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轮回性地发展的。
像“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不是就与“春秋战国”时代，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呢？
她们这两个时代，明显地，都是那种绵延几百年的战乱与动荡时代啊。
当然，他们之间也是还有不同的。
就是，“春秋战国”时代，那基本上只是内乱，却没有什么外患。
她这个时代的“尊王攘夷”，就让人感觉，这个时代的我们华夏民族呀，是很了不起的。
虽然是自己的内部打得很凶，但是，对外部势力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华夏民族，就是不容侵犯的，是吧？
但是，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很不一样耶。
她是内乱、外患一起来呀。
她这个时代的“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真的是让人感觉，这个时代的我们华夏民族，实在是很窝囊、很卑贱哪。
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时代，在经历了她们中间的秦汉时代之后，就会具有这样的相同和不同呢？
在这样的相同和不同的背后，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东西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她们这两个时代的相同之处。
她们这两个时代，是两个同样地长期战乱和动荡的时代；而她们长期战乱和动荡的原因，其实，也是一样的。
这个原因，就都是因为她们各自前面的那一个统一王朝，都被王朝下面的势力集团给架空了，王朝的天子或者皇帝，都成为了势力集团的傀儡，甚至，是直接就不存在了。
这样，她们那两个时代的整个社会秩序，就崩溃了；那两个时代的整个天下，就轮番地由不同的势力集团，你方唱罢我登场——“挟天子以令诸侯”。
甚至是，实力派的势力集团，直接就一脚踢开了天子或皇帝，凭着他们自己的实力去称王称霸了。
她们你征我讨、混战不休，直到最后，有一方终于胜出，才结束了这个时代，使得天下重新回归统一。
那么，她们这两个时代的不同之处，又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能够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做到“兄弟阋xì 于墙，外御其侮”；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却会在内乱之中，还有人去开门揖盗，以致于造成“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的后果呢？
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个名义上的周天子——“周王”的存在。
所以，“春秋战国”时代就还有一份基于周天子——“周王”而产生的“尊王攘夷”的道德感存在。
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与周天子——“周王”具有相同地位的汉朝皇帝——汉献帝，从一开始，就被那个魏王曹丕，给废黜了，给谋权篡位了。
魏王曹丕他自己当了皇帝。
所以，以后的一代一代的皇帝，就都是和这个魏王曹丕一样，都是由谋权篡位而来的。
因为他们都不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都不具有法统上的宗法意义，都得不到天下的认同，所以，她们的谋权篡位，就使得当时的天下，失去了“尊王攘夷”的道德感。
在没有了“尊王攘夷”的道德感相约束的情况下，各方势力集团，为了在事关本势力集团之生死存亡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就纷纷地向外部引进外来的少数民族势力，来为己所用。
而他们的这种短视性的行为，虽然并没有开门揖盗的本意，却实际上造成了开门揖盗的后果，以至于在后来的进一步的天下大乱中，那些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就会乘乱崛起，从而形成了“五胡乱华”、“衣冠南渡”的局面。
那么，“春秋战国”时代的周朝天子，为什么会存在得那么久呢？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汉朝的汉献帝，为什么从一开始，就会被魏王曹丕给废黜了呢？
这就与西周王朝与东汉王朝，这两个朝代的政治体制有关了。
西周王朝的政治体制，是“分封制”；而东汉王朝的政治体制，是“郡县制”。
这个“分封制”的法统，是宗族性的；而“郡县制”的法统，是社会性的。
就是说，在西周王朝的“分封制”下，周天子和各个诸侯国的关系，是宗法性的关系。
周天子就是像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他只能管理大家族的公共事务，而并不能管理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事务，各个诸侯国在自己的内部事务上，相对周天子是独立的、自由的。
那么，因为周天子对各个诸侯国的内部事务没有约束力，所以，各个诸侯国，就不会在意这个对他们没有约束力的周天子的继续存在了。
但是，在东汉王朝的“郡县制”下，东汉王朝的天下，是刘姓一家的，各个郡县并没有独立的自我管理权，东汉王朝的所有官员，都是皇帝的聘用人员，他们都是给皇帝打工的。
所以，在理论上，东汉王朝的所有的官员，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官，都必须根据皇帝的诏令去行事，他们是没有自主权去决定自己分内的任何一件政治上、或军事上的事情的。
