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番姓大族势力长期把持着西夏王朝地方上的军政大权。这些实力强劲的番姓大族凭借与嵬名皇族的政治联姻屡次祸乱朝纲，极大影响了西夏王朝的政治稳定。
发展到西夏中后期，地方番姓大族的势力虽有所削弱，但迅速发展的汉姓大族以及镇守边疆的西夏皇族两股新兴政治力量的加入使得地方势力集团愈加膨胀。大都督府主嵬名遵顼的即位，代表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政治斗争以地方势力获胜而告终。
西夏是以党项拓跋部为首建立起来的少数民族政权，继承了游牧民族部落制的特点，在党项族内部虽然共尊拓跋氏为首领，但仍然存在诸多实力强劲的其他部落。
可以说西夏政权是以拓跋氏为核心，联合其他党项部落共同建立的。这些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演变成为地方势力的代表——番姓大族，成为西夏政治势力中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地方豪强势力在西夏有很大的政治权力，有些甚至长期经营占据某一地区，总揽地方军政大权，俨然是独立王国一般。元昊建立西夏前夕，也不得不笼络安抚地方豪强势力。
宋人张方平在谈到谅祚时期西夏政治格局时指出，“朝廷岁赐谅祚金帛，四族常分其半，首领入贡，辄贸易图利，故四族盛强”。
所谓“四族”，就是指西夏番姓大族势力的代表。秉常时期，后族梁氏与仁多一族共同把持朝政。
仁多是西夏凉州一带的番姓大族，世代担任监军一职，处在宋夏交战的前线，承担着保卫领土的职责。西夏统军仁多丁多次与宋朝军队交战，兵败被杀;仁多丁战殁后，其侄保宗代为统军。
仁多保忠担任卓罗右厢监军一职，受到乾顺的重用；后在剿灭后族梁氏集团的过程中，仁多保忠等人立有大功。仁多楚清为仁多丁之子，凭借家族势力得以在中央机构任职。
西夏的地方番姓大族势力
此外，地方番姓大族通过与皇族联姻的形式得以干预朝政，甚至还能左右西夏国主的拥立。元昊去世后，遗命“立从弟委哥宁令”，却遭到以没藏讹庞为首的番姓大族势力的反对。在没藏讹庞的支持下，众人拥立年幼的谅祚为西夏国主，以悮移赏都为首的三大将分治其国。
番姓大族长期把持朝政后果，是引起西夏政权动荡，人心思变。除去没藏氏、梁氏外，对西夏影响较大的后族势力还有破丑氏、卫慕氏、罔氏等。
历代西夏统治者一直都有与地方番姓大族通婚的风俗，这一做法无疑增强了党项各部族之间的凝聚力，但也维持了地方豪酋大族的势力，不利于西夏王朝的政治稳定。
迅速发展的汉姓大族以及镇守边疆的西夏皇族
西夏王朝在建立发展过程之中，注重吸收任用汉族优秀的人才。诸如李继迁时期的张浦，元昊时期的张元，谅祚时期的学士苏立等人。他们都是从中原地区叛逃到西夏的汉人谋士，最终被西夏统治者授予官职，得以重用。
这些汉族士子凭借才识得以参与西夏王朝的治理，迅速成为西夏社会之中的地主阶级，从而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汉姓大族作为西夏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治势力，在西夏中后期政治斗争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中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就是仁孝时期的权臣任得敬。他从地方军官开始一步步发展，进爵成为西夏的异姓王，到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公然分裂国家、请求金朝册封的闹剧，极大破坏了西夏王朝的统治。
任得敬本是宋朝的西安州判，在夏兵来犯后，率领全城军民投降于西夏。任得敬女儿任氏被乾顺纳为妃子后升任为静州都统军。任得敬凭借静州的军队多次讨伐西夏境内的叛乱，素有威望，在仁孝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势力。
地方政治势力的代表任得敬入朝当政后，先是被任命为尚书令，后担任相国一职，由西平公进爵楚王，又进爵为秦晋国王。
任得敬位极人臣后仍不满足，还安插亲信来控制朝政，意图篡位。虽然在金世宗的支持下，仁孝最终剿灭了任得敬及其党羽，但西夏的地方政治势力仍然有威胁到中央统治的力量。
任得敬伏诛后，仁孝曾数次西巡，意图安抚各大地方政治势力，维护王朝稳定，防止分裂国家的政变再次发生。
西夏乾祐七年，仁孝西巡至甘州，为安抚人心，下令刊刻《黑河建桥敕碑》。希望西夏得到神灵庇护，风调雨顺，国家兴旺。
元昊建立西夏王朝之后，为了掩盖党项民族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历史，毅然决定更改姓氏。
拓跋皇族凭借血缘宗亲关系，成为西夏的贵族阶层，他们往往被委以重任，皇子、宗亲还有封王的传统，是维护王朝统治的重要力量。
