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东晋南宋都在教科书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南明少有人提及?

东晋南宋都在教科书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南明少有人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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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东晋和南宋都是中原王朝“南渡”之后的延续,并且都在历史教科书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那么,明朝灭亡之后有没有相对应的“南明”呢?其实是有的,但南明的“存在感”向来很弱,而且基本不被历史教科书所提及,影视剧对这段历史也很少涉及,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南明没有历史教科书中的一席之地,而且很少有人关注呢?

归根结底,还是南明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如果按“有皇帝”的标准来看,前后加起来一共也才十八年,而且大多数时间还龟缩在西南地区,连半壁江山都没能控制。那么,南明为何如此虚弱,又如此短命呢?这还要从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政权讲起。

公元1644年4月,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统率的大顺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在煤山自尽。不过明朝并没有就此灭亡,大顺也并没有就此夺取天下。

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大顺军开始执行“追赃助饷”政策,大肆拷掠北京城内的士绅地主,这使得士绅阶层对大顺失去了信心,其中就包括正驻守在战略要地山海关,且已经投降了大顺的吴三桂。与此同时,大顺军内部滋长了骄傲自满,奢靡享乐的思想,李自成本人也对未来缺乏长远规划。

见此情景,吴三桂认为大顺不再值得效忠,于是开始秘密与正图谋入关争夺天下的清朝摄政王多尔衮联络。不久后,吴三桂悍然叛变,李自成闻讯大怒,立即调集大军前往征讨。

1644年5月,李自成与吴三桂在山海关一带展开大战,就在吴三桂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清军突然从侧翼杀出,与吴三桂夹击大顺军。大顺军一败涂地,仓皇西撤,李自成也不敢坚守北京,而是在搜罗了一批珍宝后就撤出北京,一路退回了西安。清军趁势控制了山海关,并在1644年6月占领北京,从此开始了争夺天下的历程,这就是“清军入关”。

但崇祯帝自尽后明朝其实并没有灭亡,而是依然在南方延续。在明朝末年天下大乱,烽烟四起的乱局中,江南地区却一直维持着稳定和繁荣,受到的冲击较小。江南的士大夫们依旧享受着安逸奢靡的生活,在歌舞戏曲中沉醉,著名的“秦淮八艳”既是出自这一时期。

和东晋、南宋时期类似,江南地区在中原大乱的同时相对安定,使得许多人前往江南避难,也为明朝官僚们在江南重建政权提供了条件。并且,明朝实行的是“两京制”,南京也是都城,有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这使得南明的起步条件其实比东晋和南宋还要好得多。

不过,崇祯帝已经自尽,他的儿子们又都下落不明,因此要重建政权的话,就面临着选谁当皇帝的问题。按照封建王朝一般的继承顺序来看,此时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是福王朱由崧,他跟崇祯帝血缘关系最近,并且此时就在淮安避难,按理说是再好不过的皇位继承人。但是,当时以东林党为首的江南文官们,却坚决反对福王继承皇位,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要从一桩往事说起。朱由崧与崇祯帝朱由检共同的祖父也就是万历帝朱翊钧,他当年最喜欢的儿子就是皇三子,也就是后来成为福王的朱常洵。但是当时的文官们却大多主张按照伦理顺序,由皇长子朱常洛继承皇位,为此与万历帝展开了激烈的争斗,这就是“争国本”。万历帝最终屈服,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的泰昌帝。

泰昌帝的两个儿子就是天启帝朱由校和崇祯帝朱由检,天启帝没有儿子,崇祯帝的儿子下落不明,泰昌帝这一脉实际上就断了,朱常洵又已经被大顺军所杀,那皇帝之位自然应该由他的长子,福王朱由崧继承。

但是,文官集团当年可是在争国本事件中把福王得罪的死死的,要不是他们全力干涉,福王这一支可就当皇帝了。谁想到现在朱常洛这一脉断绝,福王还是成为了最佳的皇位继承人,要是他当了皇帝,恐怕就要对文官们大肆报复了,这可如何是好?

文官们想到了办法,那就是大力诋毁福王的声誉,声称福王道德败坏,不能当皇帝,应该立所谓的“贤王”,也就是潞王朱常淓为皇帝,就连当时镇守南京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都被他们鼓动起来,宣称福王有“七不可立”,坚决拒绝福王继承皇位。

但实际上,当年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和南宋的第一个皇帝赵构,又有多大能力呢?他们本身也只能算是中才,品德也算不上特别高尚,就是因为他们是皇位的最佳继承人,所以被当时的官僚们拥戴起来当皇帝,主持大局而已。

他们同样算不上什么“贤王”,只不过是靠身份起到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而已,但即便如此,也同样将晋朝和宋朝延续了上百年,抵御住了来自北方的入侵。而南明的这些大臣们鼓吹什么“拥立”贤王,甚至反过来抹黑最佳的皇位继承人福王朱由崧,无疑是从一开始就削弱了南明内部的凝聚力,为南明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但令文官们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在江南大力营造舆论,自以为福王已经不可能继承皇位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朱由崧已经在“江北四镇”的支持下抵达了长江北岸,俨然一副要入主南京的架势。原来,文官们把朱由崧看作祸乱之源,但江北四镇可把朱由崧当“宝贝”。

这个江北四镇指的是当时驻防在长江以北的四个军镇,各自都有数万兵力,可以说是拥兵自重的军阀,他们看到了朱由崧的潜力,决心拥戴他称帝,当一个“从龙之臣”。毕竟,拥戴朱由崧登上皇帝宝座,这可是天大的功劳啊!