那么，在事事都要请示皇帝，不然就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那些实权性的人物，怎么甘心，自己什么事情都要去向那个徒有虚名的皇帝请示汇报呢？
所以，废黜那个徒有虚名的皇帝，自己做个真皇帝，让别人来事事向我请示汇报，这就是那些实权人物的必然选择了。
这就是周朝天子会存在得那么久，而汉朝的汉献帝从一开始，就被魏王曹丕给废黜了的原因。
那么，我们又不免继续发问，为什么周朝会是“分封制”，汉朝会是“郡县制”呢？为什么她们这两种政治体制，都避免不了天下大乱，甚至是，“郡县制”的结果，还会比“分封制”的结果要更加糟糕呢？
这就不免又要涉及到，不同生产力条件下的土地关系了。
西周时代的生产力，是以石器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所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
而既然是奴隶制，那么，奴隶主就必须要有军队，用来压迫奴隶们从事劳动。
这就使得每个奴隶主部落，都有自己的军队。
他们的军队，不仅对内压迫奴隶们劳动，对外，也可以去攻打其他部落，去兼并其他部落的土地和奴隶。
正是由于部落之间会进行战争，会进行土地和奴隶兼并，所以，西周王朝才会实行分封制，规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这都是为了维护天下秩序，制止部落之间的土地和奴隶兼并。
但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王朝没有实际的硬实力去约束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的情况下，朝廷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
这就是周朝到最后天下大乱的原因。
而秦汉以来的生产力，是以铁器工具为主要生产工具的生产力。
这种生产力所适应的生产关系，就是富人向穷人租赁土地和工具，以取得租收的生产关系。
因为这种生产关系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不需要地主以武力去压迫农民们进行劳动了。
所以，这时候的地主们，就不需要养活军队，不需要利用军队来保卫生产。
那么，这时候的地主们，还能不能够进行土地兼并呢？
他们这时候虽然没有军队，不能够进行武力性的土地兼并，但是，他们有钱，他们还能够通过买卖来进行土地兼并。
而土地兼并的后果，一是导致穷富分化，社会发生动乱；二是大地主隐瞒土地数量，使朝廷减少税收，朝廷财政发生亏空。
这两种后果都是朝廷所不愿看到的，所以，朝廷会打击和制止土地兼并。
那么，地主们的应对措施，就是在朝廷的官僚体系中安插自己人，使朝廷政策无法约束到自己。
这样，朝廷被门阀士族所架空，皇帝，就成了孤家寡人。
这也就导致了“魏晋南北朝”时代，对“春秋战国”时代的重复；甚至是“郡县制”的结果，还会比“分封制”的结果要更加糟糕。
而在他们的这个重复之中，我们也发现，她们之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这又一个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发生了地主阶级联合奴隶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变法运动”。
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却没有这样的“变法运动”，反而是有一种“五胡乱华”所导致的中原地区地主贵族的“衣冠南渡”运动。
那么，“变法运动”，和“五胡乱华”导致的“衣冠南渡”运动的本质，分别是什么呢？
“变法运动”的本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领导奴隶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斗争。
而“五胡乱华” 导致的“衣冠南渡”运动的本质，则是民族斗争，是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向压迫他们的汉族地主贵族，寻求民族的平等与独立的斗争。
而从“变法运动”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和“五胡乱华” 导致的“衣冠南渡”运动的民族斗争的本质，我们也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社会发展方向，实际上是相反的。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种生产力的水平达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催生出了一个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所以，才有阶级斗争，才有“变法运动”。
她就是通过“变法运动”，通过阶级斗争，使一个先进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取代了一个落后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对立统一的生产关系。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达到了她的最成熟的阶段，从而促进了这个时代的生产大扩张。
正是因为生产大扩张，需要更多的劳动者，所以，才会导致先进的中原地区，大量地向周边的落后地区吸引移民。
而这样的吸引移民，就是汉族地主贵族，没有那么多的劳动力从事生产了，就去招聘那些少数民族的劳动力，来满足他们的生产需要。
那么，这些移民，从落后地区进入到先进地区，是来做人上人的呢？还是来给这些先进地区的地主贵族当奴隶的呢？
他们肯定不是来做人上人的，而是来做奴隶的，是来接受阶级与种族的歧视、压迫、和剥削的。