然而随着西夏社会的发展，西夏皇族也逐渐从政治中心兴庆府向地方流动，打破了番姓大族势力垄断地方军政的政治格局。
西夏皇族有的是在政治斗争中被贬黜在外，如齐国忠武王嵬名彦忠。嵬名仁友为仁孝族弟，因功被封为越王。
也有一部分嵬名宗室是因才能出众被委派到地方以镇守此地。舒王仁礼先是担任秘书监一职，后擢拔为河南转运使。西夏所指“河南”即河套地区的兴灵平原。
西夏后期地方政治势力的演进
西夏从仁宗仁孝开始，地方政治势力愈发膨胀，渐渐有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之势。随着西夏社会的发展，地方政治势力逐渐发展成为三股政治力量，即地方番姓大族势力、迅速膨胀的汉族地主阶级和镇守地方的皇族。
这些地方政治势力迫切想要在西夏政权之中攫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势必会与中央政权之间产生冲突矛盾。
元昊虽然仿照中原地区的政治制度建立了西夏政权，但西夏依旧带有浓重的游牧民族部落制度残余，历代西夏国主与各番姓大族进行政治联姻便是一大例证。前期西夏王朝政治动荡持续不断的根本原因主要是各番姓大族与嵬名皇族的矛盾。
发展到西夏中后期，各大后族势力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因失败而逐渐消靡，但地方番姓大族仍然牢牢把持着地方军政大权。
仁孝时期的“任得敬分国”，可以看作是汉族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把持西夏朝政的一次尝试。西夏王朝吸取前期后族频繁专政、祸乱朝纲的教训，对于地方政治势力入朝主政的警惕性很高。
夏大庆元年，任得敬收复夏州，扑灭萧合达叛乱，立有大功，仁孝本想擢拔内职被濮王仁忠劝阻，受封西平公、翔庆军都统军。七年后的夏人庆四年，任得敬奉表请求参与国政，再次被御史中丞热辣公济劝阻。
夏天盛元年，任得敬听闻濮王仁忠去世，以金珠贿赂晋王，才得以入朝被任命为尚书令。由此可见，西夏地方政治势力想要入朝干政十分困难。这也是自乾顺剿灭后族梁氏以后，一直到仁孝时期，这段时间内再无后族势力祸乱朝纲的原因之一。
任得敬没有联合其他地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在与皇族的政治斗争中势单力孤，加上金朝的反对，最终失败。而在西夏后期却先后发生了两次宗室篡夺皇权的政变。第一次是在桓宗纯佑时期，宗室镇夷郡王安全废纯佑自立。
襄宗安全本是越王仁友之子，想要袭承越王爵位却被纯佑拒绝，改封为镇夷郡王。安全由此怀恨在心，在其封地联合地方大族，最终篡位。
安全篡位以后，蒙古又多次来犯，西夏在与蒙古的斗争中屡次受挫，迫于蒙古威势，被迫采取附蒙攻金的政策，金夏关系迅速恶化。
夏皇建二年，西夏再次发生篡权夺位的政变。与嵬名安全降爵、贬黜在外不同，嵬名遵顼是深受器重、在地方委以重任的西夏皇族。其父齐国忠武王彦忠被任得敬贬守凉州后，遵顼袭承齐王爵位。
种种迹象表明，遵顼的这场宫廷政变得到了绝大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从西夏国内政治形势来说，安全即位带给西夏的并不是兴旺强盛。
安全与遵顼的政治背景也截然不同，安全被纯佑降爵为郡王，而遵顼及其父彦忠在西夏都有着良好的口碑，状元及第后袭爵齐王镇守大都督府。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合理推测：襄宗安全篡夺国主之位后，对内不能安抚百姓，对外四处树敌，蒙古军队甚至兵围中兴府，安全不得已纳女请和，一时间西夏国内民怨四起。
而时任大都督府主的齐王遵顼却有着良好的品行，是西夏宗室之中较为优秀的人才，于是在各方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即位西夏国主。
总之，襄宗安全即位后排除异己，打压拥护纯佑的政治力量，客观上也削弱了中央势力，此消彼长之下，地方势力愈发强大。
神宗遵顼的继位表明地方势力最终登上了西夏的政治舞台，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政治斗争以地方势力的获胜而告终。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历来都是封建王朝所要面临的问题。同一时期的宋朝吸取了唐末以来藩镇林立的教训，在地方上采取“以文制武”的政策，着力加强中央集权。
而西夏王朝作为党项族建立的民族政权，部落制度的传统对其影响深远，各番姓大族势力的阻挠也使得政治改革举步维艰。
西夏既无法根除盘踞在地方的世家大族，也没有完全倒向中原王朝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政治治理模式，这就导致了政治动荡伴随了王朝的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