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之望，襄阳谷城人，是南宋初年一位重要人物。他历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四朝，仕宦时间将近四十年，亲历了靖康之变、南宋创建、绍兴和议、隆兴和议等重大历史事件，是南宋初期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王之望初以父辈恩荫步入官场，后进士及第。其早期仕途的升迁与秦桧父子有很大的关系，曾多次上奏巴结秦桧父子以求升官。似是王之望并非碌碌无为之辈，他忠君爱国，为官清廉，心怀百姓，颇有史能，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用。
生平
王之望字瞻叔，于崇宁三年生于襄阳谷城。王之望七岁丧母，“我生不辰，幼遭悯凶，七岁失母”。他是在父亲王纲的悉心抚育下长大的。王纲主张行仁政，爱护百姓，信奉民本思想，他的这些执政理念对王之望后来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建炎元年，金人攻破开封，掳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应天府登基建立南宋。此后不久王纲逝世，时年二十四岁的王之望成了孤儿。
守孝期间，襄阳发生战乱，贼人桑仲率兵攻占襄阳。王之望被迫离开襄阳，西走汉中。在此次战乱中，王之望失去了两个兄弟。襄阳之乱对王之望的思想触动很大，他亲身经历了因战争而带来的伤痛，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明白了战争给底层普通百姓带来的只有悲伤和眼泪。
老百姓渴望的是和平安宁的生活，而不是战火纷飞、四处流浪的日子。所以王之望从政以后反对轻易发动战争，在外交上主张与他国和平相处，如果一定要通过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一定要做好充足的战前准备，不打无准备之战，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要轻易动武，以免生灵涂炭。这正是以后王之望在对金问题上成为主守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绍兴三年，王之望靠荫补获官监台州盐仓，安家于台州。绍兴二年，二十九岁的王之望已为人父，但是却一直未能入仕一展抱负，再加上此时王家家道已经中落，所以王之望大胆上书自荐于时任吏部侍郎的綦崇礼，以求得一官半职养家糊口。
不久王之望即得到监台州盐仓一职。故王之望对綦崇礼一直心怀感激，以綦崇礼门生自居。綦崇礼绍兴十二年逝世时，王之望曾撰文哀悼。王之望绍兴年入仕，默默无闻了五年，这主要是因为他是靠荫补获得的官职。宋代恩萌入仕泛滥之极。宋代前川进士及第出人，而不重用恩荫任子为官者，从多个方面限制荫补人的晋用。好在有了份微薄的俸禄可以养活家庭，不用为柴米油盐而费心，可以安心备考科举考试。
时年三十五岁的王之望科举及第。主考官朱震、试卷官孙道夫对其文才十分赏识：“之望，谷城人。初举进士，考官孙道夫异其文，欲置魁等，众议不同。他日，知贡举朱震持以示人曰：此小东坡也。”
他鲜少有争议的地方，就是曾数次上书秦桧父子求官。王之望虽然数次上书秦桧父子求升迁，但是他并不是秦桧之党羽。王之望并不赞同秦桧的投降的政策。早在绍兴九年，王之望就主张对金人采取守势，既不能以为“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也不能认为“金人之强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而是要“乘其变”时，“我以全制其后，可以万全”。
王之望不仅在处理宋金关系上与秦桧意见相左，而且王之望为政清廉，心系百姓，主张爱惜民力，与民休息，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比如王之望知荆门军时，曾“请命有司编集中兴以来宽恤诏令”，让地方官能够体会朝廷宽恤百姓之意，实行爱民之政；在衡阳期间，相继上了多篇奏议，对于衡阳地区的贼盗问题、渡口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为当地百姓营造了安全的生活环境，使得他们能够安心生产和生活。
王之望向奸相秦桧父子求官的确有失气节，是王之望的不光彩的一面，但是不能因此就把他归为秦桧之党羽，视为奸侯小人，而忽略他执政清廉，为民请命的事实。
思想
尤其是在宋高宗承接大统后，偏安一隅，不思进取，在临安城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上行下效，高宗朝朝野上下享乐主义盛行。各级官僚机构臃肿不堪，冗官冗吏繁多，欺上瞒下，贿赂成风，横征暴敛，官吏扰民严重。内有贪官污吏，外有强敌入侵，百姓苦不堪言，困顿不堪。王之望指出当今为政之要务在于维系远方民心保固根本，提出了安民思想。
