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十四年，已经在寄居江都，也就是扬州两年的隋炀帝，天天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在这一天，他又一次在酩酊大醉之后，沉沉睡去。睡梦中，他听到两个小孩儿在唱儿歌，儿歌声音由远及近，由模糊到清晰：“往亦死，去亦死，未若乘船渡江去。”
扬州，在长江以北。南京，在长江以南。梦中之语，是不是告诉他，要渡江去南京呢？
第二天，他把梦中之事和朝臣们说明，并且说要建丹阳宫。在当时，南京称为丹阳。他把这件事儿让群臣讨论。讨论自动分成两派，一派以右侯卫大将军赵才为发言人，极言不行，应该返回长安。另一派以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为发言人，认为可以。
隋炀帝像
这种朝堂之上的争论，出现其实很正常，隋炀帝已经习惯了。但这次的争论，确实有一些特点。因为这两派，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团体。赵才是关陇勋贵，也就是北方人。虞世基和袁充等人为南方人。这次争论，是隋炀帝末年南北集团的一次争论，而且也是比较严重的一次争论。史书记载，俩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的，最后是“相忿而出”。
这次冲突，隋炀帝没当回事儿，朝臣们也没太当回事。但这次冲突，却暴露了隋炀帝集团内部的不和，同时也为隋炀帝之死，埋下了伏笔。
隋文帝平南陈之后对南方的治理
众所周知，隋朝的建立，主要依靠的是关中地区的关陇贵族。所以在隋朝，北方关陇贵族的地位一直很高。相较之下，南方士人集团，是一股新兴的势力，而且还是隋炀帝一手扶持起来的势力。
隋文帝像
这股势力的培养，得追溯到晋王杨广转任扬州总管时期。
开皇九年隋文帝平灭南陈之后，对于南陈的旧势力态度不是很好。为了让南陈境内融入隋朝版图，所以采用了简单粗暴的办法：
任用北方官员管理南方土地、收江南门阀士族的经济特权、收缴当地人的武器。
而南方当时是什么情况呢？虽然世家大族的势力逐渐衰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的地位在南方还是很高的。之所以当时隋朝攻打南陈他们没有反应，是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天下姓陈还是姓杨都可以，只要他们的利益得以维护就OK。所以他们满怀期望地等隋文帝下诏给他们一官半职，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可隋文帝呢？官职给没给？给了，给了极少数人特别低的官职，其他人基本没封官。
不给官职，给点经济特权也可以啊，做个快乐的小地主也OK啊。这点隋文帝也不同意，陈朝的一些王爷，封给他们特少的土地。那些原本的世家大族，土地啥的都被侵占了一部分。
政治经济没有特权，文化上还被欺压。当时中华大地比较流行的思想，是佛教思想。这点其实是最好做工作的，毕竟隋文帝也信佛嘛。他修书一封，给南方佛教的领头人智顗和尚，告知他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希望他不要插手政治事务，转变立场，不要与隋朝作对。当然，信中不会说的这么硬，他也说自己是佛教中人，天下佛教徒上一家吧啦吧啦这种柔和的话。意思就是柔中带刚，威胁的意思还是多一些。
不过隋文帝嘴上这么说，行为却是大相径庭。他对于南方佛寺管控很严，一个州里，只能有两所佛寺，其它的全部废除。而北方呢？三个字，无所谓。这种南北不同的政策，也表现出隋文帝对于南方佛教的鄙视。
除了佛教思想，隋文帝还大力推行民间教化。他把苏威所作的“五教”，就是儒家的五个纲常伦理，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点，做成文章，发给南方的百姓。宣扬的方式太过枯燥，就是一个字，背。学过文科的朋友都知道，背书是最基础的、也是最痛苦的事情。
咱们不能用水深火热来形容南陈境内的百姓们，但他们的日子确实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老太太过日子，一日不如一日（也不知道老太太招谁惹谁了）。因为过得不好，所以在南方人民内部，酝酿着一场大活动：
叛乱。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十一月，距离陈朝灭亡不足两年，一场席卷南陈旧地的大叛乱，出现了。
别看南方地儿不是很大，但叛乱的人可不少。史书记载，有记载的乱军，差不多二十多股，没有记载的，那就不知道了。虽然人多，但这场叛乱也是有特点可寻的。归纳起来，大约有三点；