而这样的阶级与种族的不平等，最终，必然会转化为阶级仇恨和民族仇恨。
这也就导致了后来的“五胡乱华”，有了“五胡乱华”，也就有了“衣冠南渡”。
那么，除了以上的不同之外，“春秋战国”时代和“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有什么不同吗？
还有啊。
“春秋战国”时代，是落后的西方秦国的“变法运动”取得了成功，从而挥师东向，横扫六国。
而“魏晋南北朝”时代，则是“五胡乱华”导致中原地区的汉人贵族“衣冠南渡”，北方中原地区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而少数民族又仰慕汉人的先进文化，又大量吸引汉族中的落魄贵族和下层读书人，到他们北方去做官，去通婚，这样就造成“胡人汉化”、“汉人胡化”。
而最后的结果，就是由北方的“胡汉混合”的隋朝政权，统一了中国。
那么，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在落后的秦国取得成功呢？
又为什么“魏晋南北朝”时代，是由“胡汉混合”的隋朝政权，来结束这个长达几百年的天下动乱呢？
之所以“春秋战国”时代的“变法运动”，是在落后的秦国取得成功，那就是因为，秦国经济落后，使得她的奴隶主贵族的势力不够强大，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对能够与奴隶主贵族势力取得平衡。
这就导致秦国的君主，能够掌握权力、掌握秩序，从而有能力推行“变法运动”。
而东方六国，之所以不能够开展“变法运动”，不是他们的君主不想开展“变法运动”，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经济发达，导致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势力强大，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对弱小。
而这样的一种社会不平衡，就导致六国的君主，都是一些跛脚鸭，他们不搞“变法运动”，还可以当个名义上的君主；一旦搞“变法运动”，那么，你今天宣布“变法”，明天就得下课。
你这个位子，你不想坐，还有的是人想坐呢。
傀儡君主，也是个君主呀。
所以，秦国能够横扫六国，并不是因为秦国先进，恰恰是因为秦国落后。
六国之所以沦亡，并不是因为他们落后，恰恰是因为他们先进。
但是，先进的经济文化，会窒息先进的政治文化；先进的政治文化，恰恰是只有在落后的经济实体中，才能够得到成长，才能够彰显出其推动历史前进的价值。
这就是秦国能够后来居上，从而横扫六国的原因。
那么，“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所以是由“胡汉混合”的隋朝政权来结束，隋朝政权，之所以能够最后统一中国，那就是因为，不同的文化实行杂交，可以取得杂交优势。
杂交性的文化，可以充分地保留双方的优点，而弥补双方的缺陷，从而实现淘优汰劣。
所以，通过文化杂交而形成的隋朝政权，相对南方的单一文化的汉族政权，具有文化上的优势，这就是她能够最后统一中国，结束“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乱世的原因。
最后，我们来大概地梳理一下，这个“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发展过程。
东汉王朝发展到她的后期，由于地主阶级的两极分化，有的地主上升为土豪，有的地主衰败成贫民，于是，“土地兼并”的现象就发生了。
当然，伴随着“土地兼并”现象发生的，是那些土豪地主与官府官僚的狼狈为奸，从而架空朝廷政权。
朝廷在不能信任她的官僚系统的情况下，就只好仰仗于和自己关系亲近的外戚与宦官。
而外戚与宦官之间的争斗，就终于酿出最后的董卓之乱。
董卓之乱加上农民起义，就导致东汉王朝彻底瓦解，地方势力演变成军阀集团而相互兼并，最后，就形成了魏、蜀、吴三国。
在魏王曹丕废黜汉献帝，自立为帝的带动下，蜀王刘备，和吴王孙权也自立为帝。
然后，司马氏依样画瓢，也废黜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成立西晋王朝。
由于西晋王朝也是通过谋权篡位而来的，她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地方上的世家大族在各自当地的影响力，远超了西晋王朝的帝王。
所以，为了避免其他的世家大族或者朝廷权臣依样画瓢，篡夺他们司马家的皇位，西晋王朝就分封了自家各宗室的成员为王，作为在地方上维护皇权的力量。
但是，这就是历史的倒退啊，这就是回到了刘邦时代的“郡国共存”啊。
所以，它就必然导致汉景帝时代的“七王之乱”的重演啊。
不过，它现在不是“七王之乱”，而是“八王之乱”。
而这个“八王之乱”的后果，就是这个西晋王朝统治集团的力量，被消耗殆尽，导致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迅速爆发。
那么，这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就是这八王为了争帝，他们需要不断地充实自己的实力，当内地的劳动人手满足不了他们的需求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想到去吸纳周边少数民族的人员，来充当他们的奴隶。
这在他们当时来说，肯定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从长远的后果来看，那就无异于是开门揖盗了。
当他们各自的力量被消耗殆尽之后，被他们残酷压迫的少数民族，也就揭竿而起，从而形成“五胡乱华”。
而在“五胡乱华”中，这些汉族地主贵族就“衣冠南渡”，去南方建立东晋王朝。
由于东晋王朝本身就是西晋王朝“八王之乱”的结果，内部的权力争斗不会停止，加上他们来到东吴，与东吴本地的地主贵族关系又不融洽，所以，各方面的因素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是偷安于江东，不可能有北伐返回故土之心。
