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观察网 历史 对于北方人来说,王安石变法才是祸国殃民

对于北方人来说,王安石变法才是祸国殃民

一、

这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不过来龙去脉是清晰的。

北宋和汉唐明等王朝相比,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直接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立国。

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了北宋的基因。

因为江山是赵匡胤继承自后周的,那么为了团结后周的文官,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班子要保留下来吧,否则就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赵匡胤的江山就坐不稳。

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兵变都很频繁,结果就是武将权重,赵匡胤为了降低反抗的烈度,就必须保留武将的地位,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

文官和武将都原封不动,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也不能动,北宋便没有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也就没有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

由于以上的特点,北宋自从立国起,就有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汉唐明用一百年走完的路,北宋直接一步到位,相当于别人六十岁做保安,你二十岁就做了小区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吸取了五代十国到处是骄兵悍将的教训,决定进行科举扩招,重用文人士大夫们,并且在土地、工资等方面给与优厚的待遇。

这样一来,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越来越膨胀。

而得到利益的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保住利益,尽量避免任何变动,于是北宋养成了“不折腾”的政治风气。

大国崛起不需要、土地分配不需要、改革制度也不需要,只要大家能岁月静好,一切都是OK的。

但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膨胀,必然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萎缩的双重困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教科书里说的冗员、冗兵、冗费。

到了宋仁宗年间,官员人数从1万人暴涨到2.4万人,导致“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禁军人数到了80万,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借用了这个数字。

而官员和禁军的数量膨胀,再加上皇帝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结果就是“天下财赋岁入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挣的多花的多,赤字水平保持的非常稳定。

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们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延长国祚,避免出现江山倒易的危险。

北宋的主流政治风气,逐渐从“清净”向“有为”转变,改革变法成为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

于是宋仁宗年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理念星火相传。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简单过渡几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雄心勃勃的准备改革图强。

此时,北宋有两种改革方向,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没错,司马光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是主张改革的,只是和王安石的理念不同。

司马光建议,“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力救其弊”,即不要大规模授官、取消对文武官员的不必要赏赐、皇帝节省用度、朝廷减少开销。

减少开销降低税赋,让朝廷和百姓都能喘口气。

司马光的思路是,既然重新分配土地不现实,那就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能苟一年是一年,真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也没办法。

而王安石建议,“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即现有的财政开销可以继续保持,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

那什么是理财呢?

其实王安石的理财,不是代表劳动人民清算官僚地主的阶级运动,也不是改变生产关系或者促进生产力,而是国家改变财赋的征收方式,用一切手段搞钱。

用王安石的话说,“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

看到了吧,王安石不是均田地,是均赋税。

如果理财的刀砍到官僚地主身上,那就说声对不起,如果理财的刀砍到百姓身上,那就苦一苦百姓。

反正,我王安石就是要钱,你们看着办。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改与不改的分歧,而是改什么、如何改的分歧,这是改革的路线斗争。

二、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

司马光不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不可能彻底改变北宋积重难返的局面,无非是把致死病调理成慢性病,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到来。

但动了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就能改变北宋的局面了吗?

大概率也不行。

北宋走到那个时候,已经立国百年了,如果算上五代十国的既得利益者,整个历史周期律已经走了一百五十年,可以说,既得利益者是北宋的支柱。

如果彻底推倒重来,既得利益者们必然抛弃赵官家,重新选择利益代言人,那结果就是天下大乱改朝换代,北宋连一天都苟不下去。

司马光的改革理念,不是最好的,但起码不是最差的。

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完全着眼于理财,同时以理财为手段抑制兼并,但王安石又怎么能保证,理财的改革政策一定能抑制兼并呢?

比如青苗法是每年青黄不接时,官府给农民贷款,秋收后连本带息一并偿还,年息是两分,比民间私人贷款利息低很多。

政策是有利于农民的,但金融贷款的权力收归官府,官府又没有适当的监督,结果就是腐败和层层加码。

很多地方春季发放一次贷款,秋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然后秋季再发放一次贷款,春季收回本金和两分利息,这样一来,两分的年息变成四分。

相当于贷款十万块,王安石规定收利息两万,地方官府能收回四万甚至更多。

这些钱自然都出在农民身上。

那农民不借高利贷行不行?