1.参与人群以世家大族为主导，有记载的人名中，世家大族就占到了将近百分之六十。
2.涉及范围广，北至京口，也就是江苏镇江，南至交州，也就是现在广东、广西一带，都有叛乱。可以说，涉及了南陈的所有地区。
3.反隋不复陈。就是说，没有恢复陈朝统治的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二十多个有名有姓的造反的，称帝的就仨人，其他的就是随便叫个“大都督”、“刺史”啥的。其次，有人亲眼看到，这些人攻陷县城，抓住县令之后，只问了一句话：
“还让我们背‘五教’吗？”
这应该是憎恨背书的天花板了吧？
虽说陈朝反叛闹的动静挺大，但隋文帝只是说了四个字：
“乌合之众。”
平叛的过程，咱们就不多说了，因为他们确实像隋文帝说的，是一群乌合之众。但平叛之后，如何再一次去管理南方，就成了棘手的事情了。
这时候，就得看杨广的了。
晋王杨广对南方的治理
如果说隋文帝管理南方的核心思路是管控的话，那晋王杨广的思路就是尊重。
这个尊重，肯定会有政治意图在，但不管是真心实意还是虚情假意，杨广确实做到了尊重。如果尊重看做一个动词，后面配上一个名词的话，那这个名词，就是文化。
之前我们讲了，江南地区的反叛，主要是世家大族领导的。秉承着擒贼先擒王的思想，收服江南民心，一定就得先安抚世家大族。这些人重视什么呢？文化传承。南方的世家大族，基本是北方过来的，就是西晋王朝灭亡，往南方跑的那批人。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文化，看做是华夏文化的正统，把北方少数民族看做蛮夷。杨坚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恢复汉朝礼法的活动，但仍旧不能改变南方人对于北方人的鄙视态度。
不过现在，时过境迁了，南陈灭亡了，他们成了亡国之臣了。内心原本的优越感被打压殆尽了，此刻除了孤傲的看不起之外，没有别的底气撑住他们的颜面。所以此刻的他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外强中干。
认可，是他们目下最需要的事情。
杨广，不仅给了他们认可，也给了他们足够的尊重。除了招揽他们在自己的府内做官之外，还做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修礼。
礼仪制度，不仅被世家大族重视，也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杨广任命原南陈博士潘徽主持，集结江南重要儒生，编撰《江都集礼》。这本书在当时有多大作用，我们确实不得而知。但胜利者能如此尊重失败者的文化，确实收获了南方世家大族的好感。难能可贵的是，杨广对于南方的文化，是真心认可。在他当皇帝的时候，把南方文化引入到隋朝，让南北文化在和谐的政治环境中互相融合，对于当时的隋朝，甚至对于之后的中国，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除了尊重世家大族之外，杨广对于道教和佛教，也是异常尊重。他的尊重方式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交好于宗教领袖，而他更为直接——当弟子。
刚到江都，也就是现在的扬州不久，杨广就干了一件事，修筑四个道场。道教修筑玉清、金洞两个道观，佛教修筑慧日、法云两个道场。然后分别请当时道教、佛教领袖级人物坐镇道场。
当时南方的道教领袖，是王远知。王远知不仅是道教的领袖级人物，更是出自世家大族。他是出身于南朝第一高门，琅琊王氏。所以他的影响力，自不必说。
王远知接到杨广的邀请，欣然赴约。史书上说，杨广见到王远知后，都傻眼了。王远知须发皆白，神采飞扬，宛如神仙一般。杨广见到，赶忙称弟子。王远知虽然地位比较高，但没有什么架子，主持玉清玄坛。在杨广的扶持下，王远知成为了隋及唐初道教界的翘楚。
佛教的领袖，是智顗和尚。请这个人，杨广确实费了不少心思。中间的过程咱们就不多说了，最后的结果，还是给请了过来。
除了结交宗教人士，他对于南方的文人，也是大力延揽。《隋书·柳辩传》中记载：“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这支庞大的学士队伍不乏柳辩这样的后梁人士，但更多是前陈政权中的各类人士。这些士人在晋王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杨广的实力，也在逐渐增加。
隋炀帝时期的领导班子
杨广在称帝的十几年中，宰相班子也是换了两轮。隋朝的宰相班子，是以三省制为主，也就是尚书省、内史省和门下省。第一轮的宰相班子，是大业元年隋炀帝刚登基时候的班底。那个时候的三省的首长分别是：尚书令杨素、内史令杨约和萧琮、纳言杨文思、杨达。另外，尚书右仆射仍然是苏威。这几个人中，除了萧琮是南方人之外，其余的全都关陇贵族。