幸亏北方匈奴、羯jié、鲜卑、氐、羌等五个主要少数民族，和汉族留下来没有南下的一些人陷入了分裂混战的状态。
从匈奴贵族刘渊于西元304年建立汉国，西元316年灭掉西晋，到北魏鲜卑拓跋部于西元439年统一北方，这130多年的时间里，北方各民族相互争战，先后建立了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前凉(汉)、前秦(氐)、后秦(羌)、后燕(鲜卑)、西秦(鲜卑)、后凉(氐)、南凉(鲜卑)、西凉(汉)、北凉(卢水胡)、南燕(鲜卑)、北燕(汉)、夏(匈奴)等十五个政权，连同西南巴氐族建立的成汉，共十六国，和东晋汉族政权长期对峙，史称五胡十六国。
另外，加上汉人冉闵建立的魏、丁灵翟氏建立的魏、武都氐帅杨氏建立的仇池国、鲜卑慕容氏建立的西燕、鲜卑拓跋氏建立的代五个政权，前后总计是有21个政权。
在东晋与北方21个政权的对峙中，虽然双方互有攻伐，甚至还有像“淝水之战”那样的大战，但是，因为各自都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内部矛盾，所以，总体说来，南北双方都是各自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对于进攻对方，双方都是力不从心。
西元420年，东晋权臣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立宋国，史称南朝宋，东晋至此灭亡。
到西元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到南北朝时期。
在东晋王朝的时候，重要地区都是用大族作镇将的，因而就形成了割据的局面。
到南朝宋，刘裕改用皇子作镇将，从此，朝廷就不再受大族重镇的威胁。
另外，刘裕多选用寒门士子作为朝廷重臣，原来的高门大族，只能做名大权小的官员，这对削弱士族的政治势力，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因为子孙的不肖，西元479年，兰陵萧氏出身的萧道成取代刘宋自立，建立了南朝齐国。
西元501年，雍州刺史萧衍乘齐朝廷内乱，结束南朝齐国的统治，建立南朝梁国。
西元557年，陈霸先废梁敬帝，自立为帝，建立陈朝。
此时，中国南方经过了多年的战乱，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注定是要短命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从西元439年北魏统一华北开始后的北朝。
北魏是由原居于东北兴安岭一带的鲜卑拓跋部所建的，又称元魏。
他们先是从兴安岭南迁到蒙古草原，靠游牧为生。
在“五胡乱华”正凶的西元338年，他们的首领什翼犍建代国，称代王。
那时他们还是在草原上，就是现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
但是，这个国家被前秦的苻坚给灭了。
到西元386 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继称代王，重建国家，不久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
西元395年-439年，北魏先后击灭后燕、后秦、大夏、北凉、西秦、北燕等割据势力，统一北方。
到西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大举改革。
他的改革，简单来说就是“胡人汉化”。
他采用汉族的官制和律令，规定朝廷中必须使用汉语.，官员及其家属，必须穿戴汉族的服饰，还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并且鼓励鲜卑族与汉族通婚。
在思想文化上，他号召学习汉族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胡人汉化”，但是，又在这个民族的大融合中，导致了“汉人胡化”。
这个影响，到后来的唐朝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安史之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汉人胡化”的结果。
西元524年，由于北魏首都南迁洛阳后，北方六镇鲜卑和鲜卑化贵族与将士的待遇及升迁，不如洛阳的鲜卑贵族，导致北方六镇将卒不满，从而爆发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导致军阀割据，皇室被架空。
西元534年，孝武帝元修脱离权臣高欢，从洛阳逃至长安，投靠北魏将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泰。
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政权由宇文泰掌握，史称西魏。
西元557年，宇文泰之侄宇文护，迫使魏恭帝禅位，西魏灭亡。
宇文护以宇文泰年幼的第三子宇文觉为帝，国号周，史称北周。
当年九月，宇文护杀宇文觉，立宇文毓yù为帝。
西元560年，宇文护又毒死宇文毓，立宇文邕yōng为帝，史称北周武帝。
西元572年，周武帝宇文邕智诛权臣宇文护，亲掌朝政。
另一边，权臣高欢在孝武帝元修逃往关中后，拥立年仅十一岁的孝文帝的曾孙元善见为帝，这就是东魏。
西元550年，孝静帝禅位于高欢之子高洋，东魏灭亡。
高洋立国号为齐，史称北齐。
西元577年，北周攻灭北齐，北方统一。
西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为隋，北周亡。
西元589年，隋文帝杨坚派晋王杨广南下灭陈。
至此，自东汉末年以来的“三国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大动荡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