不行。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借钱就活不下去,而且官府有放款指标和盈利指标,完不成任务是要摘乌纱帽的,所以官府会主动给农民放款,留下一句话:

“这些钱你拿着,半年后连本带息给我,就这么定了。”

青苗法,就这样演变成官府强制发放的高利贷。

在徭役方面,原本北宋实行的是差役法,即轮到出徭役的时候,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各尽其能。此外还有大量“下户”可以免徭役。

王安石认为,没钱的人强制出徭役,必然耽误农时,不利于北宋的经济发展。

于是王安石推出免役法,不论家庭资产多少、上户还是下户,都要给官府交钱,官府用这些钱招募劳动力做工程,这样便不耽误农时。

对于富人来说,差役法和免役法没有区别,反正都要出钱。

但对于穷人来说,实行差役法的时候可以“以身代钱”,现在实行免役法必须“以钱代身”,那些免徭役的下户也得出钱。

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而穷人的有余是身体,不足是钱,王安石的免役法恰恰反过来了,损了穷人的不足。

保甲法是兵农合一的强制征兵制度,这就导致农民在出钱之后,还得出人当兵,司马光评价为“舍耕桑、事战阵、一身两任。”

最关键的问题是,王安石改革政策的核心是货币,但在美洲白银流入中国之前,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始终不足,所以唐朝用绢帛做为货币的替代品。

在王安石追求货币的改革政策下,原本就数量不足的货币,价值开始迅速攀升,可能之前一文钱能买一斤米,现在一文钱能买五斤米。

于是为了给官府交够规定的钱,农民必须多卖粮食,有人甚至卖田卖房、典妻鬻子。

在这个过程中,官府、官员、豪商又能赚一波。

回顾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可能本意是好的,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就是,既要农民出钱出力,又要农民感恩戴德,还要富国强兵,典型的献了钱再献身,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这样的改革,很难说比司马光的改革理念强到哪里去。

所以王安石改革几年以后,被剥夺经济利益的地主豪强不满意,被以改革之名排挤的官员不满意,被剥削财产和身体的农民不满意,但朝廷的财政收入,从宋真宗景德年间的683万石,增长到宋神宗熙宁年间的5201万石。

说到底,王安石改革是一场不发展生产力、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国进民退。

三、

同样是改革派,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政治理念为何截然不同,王安石又凭什么认定,他的改革理念是完全正确的?

答案很简单,南北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风气,塑造了王安石和司马光。

五代十国的各系军阀里,太原李克用和汴梁朱温是实力最强劲的,923年李存勖灭后梁,河东系开始一枝独秀,此后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本质上都是是河东系的延续。

所以北宋的政治法统,源头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政治上属于北方政权。

从人事构成上来说,开国皇帝赵匡胤是幽州涿郡人,开国功臣赵普是幽州蓟县人,后来的宰相里,吕端是幽州安次人,吕蒙正是河南洛阳人,寇准是陕西渭南人,韩琦是河南安阳人,富弼是河南洛阳人,文彦博是山西介休人,司马光是山西夏县人。

这些都是清一色的北方人。

也就是说,北宋初期是由北方人主导的北方政权。

但是自从宋太宗赵光义搞科举扩招开始,南方人逐渐通过科举参与政治,并且希望在北宋的政坛中,开拓南方人的生存空间。

经过近百年的积累,到了宋神宗年间,南方人的代表便是王安石。

所以王安石的早期政治生涯,结交了韩琦、富弼、文彦博、司马光等北方人,一旦执掌政权开始改革,搜罗的改革派成员便都是南方人,如王安石是江西抚州人,吕惠卿是福建泉州人,曾布是江西南丰人,章惇是福建南平人。

