
战死玉龙三百万，败鳞风卷满天飞。
这首名为《咏雪》的诗，写得是汪洋恣肆，肯定是张元是著名的作品了，在宋初以西昆为底色的一堆诗人中，皆是偎香倚翠，愁结丁香般的柔弱之声，所写咏雪题材也是不少，但大多无甚出奇之处。
咏雪是个很古老的题材了，黄庭坚“风回共作婆娑舞”的婀娜；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的寒彻；谢道韫“未若柳絮因风起”的奇绝，都是名满天下的妙词。
而相比之下，张元的这首诗却写得是大气磅礴，设想奇崛，极俱神话般的浪漫色彩，他想象之奇特，以数百万战死的龙鳞飘落为喻，在天空中飞舞，此绚丽的色彩之奇，让人惊艳。
但有人却将从这首诗中，读出了张元立志搅乱天下的决心，这个我觉得就有些想当然了，完全是以后来张元的作为来进行的解读，这个肯定就是很偏激的。
伟人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言：“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此意境同张元的诗意，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果硬要扯在一起来评价，就有些不好解释了，是吧。
张元不但诗写得好，在军事上也是奇才一枚，他此生最大的功绩，便是策划了三对宋军的战争，即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及定川寨之战，这三战俱是完胜宋军，特别是好水川之战中，一举斩杀主将任福，所率万余人全军覆没。
这三次大战，打得当时宋人西北的最高统军人物韩琦和范仲淹灰头土脸，好没脸面，也对宋王朝带来极大地震动，史载是“关右震动，仁宗为之旰食。”当他们得知这西夏背后操盘手就是科举中被他们抛弃的张元后，更是五味杂陈。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取得大胜后的张元那是志得意满，他在写下了这首讥讽宋朝高官的诗，诗中的夏竦和韩琦分别是宋王朝在朝和在前线的决策之人，而诗的落款是“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极尽羞辱之能事。
据说这首诗的流传极广，但我觉得未必是张元所写，严格来说，这首诗的水平极低，说个打油诗都还是中等水平之下，而且，这落款的官职也与当时西夏的官制不符，所以，这必是后人杜撰而为，以衬托张元得意洋洋之情。
赢得胜利后便乘胜追击，进一步扩大战果乃是常识，所以，张元便鼓动元昊继续进兵，扩大对宋战争，先攻取陕西关中之地，进而东向，直取中原，获取更多的财富支持军需，为西夏霸业的完成建立桥头堡。
为实现这一战略规划，张元建议立即联络辽人，说服辽国出兵其攻打河北诸路，让宋朝陷入两面夹击之困境，以确保胜算，书载其“常劝元昊取陕右地，据关辅形胜，东向而争，更结契丹兵，时窥河北，使中国一身二疾，势难支矣。”
不能不说张元的这一提议之狠毒，如果真的实施，肯定也会让大宋王朝陷入难堪之境地，结局为何，就很难想象了。
可是，作为战略家的元昊清醒地认识到，杀敌一千，自伤八百，连年的战争让本是国贫民穷的西夏不堪重负，如果要继续进兵攻宋，他亦深感国力不支，已是无力再战。
于是，当宋王朝提出议和之时，他果断地接过了大宋递过来的橄榄枝，在每年能收到宋朝送来的“岁赐”，获得大量财富，并重新取得边贸通商的权宜后，便息兵罢战，享受去了，这便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庆历和议”。
提议被拒绝的张元当然很是失落，他不停地荐言，以图“一展平素之志”，但却终无结果，反而引起了元昊的反感，失去了信任，不久便病死了，史载张元是“知所志不就，终日对天咄咄，未几，疽发背死。”
怀才不遇，科举失意之人多多，与张元差不多时间的柳永，不也是因写了几首艳词，但被皇帝一句话赶下殿堂，一生潦倒，浪迹青楼，终不然一旦落魄，便去敌国行那助纣为虐之事不成，所以我觉得，这张元所作所为，说他是汉奸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张元作为宋王朝的一名士子，想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本没有错，但他把自己才能得不到发挥的一腔怨恨，借用敌国之力来损害本民族的利益，以作为彰显自己才华的突破口，以一己之私而不惜祸国殃民，作为落第之人，他比起那前世之黄巢，后世之洪秀全更为可恶！
但是，我从张元留下不多的的几首诗能看出，他是很有才干之人，尽管有那“败鳞风卷满天飞”的豪迈，但却也有很清新可人之作，如下面这首《题历友伯父昆仑山房》就很是不错，即使放在欧、苏一列也是可一较高下的。
小结横山麓，清知处士家；
秋风三径竹，春雨一庭花；
跌宕新诗句，萧间老岁华；
苍茫时极目，岸帻数啼鸦。
这是题咏山东一位朋友伯父山房的诗，不仅平仄整饬，而且语句不俗，通过闲花、雨竹、山麓、秋风的比对，用慢镜头般，将一处令人钦羡的山间书屋一一摇过，极目四望，啼鸦数声，动静相宜，色泽鲜亮，这是典型的读书人才有的感觉。
此诗应为张元的早期诗作，读来平和雅致，全无后人说他的那一股生畏的杀气，似乎与后人评价其狂傲不羁而得“怪谲”诗名不太相符，而下面这首《彝存招同诸子游明湖》亦可佐证。
幽寻昨日失追攀，喜对新诗为解颜；
画舸丹枫绣江水，白云红叶女郎山；
松陵唱和谁高下，谢客风流亦等闲；
自是阳丘秋色好，清吟满贮一囊还。
从上述这几首诗作中能看出，以张元的才能，考个进士还是不成问题的，至于为何能在殿试中落榜，是否是因为考试时降低了词赋的比例，或是张元于策论不太在行，但感觉都不是太可能，也许是他的运气太差了吧。
据很多人论证，正是因为张元的存在，宋王朝取消了殿试时实行末位淘汰制，扩大了录取比例，对凡是进入殿试之人，一律授以进士出身或同进士出身，即使那些成绩不算太好的，也授以“赐同进士出身”。
这样的说法其实自南宋时就有了，但是我觉得，将北宋的科举改革同张元挂在一起是缺乏常识的，是将当时的两个事件生硬地关联在一起，是没有说服力的臆测之论。
正史明确记载，改革的动因是当时宋仁宗知道很多学子在落第后，穷困之极，甚至因无力回乡而流落街头，在京师苦挨时日，痛苦不堪，于是动了恻隐之心，遂作出了相应的改革，这也同当时宋王朝的基本国策相吻合的。
而且，张元是死于1044年，而宋朝的科举改制是始于1057年，即宋仁宗嘉祐二年的“龙虎榜”，这离张元的死已过去十数年了，从时间上来说也是不太可能的。
再说了，人都要个脸面，如果是因为张元而改变既定的制度，岂不是认可了这个给宋朝带来灾难之人，否定自己而抬高仇敌，这样的事，任谁也是不可能去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