王之望的安民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裁汰冗员，整肃吏治，减赋节用。冗官问题是天水朝的顽疾，贯穿了两宋的发展历程。孝宗受禅后，深感“官冗恩滥，议革之，欲定制百官已任子者，遇郊恩，权免奉荐……”王之望应诏上奏，提出改革冗官之弊“不可求速，宜为之以渐。”稳妥改革方为上策。
针对孝宗提出的“今欲遇郊祀之恩，已经奏补者并权免荫补一次”的做法，王之望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名位有高卑，子侄有多寡，若已经奏补者并免荫补次，则贵贱不分，而人有幸不幸矣。”孝宗接受了王之望的建议，“疏奏，亦不果行”。王之望在地方执政期间也注意裁汰冗员，精简机构人数。王之望认为奸吏扰民是社会一大毒瘤，民众对于奸吏的恐惧都已经超过他们对于盗贼的害怕了，由此可见奸吏扰民是多么的严。
对于奸吏问题，王之望认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君主通达下情，严禁官吏胡作非为，扰民生活，同时各级检察机构要发挥作用，加强对基层的监察。同时将朝廷之举措告知民，鼓励百姓检举，百姓检举属实则必赏无疑，宵吏被平报属实则定罚不赦。在王之望看来，这样上下合力，社会风气必然为之一变，百姓将安居乐业。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心生产和生活，直接原因就在于宋科敛过重。
所以要想安民，其中一个直接措施就是减免百姓的赋税。王之望四川任职期间，曾数次上奏朝廷要求减轻川蜀地区民众的赋税。如绍兴二十六年，王之望上奏议《乞减省军中浮费奏》，言：“四川自军兴以来，供亿至重，民不堪命，公私困竭。陛下知之详矣，臣不敢复陈。前岁朝廷遣使裁减，而畏首畏尾，未足以副圣主宽恤之意。”
朝廷虽然已经命人裁减川民的赋税，但是却只是治标而未治本，四川民众依旧困竭不堪，“盖其本原实在军中也。军中之费仍旧，岁计所减必妨。”因此王之望希望朝廷可以减省军中的冗食浮费。减免百姓的赋税的同时更要注意节用，国家财政支出要有节制，不能无节制地乱花。
完颜亮南侵以来，南宋与金战火重燃，抗击金兵成为南宋的首要国家大事，国家财政支出向军队倾斜，军费开支巨大，王之望认为朝廷应该谨慎支出，爱惜民力，对于武将提出的要求不能盲目应允，以防有些武将假借军需之名来满足个人之私利。
他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在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的重民思想，春秋时期就已经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了，“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此后民本思想被历代思想家不断完善与发展。王之望自小就受到父亲的影响，意识到施政者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王之望的父亲王纲为官时，曾经碰到这么一个案子：有五个士兵晚上出瓮城抢劫了门卫的衣服，门卫差点被冻死，幸亏抢救及时活了过来。
按律这五个士兵是要被处死的，但是王纲认为既然门卫未死，不能仅仅因为一件只值几百钱的衲衣而失去五条生命，最后在王纲的努力下这五个士兵都未被处死。由此例可见王纲对生命的重视。由于父亲的言传身教，再加上自小熟读儒家书籍，使得民本思想在王之望身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王之望从政之后，屡次劝告呈帝要以民为本，为政以德，行仁政。这使他成为一名爱民、恤民的封建官吏。
结语
通过考察王之望的一生，发现他虽然还称不上是位优秀的人，但也绝非碌碌无为之辈。王之望成长于两宋之交，仕宦于南宋初期，经历了两宋之交的动荡，深刻体会到了国家实力之贫弱、底层百姓生活之动荡不安。正是少年时期的这段经历，使得王之望步入仕途一直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力图给广大的百姓一个安定和平的生活、生产环境。
王之望为官清廉，不贪财，蜀中为官九年，却“无一毫生业”。他忠君爱国，为官能够恪守己职，心怀国家、百姓，敢于谏诤，不畏强权。王之望没能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做个民族英雄，积极北伐以复故疆，而是在行事和军事上都有一些保守。王之望虽有一系列的缺点，但是瑕不掩瑜，他一生忠君爱国，忠于职守，关心民瘼，爱惜民力，颇有吏能，是封建社会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的一生还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