但这一轮宰相班子，基本一年之后就停摆了。因为这里面，有俩人死了，一个是杨素，一个是杨文思。还有一个被贬了，就是杨约。既然这里面有一些坑位空了，那隋炀帝有补充新人吗？如果从官职上看，就补充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元寿，被任命为内史令。这个人也是关陇贵族。
虽然是宰相班子，但这些人基本没有参与过决策的事情，基本上就是一套“吉祥物”。那隋炀帝时期，哪些人参与决策呢？隋炀帝时期，也有自己决策的小团体，这个团体，被称为五贵。对，比文帝时期的四贵，还多一个人。这五贵分别是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和内史侍郎虞世基。
这个官职看着可有意思啊，咱们来简单说说。纳言不必说，这个是宰相职位。左翊卫大将军，原来官称为左卫大将军，是武官职位，负责掌管皇宫保卫工作，是宫中的保安大队总队长。黄门侍郎，是门下省的副长官，属于助理的角色。御史大夫是负责监察百官的过失，类似于纪委。内史侍郎，这名字其实能看出来，和内史省有关，这是内史长官的副手。从官职来看，苏威、裴矩和虞世基还和三省有点儿关系，宇文述和裴蕴，压根儿就和三省没有半毛钱关系。
这其实是隋炀帝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我们称之为“差遣宰相”。就是本身不在编制里的宰相，却干了宰相该干的事情。这种不成文的制度，被后来的唐朝所继承，就是任命其他官员与三省的相关人员共同管理朝政，开了唐朝政事官和政事堂的先河。
这几个人中，裴蕴和虞世基，是南方人，其余三个人，为关陇贵族。虽然南方士人在决策圈中的人数没有完全超过关陇贵族。但相较于隋文帝时期，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隋炀帝被杀与南北士人之争
那为什么我们说，南北士人之争，为隋炀帝被杀埋下了伏笔呢？因为谋划发动政变的那些人，基本是北方关陇贵族。
大业十四年的扬州，已经不是隋炀帝两年前来的扬州了。现在的扬州，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缺粮食。因为遍地农民起义，导致各地的赋税无法送到，扬州朝廷的情况，已经相当困难了。
缺粮带来的恐惧，不仅在朝臣中蔓延，也在军队中蔓延。他们见着自己每天定量吃的东西是越来越少，日子过的是越来越不好，更有想回家的冲动了。虽然他们在扬州成家已经半年的时间了，但倦鸟思巢，更多的北方人还是希望能回到家乡。所以再一次出现三三两两地逃离事件。不仅骁果逃，连负责人也有跑的。隋炀帝还是用铁腕手段镇压，但没有任何效果。不仅没有效果，还逐渐激怒了这些禁军将士。所以反叛的阴谋，也在将士们中间酝酿。
这个时候，谋判隋炀帝的第一位人物出场了，他是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司马德戡的父亲为北周都督，所以他属于关陇贵族的成员。他曾跟随杨素征讨汉王杨谅，跟随隋炀帝征讨高丽，所以深得隋炀帝信任。跟隋隋炀帝来到扬州，他被安排统帅皇帝身边的禁军万余人。因为是统领，而且经常是禁军们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心思，司马德戡还是听清楚的。他听说人心思变，心中特别不安。因为按照正常历史规律，军心思变，直接领导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他连忙找来平常和自己交流比较好的虎贲郎将元礼和监门直阁裴虔通商议。
中间商议的 过程咱们就不多说了，总之最后的结果是，只要北方将士们说走，那他们也跟着一起走。
在此之后，他们又分别去和自己的好朋友去说，一传二，二传三，一个相约北逃的小团体就形成了，并且不分时间和地点，商量这个事儿。
这种事儿纸里包不住火，有一些小宫女听到了风声，于是把情况汇报给了隋炀帝。要说隋炀帝一点儿不知道，也不现实。但他现在就是鸵鸟心态，眼不见为净。你告诉我了，就说明你知道了，但你又没有明确的证据，说明你在传谣言扰乱人心。扰乱人心怎么办？杀！按照这样一套思维逻辑下来，隋炀帝杀了一些宫女。这些宫女的死，换来了隋炀帝的耳根子清静。
但密谋北归的事情，还在继续。这时候，二号人物登场了，就是赵行枢。这人是北方的一个富豪，家财以亿计，在隋朝中属于太常乐户。咱们前面讲过，乐户在隋朝基本属于干活的，不属于贱民一类。这个人本身不重要，但他把这个信息告诉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宇文智及。
宇文智及是隋炀帝的宠臣宇文述的二儿子。宇文述有三个儿子，老三是宇文士及，这个咱们前面说过，就是和李渊交好的那个宇文士及。老二是宇文智及。老大就是我们熟悉的，宇文化及。老三的人品咋样咱们在这不去讨论，但老大和老二确实人品不好。史书中记载他们小的时候就顽皮好斗，而且斗的还比较狠。俗话说三岁看老，小时候都这么顽劣，长大后也好不到哪儿去。史书记载，宇文化及“不循法度”，喜欢招猫递狗。宇文智及更是喜欢打群架。这就是典型的纨绔子弟。