可以说,王安石借北方人的支持执掌朝政,然后联合想夺取北宋政权的南方人搞改革,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北方人的反对。

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表象是改革路线之争,背后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地域性权力斗争。

而改革路线之争、地域性权力之争,最终目的是夺取朝政的主导权,制定倾向于己方的政策。

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是南北方的经济基础。

北宋时期的南北方经济总量,差不多是五五开,比汉朝的北富南穷、明朝的南富北穷均衡一些。

但经济总量的均衡,不代表经济模式相同。

北宋的北方,依然是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田里种出来的粮食用做口粮、种子、交税,没有大量的市场交换,货币流通量也很少。

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更适合司马光等北方人的改革路线——经济上降低财政开销,政治上不折腾,以稳为主。

而南方经过六朝和晚唐的开发,农业已经完全成熟,再加上内陆的江河湖泊和海外贸易,导致南方产生“农商并重”的经济结构,市场经济繁荣,货币大量流通。

所以南方的经济基础,更适合王安石等南方人的改革路线——以货币为中介物,在经济上解放人力,在政治上推动官民交易,最终士农工商围绕货币,重塑国家模式和社会结构。

站在司马光和王安石的立场上,他们都有各自的道路,但北宋是大一统国家,不可能根据南北方经济基础的不同,就搞一国两制。

到底用哪种经济模式的政策改革,那就需要争一争了。

宋神宗选择了王安石,把适合南方经济的政策推广到北方,于是便产生了南方喜气洋洋,北方怨声载道的局面。

北宋文人邵伯温就说:“吴蜀之民以雇役为便,秦晋之民以差役为便”,即北方人喜欢旧的差役法,南方人喜欢新的免役法。

罗从彦也认为:“安石之法,正如杨炎之两税,东南人实利之”,说王安石的改革政策,只适合东南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成为南方经济的代言人,激进的改革派都到了王安石的旗下,司马光成为北方经济的代言人,温和的改革派,拥护司马光为拨乱反正的老同志。

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归根到底是南北方的经济模式之争。

四、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从秦到唐,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关东和关西之争,从宋到清,中国历史的主线是北方和南方之争。

如果说安史之乱是东西之争的终点,那么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就是南北之争的起点。

终北宋一朝,围绕王安石改革产生的新党和旧党,始终在政治斗争的最前线,新党上台清算旧党,旧党上台清算新党,直到女真南下,把汴梁一锅端了,才结束这场六十年的斗争。

后来南宋不积极北伐,并且提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和新旧党争未尝没有关系——

既然争不出结果,不如南北分家另起炉灶,用自己的经济模式过自己的日子,不必照顾另一方的感受。

后来朱元璋混一南北,再造中华,但南北方的隔阂依然很严重,直到朱元璋在科举上分南北榜,朱棣迁都顺天府、疏通大运河,才在政治经济上打通南北,重新奠定中国大一统的根基。

不过在人事方面,明朝阁老们还是以南方人为主,难得出一个北方籍的内阁首辅张四维,还是以清算张居正改革的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张四维和张居正的斗争,也可以视作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翻版。

到了明朝末年,不论是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还是北方地主和满蒙结盟征服南方,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北方小农经济对南方货币经济的清算。

而清朝末年,要求独立西化的革命党兴起于东南沿海,保皇派则集中在北方内地。

千年历史上,真正混一南北的政权,只有以全民公有制为经济基础、政治上党领导一切、人事方面讲究五湖四海的新中国。

没有区别了,人心也就定了。

不过随着改革开放,南方沿海地区迅速崛起,国企和重工业基地集中的北方积重难返,南北方重新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基础。

所以现在要求全球化自由经济的,大多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人,崇尚计划经济和体制的,北方人居多。

最近疫情放开,江浙政府马上组织企业出国抢订单,北方省份还在纠结要不要做核酸、病毒大规模传播怎么办。

这些行为的背后,还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现实理念。

所以吧,司马光和王安石之争远远没有结束,以后还会以相同的内核、不同的形式,继续演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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