当时名义上统领江北四镇的文官——凤阳总督马士英则作出了一个“背叛同类”的决定,决心与部下们一道,拥戴朱由崧称帝。于是,朱由崧就在马士英和江北四镇的支持下带兵来到长江北岸,以武力威慑江南文官。

此时江南一带根本没有可以与江北四镇对抗的军队,文官们也终于明白了“笔杆子干不过枪杆子”的道理,最终在江北四镇的威胁下只能服软,被迫同意朱由崧继承皇位。于是,朱由崧被迎入南京城,先称监国,之后正式称帝,改明年为弘光元年,朱由崧也被称为弘光帝,这个在南京重建的明朝政权便被称为弘光政权。尽管新的行政体系已经建立,但此前的种种冲突让这个新生的政权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过,这些都是上层之间的斗争,对于南京城的普通文人和市民们而言,他们对于弘光帝继位还是感到很激动的。毕竟此前崇祯帝自尽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冲击,而现在政权又在南京重建了,新的皇帝也登基了,这让他们感觉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许多人都觉得,大明就算不能收复中原,至少也能像当年的东晋和南宋一样,延续个上百年。《福王登极实录》中写道:“闻法驾入都之日,都人聚观呼万岁……中兴大业,岂灵武草次、靖康偏安之足比哉!”

“灵武草次”指的是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于灵武城重建政权,“靖康偏安”指的是宋高宗。作者以他们为对照,觉得南明可以比这些政权做得更好,完全有中兴的可能。

事实上,这也是有依据的。一方面,南京本来也是明朝的都城之一,本身就有作为行政中心的基础。另一方面,此时的南方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开发,也远比晋朝和宋朝时要发达,已经远远超过北方。南明政权如果能把这些资源统合起来,完全有复兴大明的可能。

可惜,仅仅是可能而已,如果单从纸面上的实力来看,南明确实有着此时最好的条件。但从弘光政权成立的背景就能看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分裂且极为虚弱的政权,并且缺乏号召力。南明政权既缺乏忠诚又能打的军队,又缺乏得力的文官集团。

文官们尽管勉强拥立了弘光帝,却对他极为抵触,经常对于弘光帝下达的旨意阳奉阴违,让弘光帝的许多命令都执行不下去。而在武官层面,江北四镇们本身也只是想靠着拥立弘光帝来谋取富贵而已,他们只在意弘光帝能给他们多大的权势和富贵,对于国事本身都漠不关心,更不用说收复中原了。

而面对清朝入主中原后岌岌可危的天下形势,文官们能想到的也只有一招,那就是所谓的 “联虏平寇”。“虏”是对清朝的蔑称,“寇”是对农民起义军的蔑称,“联虏平寇”指的就是联合清朝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由南明接管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清朝则退居关外。

文官们天真地以为清朝和之前一样,只是入关劫掠而已,劫掠完自然就会退走,那么南明自然可以先和清朝联合打农民军,等消灭农民军之后清军退走,明朝就能重新“统一天下”了。他们还自以为慷慨地许诺将关外的地盘都割让给清朝,问题是此时关外本就被清朝占领,又哪里需要南明来割让呢?

但文官们抱有侥幸心理,还是向清朝派出了使节团,史称“北使团”,希望清朝能在事后退出北京城,回到关外。结果显而易见,梦想着统一天下的多尔衮果断拒绝了南明的请求,并称南明政权为“伪朝”,囚禁了北使团。只是因为此时多尔衮正忙于攻打大顺,暂时还顾不上南明,南明政权这才得以苟延残喘。

按理说使团被囚禁,这已经是很严重的挑衅了,并且清朝明确的拒绝态度也注定了南明和清朝必有一战,部分官员如史可法已经醒悟过来,请求加强淮河防线,抵御即将到来的入侵。但大多数文官武将们依然沉浸在迷梦中,他们中有的人觉得清朝肯定不会打过来,有的人则早就做好了投降的打算,觉得只要投降就能保住荣华富贵。而比起抵御北方的清军,他们对党同伐异,清除马士英和弘光帝的势力更感兴趣。

1645年春,局势进一步恶化。此前镇守武昌,手握重兵的左良玉在部分东林党人的怂恿下发动叛乱,顺流而下进攻南京,声称要“清君侧”,南京的部分文官也响应左良玉,不断诋毁弘光帝。马士英为了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紧急调集了大批军队前去抵御左良玉,与左良玉军队展开激战,而江北的防御则被大大削弱了。

而就在弘光政权还在打内战的时候,清军已经大举南下,几乎不会吹灰之力就夺取了防御空虚的淮北地区,进而渡过淮河,围攻扬州。扬州仅仅两天就被清军攻破,史可法殉国,清军在扬州展开屠城,史称“扬州十日”。清军随后强渡长江,守卫长江的水师将领不战而逃,清军轻易渡江,直取南京。1645年6月,南京陷落,弘光帝出逃后被俘,之后被清朝处死,弘光政权就此灭亡。

弘光政权的覆灭实在令人叹息,作为一个起点如此高,本应有更大作为的“南方政权”,却仅仅存在了一年就彻底覆灭,不禁让人感叹内斗的危害之大。而弘光政权的覆灭也导致清军轻易占领了富庶的长三角地区,此后,长三角地区为清朝提供了大量的税收,支撑着清朝完成了统一,而南明政权也在1662年最终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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