这种人，一般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铤而走险。因为在他们的思维中，没有纲常伦理的束缚，往往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就比如众人商讨北逃这件事，因为宇文智及的一句话，推向了新的高度。
宇文智及对赵行枢说：“现在的情况是，虽然皇帝昏庸无能，但他说的话还是圣旨，还得听。如果我们单纯逃跑，那他一旦下旨意追拿我们，那我们可真就九死一生了，就跟之前逃跑的窦贤一样了。你们看看现在的形势，全天下都在造反，也不差我们一个。而且全天下人都想捉拿隋炀帝，他可就在我们眼前啊，我们为什么不近水楼台呢？”
我相信在宇文智及说这一番话之前，其他的北方人是一定想过造反。但他们没有行动，甚至没有明确提出来，就是因为缺少一个让众人信服的领袖。现在宇文智及站出来了。他爹宇文述是既杨素之后，关陇贵族中官位最高的人，所以最能代表关陇贵族或者北方人的利益。所以宇文智及说出这番话，自然得到众人的认可。于是他们愿意奉宇文兄弟为主，准备发动政变。
但撺掇要搞政变的，是宇文智及，也就是说老大宇文化及不在场。可以说是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宇文化及虽然为人比较凶恶，但造反这个事儿吧，说说嘴行，真的干吧，也发憷。所以当宇文智及把情况和他说明白的时候，宇文化及两腿直发抖。但就算腿抖成永动机，这事儿也安排在他身上了。
既然命运安排了，那就硬着头皮上吧。
能造反的前提，是得有许多人的支持。但现在关陇贵族是在扬州城，是在江都宫中发动政变，所以只需要得到周围禁军的支持就可以。现在要是直接说要谋反，那能听从的相信寥寥无几。所以得让他们自觉自愿造反才行。于是宇文家族三兄弟和司马德戡等人，就精心策划了一套骗局。
这个骗局很简单，他们派人告诉悄悄告诉禁军，现在皇帝知道你们要造反，所以秘密准备了毒酒，准备把你们都毒杀了，只留下南方人在这边。
都说谣言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一般这种事儿，是个人都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再结合上之前有不少北人逃跑被抓被杀，隋炀帝身旁主要是南方人的情况来看，这个传言更有可能是真的了。所以禁军将士们个个惊恐，谋反的意愿也与日俱增。
恐惧情绪在禁军中弥漫的同时，另一边谋反小分队也紧锣密鼓的布置工作。他们主要布置三个任务，第一个是切断江都宫与外部的联系，第二个是控制宫城内的各个险要关口，第三个是将宫城内部隋炀帝的另一支贴身部队调走。
第一件事由司马德戡和宇文智及负责，第二件事由裴虔通主要负责。这两个都是密谋的核心成员，而且这些事儿本身也属于他们分内管辖的事儿。但第三件事儿，确实有些难办了。
在隋炀帝身边，有一支特殊的部队，名叫“给使”。他们是隋炀帝亲自挑选的体格强壮的官奴。这些人安排在玄武门防守。玄武门是北门，这个门离着隋炀帝住的地方特别近。一旦有事情，这些人可以第一时间保护隋炀帝，以防不测。隋炀帝对于这批人是特别的好，平时好吃好喝好待遇，还给他们娶老婆。所以对于隋炀帝，他们可以用忠心耿耿来形容。
这批人如果不调走，那么政变很难有胜算。
但只要是人，就会有软肋。这支部队的软肋不是所有的“给使”，而是在给使和隋炀帝之间传达政令的人。这个人叫什么，史书中没有记载，只知道他姓魏，是隋炀对最信任的宦官。只要拿下这个人，那隋炀帝的“给使”，也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史书中没有记录是谁去联络的魏氏，但结果是，魏氏被收买了。
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一哆嗦了。
最后的结果，相信你们都知道了，隋炀帝被弑杀在江都宫。那那些南方人呢？在隋炀帝身边的人，基本被处死了。比如内史侍郎虞世基父子、御史大夫裴蕴父子、左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秘书监袁充等人。
士人纷争，内部倾轧，本无法避免。但如何平衡朝臣内部的势力纷争，是皇帝的政治智慧。在人生中最后两年的隋炀帝，基本处于“摆烂”的状态，别说对于朝廷，就算对于江山，他也不报任何希望了。所以朝臣内部的矛盾，他也是选择性忽视。
不过，隋炀帝如果泉下有知，也应该欣慰。因为随他赴死的那些南方士人，没有一个退缩的。这也算是他们对于隋炀帝知遇之恩的回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